近代学者认为，广义定义的国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总称谓。那么，国学当然就不应该是中国某一个地域的或是某一个民族的。我们通常讲“中华文化”，讲“传统文化”，从没有人冠以“汉族”。这是因为中华文化本来就是对我国五十六个民族文化的总称，而传统文化也同样是五十六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在广义定义的国学中，民族与民俗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内容，各个民族对国学作出的卓越贡献更是不容忽视的。由于汉族在人口上的绝对多数，其他五十五个民族只能称少数民族。但是，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每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的贡献与地位，决不是以人口多少来论计的。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讨论和介绍的重点是国学中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各民族的发展与融合
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统一与强盛，又必然是很妥善地处理好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才使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得以维系，得以凝聚，得以发展至今。这就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民族发展与融合的文化。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分需要今天的国学研究者深入探讨的。
民族，按照《辞海》上的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们国家的五十六个民族，正是按着这样的定义确定的。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各自发展，又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一个大家庭，都各自走过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我们就以藏族为例，谈谈中国民族的发展与融合吧。
文成公主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名人了。她的名字在汉藏两大民族中可谓家喻户晓。文成公主生活在唐朝初年，即公元七世纪。那正是唐朝贞观之治的繁荣发展时期。当时在中国西部，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祖先吐蕃（音：bō）人日益强大起来。大约在公元620年，吐蕃人首领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统一了西藏各个部落，发展农耕和游牧。不到十年，论赞弄囊被毒死，吐蕃发生内乱。松赞干布平定叛乱，维护了吐蕃王朝的统一，并把都城迁到逻些（今拉萨市）。之后，他又创文字，定法律，立官制，建成吐蕃奴隶制政权。松赞干布非常羡慕唐朝，就派出使臣，带着厚重的礼物，到唐朝都城长安，向皇室求婚，以结盟好。但唐太宗没有同意。六年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他的大相（相当于宰相）禄东赞带上更加厚重的礼品——黄金三千两、珍宝数百件，再次去长安求婚。
传说当时到长安求婚的有五个边疆少数民族王朝的使臣。究竟把公主嫁给谁呢？唐太宗决定出几个难题，考考这些使臣再做决定。唐太宗拿出一颗九曲明珠和一束丝线，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能用丝线穿过明珠中间的孔把珠子提起来，我就将公主嫁给谁的国王。”这颗九曲明珠有两个相通的孔，一个在正中，一个在侧面，中间由一条弯了九道弯的孔道相连，孔道又细弯又多，软软的丝线要想穿过去，几乎没有可能。几位使臣轮番试穿，都失败了。禄东赞很快想出办法，他让随从捉来一只蚂蚁，揪下一根马尾鬃。他把马尾鬃一头拴在蚂蚁腰上，然后把蚂蚁放入九曲明珠内，马尾鬃另一头捏在手里，不断向蚂蚁吹气。蚂蚁很快就拉着马尾鬃从另一个孔钻出来。禄东赞再把丝线接在马尾鬃上一曳，丝线就穿在了九曲明珠上，明珠便被提了起来。唐太宗拍手称赞禄东赞的机智。
接着，唐太宗把五位使臣带到御马场，又出了第二道难题：“左边围栏中有一百匹母马，右边围栏中都是它们刚生下不久的小马驹，也是一百匹。给你们每人一天时间，把它们的母子关系辨认出来。”四个使臣瞪着大眼直摇头，认为这个题出得简直没有道理，根据什么特征才能判断出马的母子关系呢？他们都退出了，只有禄东赞表示可以办到，但要求御马场必须听他管理。第二天五国使臣跟着唐太宗来看结果。只见禄东赞让人把两个围栏同时打开，小马驹一个个跑向自己的母亲去吃奶。一对对母子辨认得清清楚楚，让唐太宗十分惊讶。禄东赞告诉唐太宗，这是根椐他们藏族游牧生活经验，让人昨天不给小马驹喂奶和水，饿了一天的小马驹一放出来自然就会去找它们各自的母亲了，而且绝对不会有错。禄东赞说完，就向唐太宗请求将公主嫁给国王松赞干布。唐太宗说：“还要再考一次才能决定。”
当天午夜时分，唐太宗又想出一个难题，立即传召五国使臣进宫。五国使臣分别住在不同的住所，他们跟着传召使赶往皇宫。只有禄东赞担心自己第一次来长安，路途不熟，怕半夜回来找不到路，嘱咐随从在沿途拐弯处做个记号。使臣们进了宫才知道是唐太宗请他们看戏。他们不知这又是什么难题，看得十分仔细。可是直到深夜戏演完，唐太宗才说话：“你们各自回住处吧，谁最先回到住处，就把公主嫁给谁的国王。”这么大的长安城，路不熟，再加上天黑，自己怎么返回住处？四国使臣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回摸，直摸到天亮，才陆续回到住处。只有禄东赞按着去时做的记号，很快回到住处。
就这样，禄东赞连破五题。唐太宗认定，松赞干布的使臣都这么智慧过人，松赞干布一定是个英明的君主，决意将文成公主嫁给他。这就是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唐太宗五难婚使”的故事。当然历史事实不一定就是这样，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藏族人民的智慧与才干。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唐朝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文成公主带去了许多经书、诗书和医药、农学等方面的书籍，还带去了粮食、蔬菜种子和生产工具。这是中原汉族文化第一次与藏族文化相融合。由于文成公主信奉佛教，也带去了佛经、佛像。松赞干布在她的影响下，开始提倡佛教，修建了西藏最早的佛教寺院——大昭寺。至今在拉萨市中心还能见到这座精美的唐代寺庙。
公元八世纪又有金城公主入藏和亲；公元九世纪又有唐朝与吐蕃会盟（至今唐蕃会盟碑还矗立于大昭寺西门外）；到宋代（公元十一世纪）开始设节度使，对西藏进行行政管辖；元朝在西藏设置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明朝在西藏设置了行都指挥使司等地方行政机构；从元、明、清开始，均在京城设置管理西藏的专门机构，而清朝又开始派出驻藏大臣，全称是“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实际上就是清政府派驻西藏的地方行政长官。
在北京的雍和宫里有一方始建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的巨大的方形石碑，这方碑立在大殿前的黄琉璃瓦顶的亭子里。一般的石碑正面宽，侧面窄，而这个碑四面一样宽，与平常的碑大不相同，碑高6.2米，每一面宽1.45米，四面分别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上了乾隆御笔的《喇嘛书》。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这个《喇嘛书》里说了些什么呢？碑文中首先讲述了藏传佛教的命名、来源和发展，以及大清皇帝保护喇嘛教的道理，同时总结了元朝的历史教训，告诫他的子孙对喇嘛决不可曲庇谄敬，避免重蹈元朝失控的复辙。进而讲述了他两次派军入藏，击退入侵的廓尔喀军，制裁上层喇嘛进行的分裂活动，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事实。还着重指出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和弊病，提出整顿和改革的办法。碑文几乎是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西藏政策的全面阐述。乾隆御笔撰写这个碑文，实际上是宣告天下：西藏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其中，活佛转世实行“金瓶掣签”制度，也是在这个碑文中定下来的。这是我们领土完整的一个铁证，也是我们民族大团结最具历史价值的一方石碑。
以上我们极为概括和简略地介绍了汉藏两个民族发展、融合的历史。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发展、融合的历史，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与之相类似的历史过程。比如“和亲”，从公元前二世纪汉高祖刘邦时代就出现了。美丽动人的“昭君出塞”的故事，就是公元一世纪汉朝与匈奴（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和亲的真实记载。隋唐时代还有与突厥（中国西北部少数民族的祖先）、回鹘（音：hú）（维吾尔族古称）的和亲；宋代时契丹与党项两个北方少数民族也有和亲的记载。再比如“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唐宋两代都在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实施行政管理；到明代这种行政管理单位更名为“羁縻卫所”；而从元代起中央政府开始设置统管少数民族的专门机构，清代的“理藩院”就是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地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
如果遍查我国古籍，各民族发展与融合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早。在商周时代的古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狄”（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夷”（对东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戎”“羌”（对西北、西部少数民族的泛称）等记载了。这说明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在汉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少数民族也已经在形成和发展了，并且已经与汉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历史真的太悠久了！各民族交往、融合本身所产生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真的也太悠久了！
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字
要研究各民族的文化，就不能不从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入手，而语言和文字本身就是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按照语言学家的分类，全世界上万种语言，依照谱系分类法，按语言的亲属关系，也就是按语言的共同历史来源分成了十一个语系。语系下面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又分为语族和语支，帮助我们了解亲属语言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语言，分布在其中五个语系中：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这充分说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语言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而五十六个民族中有三十个民族的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几乎占我国人口的95%。这么多民族和人口都使用同一语系的语言，这是一个十分有趣而又非常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
汉藏语系的现代语言特征，语言学家是这样概括的：1.除个别语言或方言外，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2.单音节词根占大多数，且大都可以自由运用；3.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4.大多数语言有相当多的表示事物类别的量词。而且汉藏语系的很多语言都保留着较早的文献，如汉语有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藏语有公元八世纪的碑文等等。这也是有别于其他语系的现代语言的。
汉语和汉字是我国法定语言文字，已经在中华大地上传承、演变、发展了几千年，是属于汉藏语系的。这里我们以藏语和藏文为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文是公元七世纪时创制的。据记载，当时一位叫通密布喇的藏族学者，受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的派遣，前往印度留学。学成返藏后，参照梵文字体创制了藏文，一直使用到今天。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由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组成，自左向右横向书写，字体有楷书、草书两种。虽然藏文读音在不同的方言地区有一定差别，但书写形式在各地是统一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梵语是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语言之一，为什么依据它创制的藏族语言文字却属于汉藏语系呢？为什么汉语和藏语有如此紧密的“亲属关系”而同属于一个语系呢？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而产生的汉藏文化的融合。那么这种文化的融合究竟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多少作用呢？这是很值得今天的国学研究者进行探究的。但无论怎样探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汉族与藏族远在一千多年前就都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了。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除了回族、畲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但很多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少数民族文字近20种，至今还在使用的只有十种左右了。因此，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他们独有的文化都是靠世代口口相传来延袭的。这也是我们国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一个特征。
各民族的科学与技术
在我国纺织业发达的江南，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那么，这位黄婆婆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在民间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呢？她就是生活在公元十三世纪元朝初年的女纺织家黄道婆。
关于黄道婆的身世，史书上记载不多，但民间传说却十分丰富。相传黄道婆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父母没法养活她，就让她做了姓黄的人家的童养媳。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里，童养媳就像奴隶一样，在婆婆家挨打受骂几乎是家常便饭。黄道婆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女孩子，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但仍然少不了挨打受骂。这样的日子她忍耐了很多年。有一天，黄道婆一个人在田里干了一天的活，累得浑身散了架一样，天黑回到家，连吃饭的气力都没了，就穿着衣服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公公婆婆见了破口大骂，什么难听骂什么。被骂醒的黄道婆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争辩了几句。不料公婆竟将她拖下床来毒打了一顿。她的丈夫不但不劝阻，反而帮他父母对她拳打脚踢，还把她锁进堆放柴禾杂物的破屋里。性格刚强的黄道婆再也不想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了。她擦干眼泪，趁着半夜天黑，在破屋顶掏个洞爬了出来。她忍着饥饿，忍着伤痛，在黑漆漆的田野里奔跑。跑到黄浦江边，借着晨曦看见一条海船，就不顾一切地爬上船，偷偷躲进船舱。天亮后，船主在启锚前发现了遍体鳞伤的黄道婆，同情心让船主没忍心将她赶下船。
船是开往崖州（今海南省海口市）的。黄道婆到了海南岛就和世代居住在五指山中的黎族姐妹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了。勤劳的黎族人民很早就种植棉花，织布做衣，积累了精湛的纺织技术。他们创制出一套去籽、纺纱、织布的工具，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棉织品，深受内地人民的欢迎。根据纺织史专家的研究，黎族的棉织技术当时在全国是最先进的。黄道婆虚心向他们学习，每天都和黎族姐妹一起种棉花，一起纺纱织布。她在海南岛生活了近三十年，对棉纺的各种技术几乎无一不精。
大约在黄道婆五十岁的时候，她搭乘一条商船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江南故乡。但故乡还和三十年前一样贫穷落后。黄道婆决心把自己从黎族姐妹那儿学到的种棉、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们。跟她学技艺的乡亲问她：“我们怎么称呼你呢？”她说：“我已经老了，年轻时婆家姓黄，就叫我黄道婆吧！”从此，这位坚强的江南妇女有了属于她自己的名字。黄道婆不但传授技艺，还请工匠们，把经过她改进的黎族同胞的纺织工具，精心制造出来，形成了一整套捍、弹、纺、织的系列工具。这些工具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传播到江南各地。她发明的提花机已经能织出许多种美丽的花布。黄道婆还教会乡亲们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使家乡的纺织业名闻全国。富裕了的乡亲没有忘记黄道婆的恩情，在黄道婆去世后，给她建了祠堂，塑了身像。至今，江南很多地方还都把黄道婆作为纺织业祖师供奉呢！
尽管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却说明了在民间或者说是在人民心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传统科学技术上是相互融合、相生相长的。应该说，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在他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传统科技文化都有着独特的贡献。这是今天研究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不应忽视的内容。
比如，我国最早研究著名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是蒙古族的蒙哥。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哥哥。
比如，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用自己创造的“割圆”法，证明了欧洲传进中国的三个三角函数解析式子，同时自己又独立获得六个解析式子。他的数学研究手稿被后人整理成《割圆密率捷法》，共四卷，留传至今，对我国数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比如，明安图还在地理测绘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率人历时几十年，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全国大地图。（我们在电视剧《康熙大帝》中看到的《皇舆全图》就是明安图绘制全国大地图的前期部分。）
比如，藏族医学。远在唐代，随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中医中药（一般习惯上所说的中医学是指汉族医学）也进入了西藏，促进了藏族医学的完善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藏医药体系。公元八世纪编成的《四部医典》（藏名《居悉》）、公元十九世纪的《晶珠本草》（藏名《协称》）都是藏医药学的宝贵文献。可以说，藏医药学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至今仍在为藏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服务着。
比如，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早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新疆的少数民族已经开始种植棉花，而我国内地普遍种棉花大约在北宋时期（距今不到1000年）。新疆是我国最早种植葡萄、甜瓜、核桃的地区。公元十四世纪元代出版的重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作者就是维吾尔族的农学家鲁明善。这都说明，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农业发展的贡献。
比如，新疆特有的灌溉工程——坎儿井。坎儿井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是新疆少数民族根据北疆干旱少雨，利用高山积雪融化形成的水资源，吸收关中（今陕西）地区井渠的经验，因地制宜而创造发明的水利工程。聪明的新疆少数民族农民把开凿的暗渠、明渠、竖井相连接，解决了雪水的汇聚、输送、灌溉等一系列问题，避免了高温蒸发和风沙埋没的恶劣环境影响，使新疆农业、畜牧业得以不断发展。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举如壮族发明的古老的壮布和壮锦，彝族利用火药发明“葫芦飞雷”等等，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各种发明创造，这里就不一 一列举了。总之，在我们研究国学中的传统科技文化的时候，对于少数民族决不可一言以蔽之“落后”，而忽视他们的聪明才智及其发明创造。中华科技文明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打造的。
各民族的文学与艺术
近百年来的考古，除了发现“北京猿人”，又发现了云南“元谋人”，发现了长江流域“巫山人”，珠江流域“马坝人”等等，还在多处发现了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一方面证明了古老的中华大地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云贵高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些地域的人类祖先，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
这些地域的族群，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变化，其中有的融入了汉族，有的则分别成为今日满、蒙、回、藏、苗、瑶、壮、侗、傣、布依、黎、白、彝、纳西等几十个少数民族的祖先。他们创造了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古老文学和艺术。其中包括古老的神话传说、古老的民间歌谣、古老的创世史诗和古老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各民族的祭司、巫师、歌师等，通过家传、世袭和师承等关系，依靠口传、心记和抄写等方法，一代代地把许多形成于远古时期的古老文学与艺术保存至今。
比如，布依族就有《力戛撑天》的神话故事。说的是古时候，天与地只有三尺三寸三分之隔。巨人力戛带领众人把天顶上去，把地蹬下去。但天地不稳，力戛拔下牙齿把天钉牢，牙齿变成满天星斗，拔牙时淌出的血变成了彩霞。天地间没有光明，力戛毫不犹豫地挖出两只眼睛挂在天边，右眼为日，左眼为月。最后，力戛精疲力竭而死，身体的各部位就变成地上的自然万物。多么悲壮的神话故事啊！应该说，像这种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不仅仅布依族有，汉族也有，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它反映了各民族远古先民们在不同地域的劳动生活和与大自然斗争的艰苦卓绝，同时也反映出各民族先民对自然万物的产生和存在的不断思考与丰富的想象力。
有一首古老的侗族童谣，至今还在侗族儿童中广泛流传，题目叫《手拉手》。“公上山，把兽赶；奶下河，把鱼捉；公得肉，分众友；奶得鱼，大家吃；人有股，笑呼呼；人有份，喜盈盈；手拉手，大声吼；脚跟脚，歌来和。”这是一首反映原始劳动分工、原始分配原则和原始价值观念的三言歌谣，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反映出侗族的古老生活风貌。这是不是也可以和《诗经》中的某些古代歌谣相媲美呢？
我国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几乎各民族都有他们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我国文学史上引以为骄傲的三大史诗，都是少数民族创作的。
一部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讲述的是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故事：梵天王派他的三儿子来到受妖魔侵扰的高原岭国，受尽磨难，成长为岭国的国王——格萨尔王。他带领人民征战，降伏了四方妖魔，又弘扬佛法，使高原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部史诗产生于公元十一世纪，汇集了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由藏族人民集体创作而成。《格萨尔王传》有百部之多，五十多万行，总字数达一千多万字，是世界史诗之最。世界上最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共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三行；印度最长的史诗《摩婆罗多》也只有二十万行。最难能可贵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格萨尔王传》一直传唱，至今仍在民间盛传，是世界罕见的活着的史诗之一。
另一部是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这是以古老的蒙古族社会与人物原型故事创作的英雄史诗，大约形成于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讲述了孤儿江格尔经过千锤百炼，终于成为宝木汗国的可汗，带领人民征战四方，统一部落，保卫家乡的故事。全诗有一百五十余部，长达十九万行，至今仍在一些蒙古族聚居区以口头形式流传。
还有一部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这部史诗讴歌了英雄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前赴后继，率领柯尔克孜人民打击内部叛乱、抗击外来侵略的英雄业绩。《玛纳斯》形成于十三至十六世纪，主要流传于我国新疆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新疆北部的特克斯草原、阿勒泰地区等柯尔克孜人聚居区域。整部史诗共分八部，唱本二十三万多行。
这三部英雄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于了不起的文学创作。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何等辉煌。
2009年，我国又在贵州发现了口头传唱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并于2011年整理出版，共计二万六千余行。这部苗族英雄史诗的横空出世，打破了我国文学史上只有三大英雄史诗的说法。我们的文学史应该更正为：我国有四部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极为少见。这不能不说，是少数民族为中华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能歌善舞的，因此，少数民族的艺术创作也是十分灿烂的。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独特的音乐、独特的乐器、独特的舞蹈、独特的绘画与雕塑、独特的建筑艺术、独特的服饰艺术等等。我们在歌舞演出中，在全国旅游时，在书本杂志里，在影视作品里，到处都可以领略各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这里就不一 一列举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几位女歌唱家共同演唱了一首《小河淌水》。曲调悠扬甜美，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运动员赞叹不已。这首歌曲就是根据云南少数民族民歌改编的。它被俄罗斯音乐家称为“东方小夜曲”。这位俄罗斯音乐家甚至还想依据这个曲调编排芭蕾舞呢！
各民族的风俗与习惯
谈到民族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各民族的风俗与习惯。因为一个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与习惯，就是那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可以称为那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外壳；从另一个角度说，一个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与习惯，又是那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民族特有的风俗与习惯的背后，都蕴藏着本民族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与习惯，就成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说，你要尊重一个民族，首先就是要尊重那个民族的风俗与习惯。
2008年我曾到黔东南苗寨参观。苗寨的村民从山坡下面直到苗寨门口，摆下十二道迎宾酒迎接我们。陪同我去的贵州朋友说：“每一道酒都要喝，不喝人家就不高兴了。”我说：“我有胃病，哪能喝那么多酒？”贵州朋友说：“最尊贵的客人来寨子，才会摆出十二道迎宾酒的。你不能喝，每一道抿一下也是要抿的。”我抿了十二杯酒才进到苗寨参观。这就是尊重人家的民族风俗习惯。
一个民族的风俗与习惯，几乎体现在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从吃衣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祭祀礼仪到节日聚会，可以说，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处处都有体现。或许，这些独特的风俗与习惯，正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得以延续的必要生活方式。我们就以节日的习俗为例吧：
“四月八”是贵州一带苗族的重要节日。每逢农历四月初八日，苗族男女身着盛装，聚集在一起，吹笙奏乐，纵情歌唱，以此种方式来纪念苗族历史传说中的民族英雄。
同是“四月八”，布依族、侗族、水族却把它当做“开秧节”或“牧童节”。这一天，家家要吃糯米饭，并让耕牛休息一天。
比如“火把节”，是彝族、白族、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的传统节日。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起一连三天，人们盛装庆贺，举办各种游乐活动，饮酒聚会，欢歌热舞，入夜点燃火把，在田地里奔跑，驱除虫害。
再比如，藏族的旺果节。这是一个预祝丰收的节日。在秋收前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举行即可。有的地方举行一天，有的地方举行三天。节日里，藏族男女老少穿上新衣，结队骑马，在田间巡游，同时举行赛马、射箭等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以此迎接丰收的到来。
再比如，傣族的泼水节。这是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时间是在傣历六七月间（农历清明节后十日左右）。节日期间，人们相互泼水，表示祝福，同时进行拜佛、赛龙舟等活动。我见到过一张我们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参加泼水节的照片，总理身着傣家服装，空中飘洒着晶莹的水珠，总理一脸慈祥的微笑。那笑容是令我终身难忘的。这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的生动记录。
著名作家汪曾琪先生（京剧《沙家浜》的作者）曾经说过：节日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抒情诗，她里面保养着这个民族常绿的童心。这是对节日习俗多么美丽而传神的概括啊！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的节日，就是那个民族对他们传统礼仪文化的精彩操演。从我们上面简单列举的这些节日的习俗里，我们不难看出少数民族的风俗与习惯是十分独特的，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与此密切相联。因此，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不了解各民族风俗与习惯，不尊重各民族风俗与习惯，不研究各民族风俗与习惯，是万万不可以的。
综上所述，我们把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归入国学，或者说，我们从国学角度概略地透视了一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今天的国学研究者绝不可以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弃之不顾，那样的国学是残缺不全的。
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了解，要尊重，要研究，要保护。这是走进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者要坚守的方向。这个坚守中，当然包含了我们在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区别精华与糟粕的工作。我们保护的一定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华，而与人类发展相悖的文化糟粕，在各个少数民族的自身发展历程中是必然要被抛弃的。回首我们国家的历史与现状，这个方向始终是坚守着的。特别是近百年来，在我国发生过各民族共同抵抗外来民族（如八国联军、日本等）侵略的战争，那是捍卫中华民族生存的正义战争，但却从没有发生过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华民族更没有发动过向外侵略扩张的战争。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多民族的中国是世界上处理民族关系最好的国家。这一点，正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今天的国学研究者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