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已经远去了。此时，当你拿着手机刷屏和游戏的时候，你是否想到了某个国际品牌手机的那个无比煽情甚至还充满了“诗意”的广告——your verse anthem？你是否记得这款手机广告借用的电影《死亡诗社》里那句经典台词：“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这款广告还借用了惠特曼的诗句“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仍在继续/而你可以奉献一段诗篇”。但是，这则广告却有意忽视了惠特曼这首诗中更为重要的诗句，“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繁华的城市却充斥着愚昧”。
在被指认为文学和精神碎片化的年代，2014年的中国诗歌继续在平稳中推进，在多元中发展，在沉静中开掘。本年度诗歌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一些老问题的延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需要认真梳理和及时总结。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和无端指责。这就是诗人的“原罪”。诗歌噱头、娱乐事件、“不良”诗歌的新闻炒作都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公信力。从“诗人的诗”及其场域来看，我们现在一方面有的是“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诗集（包括各种民间出版物）、诗选、诗歌类报刊的出版，诗歌朗诵会、大型诗歌节、小团体沙龙、跨界诗歌的公益活动以及采风、研讨、颁奖等形形色色活动的频繁举办，另一方面却是诗歌刊物的销量不断走低，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自我窄化”的诸多不满以及“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质疑之声犹在耳边。不仅是纸媒传播，之前以诗歌网站、诗歌博客为媒介的电子化传播大多也仍局限于诗人和专业读者内部。新诗创作和阅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普通人的文化生活？
移动自媒体语境下的诗歌新生态
移动平台自媒体的出现对诗歌生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刊社”“诗歌是一束光”等数百个诗歌微信平台的出现对诗歌的大众化、“流行化”以及审美的多元化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动辄几十万的阅读量、粉丝群和转载率、点赞数是以往包括文学网站和个人博客、微博平台在内的诗歌传播所没有过的。而由此出现的诗歌传播、阅读和评价的新变化已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关注。微信平台的诗歌更适合高速的城市生活和读屏式的阅读习惯。微信自媒体空间的诗歌传播给出了一些出乎诗人意料的答案。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现在订阅量比较大的诗歌微信公众号，其制作者并非都是专业的诗人和诗歌从业者（比如诗歌报刊编辑、出版人、诗歌评论家、大学的文学教授），而更多是由普通人来参与完成的，他们在以最大的自由度理解和接受诗歌。这种自由度不仅体现为筛选范围的扩大（古今中外应有尽有），还尤其体现为对诗歌美学理解的多元。可以说，因为挣脱了美学上、思想上和文学史意义上的条条框框，普通人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用订阅和转发来“投票”，选出了那些最能接通他们情感的诗作。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是，诗歌好像正在从圈子里的创作和阅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诗歌开始“流行”起来了。“诗人的诗”借助不断攀升的粉丝数和订阅数，似乎正在变为“大众的诗”。2014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青年文艺论坛”推出文章（《诗歌的阅读时代正在降临》《“有感而发”的抒情本质不变》）专门谈论大数据时代新媒体语境下“诗人的诗”和“大众的诗”的交互性对话和转换关系。较之精英化、学院化、小众化、知识化和圈子性（很大程度上具有排斥性和自我窄化的倾向）的“诗人的诗”，自媒体平台建立于更开放的“个人审美”基础上的“大众的诗”确实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以个人微信号为主体的诗歌传播显然与一般意义上的新媒体和大众传媒不同，而是更强调个人性和自由度。微信平台上流传最广的往往是朗诵诗、爱情诗和浪漫主义色彩鲜明、抒情性强的诗歌。尤其是那些抒写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的诗歌更容易迅速传播。与新的传播方式相应，是诗歌与影视、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的跨界传播。由此，出现了诗歌的剧场化、音乐化、广场化、公共化的新现象。代表性的有融合了舞台、音乐和朗诵元素的蓝蓝的诗剧《边界》、翟永明的诗剧《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居》、音画诗剧《面朝大海》、闽南风情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肢体诗剧场《隐秘·莲花》、“第一朗读者”、交响音乐诗“女书”、“江南音素——诗歌与民谣分享会”、“新诗与古琴”朗诵演奏会、“诗歌来到美术馆”、“外滩艺术计划·诗歌船”（其内容是将上海外滩金陵路码头的一首轮渡命名为“诗歌船”，并将码头、船体内的写真灯箱作为当代诗的发表载体，陆续发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和文本创造力的当代诗力作。诗歌船首航是“臧棣号”）。此外还有诗歌专题纪录片和诗歌微电影的出现。2014年12月2日公布了反映打工诗人的电影预告片《我的诗篇》。该电影由上海大象微记录、爱奇艺和蓝狮子字文化公司联合出品，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工人诗歌的记录电影。《我的诗篇》以广东富士康公司出现的郭金牛、许立志以及谢湘南、乌鸟鸟等工人诗人展现工人阶层的特殊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出现。
一定程度上，诗歌借助新媒体平台在公共空间的传播确实有利于诗歌接受的大众化。但是，自由和开放的以个体为主导的自媒体又很容易出现信息的泛滥和失衡。微信平台的诗歌传播也面临着一些危险，那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筛选、甄别和编辑机制而导致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比如对“废话体”、“口水诗”、“乌青体”、“脑残体”诗歌的不良传播）的现象。甚至有的微信平台为了迎合眼球经济将那些与诗歌内容无关的暴露的色情图片和视频作为招牌。这带来的结果不是让人们离诗歌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诗歌的亲和力和它在一定范围内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并不矛盾，它在受欢迎甚至在“流行”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来自日常却又高雅的诗意，对诗歌的阅读不能完全置于功利性的目的之上。我们当然需要通过自媒体的平台走近诗歌，用诗意滋养更多人的内心;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防止那些浮躁、功利、唯粉丝和阅读量为旨归的不良传播心态。自媒体平台同样应该营造一个健康的诗歌传播环境，让更多的人读到更多的具有正能量的好诗，也让“诗人的诗”和“大众的诗”相互补充、彼此打开、平行发展。
需要再认识的“工人诗歌”
近期纸媒、网络和微信自媒体对90后跳楼自杀的打工诗人许立志的传播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诗歌本身。也就是中国当下被热议的诗歌和诗人，尤其是“诗人之死”往往都具有某种被放大化的社会象征性和时代寓言性。“大众”和公共媒体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能正是中国目前诗歌的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甚至这份悲哀来得让人无言以对。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许立志是在去年的9月30日（星期二）跳楼自杀的，而后来的媒体报道却将这一时间有意地改动为10月1 日。显然，这两个时间节点上死亡的象征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的重大节日和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诗人的死亡之间又恰好形成了意味深长的紧张关系——时代隆隆的发展与静寂的个体死亡构成了生动的戏剧。我们如何在一个诗人的生前和死后认认真真地谈论他的诗歌？如何能够有一个不再一味关注诗人死亡事件、社会身份、公众噱头的时代到来？这些追问也许都是徒劳。而由许立志定格在24岁的生命我们想到的是他奉献了怎样的诗歌？还好，他生前的诗歌值得我们认真谈论，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只可惜他同样是一个没有最终“完成”的诗人。
“媒体报道”在今天看来甚至对“现实”也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虚构力量。而围绕着许立志，媒体（也包括一部分诗歌界）为我们揭开的是如下关键词：90后、打工者、诗人、打工文学接班人、深圳、富士康、十七楼、自杀、海葬。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些时代关键词一起冲涌过来的时候都不能不为之心惊胆寒。对于“诗人之死”的谈论和关注更多是追认式的，包括海子在内。试想，在海子和许立志生前有谁认真谈论和评价过他们的“诗歌”？许立志生前诗歌的写作和发表数量都不多，在诗歌界的影响甚微。而许立志也许还算是幸运的一个。诗人伊沙在《新世纪诗典》（第三季）中于2013年11月12日推荐了许立志的诗《悬疑小说》。这首诗的戏剧性结构尤其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尾确实令人称赞。很多人读到这首诗最后两句的时候都会感到“一哆嗦”。确实，现实本身比悬疑小说还不可思议。
实际上，许立志并不是一个个案。他既不是打工诗歌写作的个案，也不是打工者自杀的个案。2010年震惊中国和全世界的是13个工人先后从富士康的大楼跳下。2011年许立志来到深圳富士康。而许立志之所以是作为一个现象出现，不仅在于打工者的连环自杀，而且更在于他的诗人身份。由他扩展开来的恰恰是十几年来打工诗歌的热潮。甚至对于打工诗歌或者工人诗歌而言，这已经是一个炒冷饭的话题了。打工诗人群体的出现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全面城市化的时代直接相关。甚至十多年来我已经听惯了诗歌界和评论界对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喋喋不休的热议甚至争论。我并不是对这一写作群体有任何的不满，甚至从生存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中国最值得关注和尊敬然而又一直受到冷落、漠视甚至嘲讽的人群。而据相关的统计，中国目前有三亿一千万的农民工，有2000万在写作。问题的关键是在评价许立志和郭金牛、郑小琼、谢湘南、乌鸟鸟等打工身份的诗歌文本的时候，人们和媒体争相关注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更多是关注诗人的身份、苦难的命运以及一个阶层的生存现状。实际上这也没错，为什么诗歌不能写作苦难？为什么打工者不能用文学为自己代言？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层面却被忽视了——美学和历史的双重法则。历史上能够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是既具有美学的个人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而无论是任何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历史不会收割一切！稗草只能成为灰烬。时下很多诗人和评论家认为农民工诗人是一支新兴的文学力量，他们抒写痛苦的打工生活和工厂世界，为农民工代言。但也有评论家和诗人认为农民工诗人的写作过于狭窄、单一和道德化，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目前人们热议的许立志正是被附加了很多诗歌之外的时代象征性。也就是说，在社会学的层面他是被同情的弱者，即便谈论他的诗歌也更多是从社会学和伦理的角度予以强化。而去年12月2日公布的所谓中国第一部打工诗人的记录电影预告片《我的诗篇》更是对许立志以及工人诗人的社会关注度予以推波助澜。我们必须承认，随着自媒体以及大众化影像平台的参与，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确实是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这种影像技术以一种特殊的修辞方式通过极其真实的细节、画面和人物重构了诗歌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深圳富士康超级工厂的流水线和一个个像机器一样简单操作的工人正上演了卓别林当年的“摩登时代”。而人与机器的较量又通过写诗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被提升到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层面。看看许立志在去年7月份写的诗歌，那简直就是一份生命的自供状和临终的遗言。诗人“一语成谶”的能力又再次成为现实。看看许立志的《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死亡一种》《诗人之死》《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我弥留之际》《发展与死亡》《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夜班》《失眠的夜晚不适合写诗》《最后的墓地》《我来时很好，走时也很好》等诗就可以找到“预知死亡”的命运了。这是真正的“死亡之诗”，如此不祥，如此让人不寒而栗。这些诗歌中不断出现和叠加的是钢铁、骨骼、血液、蛆虫、死亡、刑场、棺材、屠宰场、失眠、偏头疼。以许立志为代表的呈现的正是一首首黑暗的充满了泪水和苦难的辩难之诗、控诉之诗、沉痛之诗，同时也是耻辱之诗、反讽之诗、无助之诗。任何诗歌都不能比这更“现实”更“捶心”了。许立志在诗歌中已经透露在繁重的工作中他又深陷长期的失眠和偏头疼之中。而作为精神上的“成人”，许立志与同时代的其他打工者不同的是对自己的身份、命运和未来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换言之，在许立志等年轻一代人这里他们在大机器和大工厂里看不到自己的任何价值，更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许，他们是没有明天的一代人。他们已经被机器化、物质化和非精神化了。而有了精神，有了写作，有了诗歌，你又将更痛苦无着。当你最终无力承担这一切，那么，许立志一样的命运就会出现和再次发生！许立志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纪录电影《我的诗篇》预告片中有一个镜头，已经成名的打工诗人谢湘南无语地站在一大片墓地前。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现实生活，又是时代的集体性隐喻。而对于许立志等工人诗人来说，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那么你们奉献了什么样的诗篇？此刻，在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里，在无边的噪音中一定有一颗螺丝像发丝一样无声地落下。而一个已逝的诗人却曾经无比苍凉的写道：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寻找有方向性、可辨识度
和精神难度的诗人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既是对近四年中国诗歌的全面检阅和总结，也是对具有方向性、可辨识度以及精神难度的优秀诗人的寻找。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223部诗集已经大大超出往届参评的数量。这不仅说明当下诗歌写作的繁荣和多极化，而且也体现了诗歌界对这一奖项的看重。此次鲁奖诗歌奖的参评作品，包括现代诗、散文诗以及古体诗词基本上代表了当下诗歌写作的多元化路向和最高水准。鲁奖诗歌奖无疑是国内最具重要性和公信力的奖项。对于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而言，文学性、思想性、方向性以及牵涉到的题材、主题、文体类别（现代诗、古体诗词曲赋、散文诗）、代际、民族、性别、地域、风格、流派等各种因素都要予以考虑。从诗人的身份以及写作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来看也是空前的，比如乡土写作、底层写作、打工写作、军旅写作、西部写作、少数民族写作、现实写作、女性写作、长诗写作都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文本令人耳目一新，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写作的类型化。其中“80后”和“90后”参评诗人尽管还大体处于写作的成长期和探索期，其风格也还处于成型阶段，但是他们思想的开放程度、个性化的话语方式以及开阔而大胆的想象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以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对198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和女权主义立场予以更具宽阔性的融合和拓展。
获得此次诗歌奖的诗人无疑是具有方向性、可辨识度和精神难度的优秀诗人。在现代性的快速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生活与城市化景观之间形成了显豁的“断裂”。而如何在此“断裂”地带进行写作就成了当下写作的诗学难题。而对乡土写作和西部写作予以重新审视并进一步开拓的代表诗人是获得此次鲁奖的陕西诗人阎安。阎安的意义在于他立足于西部却又通过个性化、现代性的诗歌方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和乡土文明的重新思考。他对以往一般意义上的乡愁、挽歌、叹惋、沉痛的乡土伦理化写作予以一定程度的提升。以大解和李元胜为代表的诗歌也是新世纪以来非常重要的写作方向。他们的写作沉静、深入内敛，不仅有悲悯的时间之痛，而且以扎根向下的敏锐、深省、沉郁的入世意识凸显出愈渐开阔的精神路径。他们这一风格的写作专注于个体心灵境遇与现实世界的探询关系，不断凸显出日常性生活经验与时代现场之间的对话。他们善于在日常化的事物和生活场景中发现诗意，揭示真理，表达灼见。而以海男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在立足于细腻深刻的女性体验和爱情想象的基础上对宏大的历史叙事、革命战争以及历史题材的深入开掘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海男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与幽微的女性意识结合所凸显的诗学新景观，突破了以往女性写作的狭小格局。
诗人与校园：
诗歌教育与普及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中专门提到传统的诗歌和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只要有教育，传统文化和诗歌就不会消亡。但是自新诗发轫以来，其传播大多局限于诗人和专业读者内部。以至于有人在问，孔子倡导的“不学诗，无以言”的诗教传统今天何以传承？还有人在问，新诗产生100年了为什么想找到一本属于孩子的诗集依然那么困难？新诗创作和阅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普通人的文化生活？
著名诗人王小妮编选的《给孩子的诗》、北岛编选的《给孩子的诗》、叶开主编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诗歌卷）的热销引发文学界和教育界对诗歌教育与普及问题的反思。适合儿童阅读的诗歌选本以及相应的新诗教育（北岛称之为“新诗蒙学”）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2014年9月15日《文艺版》以整版的篇幅推出李墨波编写的《语文教材：如何构建儿童的心智发育体系》。该文通过对教材编选者、语文教师、学者、教育专家、儿童文学作家的各自不同的视角提出语文文学性教育以及儿歌、新诗教育在儿童心智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由此，一些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种诗歌选本、语文教材，企图重建文学教育。而较之国外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驻校诗人制度而言，国内首个驻校诗人则迟至2004年才出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诗刊社和《诗探索》合作推出国内的驻校诗人制度。先后有江非等十一位诗人驻校。驻校诗人从每年的三位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中按得票多少选出，年龄在45周岁以下。驻校诗人驻校期间与学生对话、开设讲座、指导文学社团等活动，参与一系列的诗歌的教育和普及工作。诗人与校园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教育和大学校园文化的发展，比如对学生审美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提升，诗人与教师、学生和批评家形成教学相长。首都师范大学开创的驻校诗人制度已经在国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台湾诗人陈黎驻校）也纷纷推出驻校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推出女诗人工作室。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驻校作家计划推出的“中华诗词赏析与创作”研修班。北京师范大学自2014年春天推出驻校诗人，已有欧阳江河和西川驻校。而校园的诗歌传播和诗歌教育目前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向国际传播。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迎来首位国际驻校诗人——阿莱什·希德戈（斯洛文尼亚），北师大也在2014年春天迎来首位国际驻校诗人——约翰·兰多夫·桑顿（美国）。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大学驻校诗人制度还应该向中小学校园推广，因为诗歌的普及还要从基础教育做起。值得注意的是诗刊社每年的“送你一首诗”走进校园活动。2014年广东的小学生诗歌节的继续举办，对推动校园的诗歌文化建设和教育的持续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3.3万人和4.3万首诗参与此次小学生诗歌节。今年举办的第五届小学生诗歌节还新增了国际单元，邀请世界各国的孩子通过网络等渠道参赛。
主弦律诗歌的时代意义、
美学价值及不足
本年内涌现出大量的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高唱中国梦的诗作，主要集中于叙事长诗、长篇政治抒情诗以及组歌。《诗刊》从2014年2月号开设“诗意中国梦”栏目，推出李瑛等老中青诗人讴歌时代、赞美生活、抒发民性、滋润心灵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力作。编者按强调为了更好地反映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程，吁请广大诗人拿起笔来，围绕“中国梦”的主题谱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感人诗章，切忌概念化、雷同化的表达。2014年是中央政府援藏二十周年，《诗刊》2014年2月号上半月刊推出专题“忠诚”，刊发援藏青年诗人陈人杰的组歌《极地放歌》。诗刊社组织的红其拉甫走边关活动对诗人产生了深深的震撼。商震、刘立云、臧棣、蓝野和朱零等诗人重新认知边关对人的挑战以及军人强大精神和正能量的感染力。
本年度带有宏大叙事的抒情诗和纪传体长诗以及组歌都一定程度上在抒写重大主题和为人民抒怀的同时，在诗歌的构架、想象力、修辞和语言上较为讲究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突破。与此同时，同类题材的诗歌也存在着挖掘不深、空泛议论、浮夸抒情、缺乏生命体验的雷同化弊端。其中援藏干部（西藏那曲）年轻的浙江诗人陈人杰以组歌的方式《极地放歌中国梦》抒写西藏和援藏干部的艰难生活，在真切抒写中国梦的同时又通过组歌这种利于大众传播、接受和传唱的方式。《极地放歌中国》此后通过舞台剧和专题晚会的方式在全国巡演、各大卫视相继转播，受到包括两岸四地在内观众的欢迎。与组歌相应，值得注意的是由一些诗人参与的歌咏“中国梦”的主旋律歌曲。建国六十五周年之际中宣部、文化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中国梦”主题创作歌曲活动（第一批入选曲目20种）。由诗刊社执行副主编商震以及田地、宋晓杰等诗人参与作词的歌曲在各大卫视和演唱会传唱。其中影响最大的代表性作品是商震（芷父）和刘恒作词、印青作曲、戴玉强和殷秀梅演唱的《共筑中国梦》。诗与歌的融合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接续了诗歌和音乐一体的传统。江苏少儿文化艺术促进会推出的“百首弘扬核心价值观新童谣”活动“以境融理、以事蕴情、以趣扬荣”的特点产生广泛影响。此外还有中华诗词学会推出的“中国梦”2014中华诗词演唱会、“天佑德杯中国梦”诗歌大赛等。
本年度以抗战为题材的主旋律诗歌写作以及以“中国梦·强军梦”为主题的军旅诗（主要集中于《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神剑》等刊物）出现了可喜的态势。军旅诗歌写作如何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题材和模式化的宏大历史叙事已经成为写作的难题。尤其是中青年军旅诗人在个人与民族、存在与死亡、当下生活和历史记忆的重新定位与思考中，使得这一类型的诗歌在呈现出个体真实的同时也进而实现了想象的真实、军旅生活的真实以及历史的真实。尤其是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军旅诗歌写作在表现时代主旋律和宏大主题的同时携带着生命体温、情感热度、思想深度、人文情怀和社会观照。这些中青年军旅诗人在诗歌意境、思想纵深和诗歌美学方面也实现了一定的拓展。当然军旅诗歌创作也出现了一些“短板”。著名军旅诗人刘立云在《铁马冰河入梦来》中指出，当下一些军旅诗歌缺乏锐气和担当，缺乏有写作难度和精神难度的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宗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撼动人心的大作品。
诗歌批评：“诗歌与现实”的
话题讨论持续升温
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了挑战。深入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种种切实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引领诗歌写作的先声，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价值和诗学建设性。2014年以来“诗歌与现实”这一话题在整个文学场域中全面展开。《文艺报》从2014年4月18日开始“新观察”推出专题讨论。相关评论从诗人的写作身份、姿态、历史意识、现实立场以及现实生活和新媒体的挑战强调了讲述中国故事的困窘和难度。诗人如何在场而又离场，如何本土而又世界，成为了文学的美学问题，也成为重要的历史问题。
在江苏沙溪的第三届中国新诗论坛上，与会评论家就“诗歌与现实”的话题进行讨论。观点有差异，有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诗歌不能硬性而直接地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发生关系，而应该保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对写作和评论的“现实性”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写作的现实性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在第四届中国诗歌节诗歌论坛上，来自大陆以及台港澳的两岸四地的16位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将紧紧围绕“梦想与现实”这一主题来讨论新的历史条件下诗歌与当下和现实的关系，诗歌如何反映时代、承担现实、深入生活。抒写“中国梦”已经成为当下文学的重大主题，这也进一步激励了作家对现实和公共生活的关切。第六届天问诗歌艺术节以“让诗歌发出真正声音”为主题研讨当下的诗歌生态、诗人面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此外，诗学专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当代诗坛“刀锋”透视》《自由的诗》都对诗歌与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思辨和现象分析。欧阳江河则认为，诗歌不应该像其他“媒体写作”一样被文化和现实、市场等消费而成为“风格化景观”，应该具有痛感、尖锐性和现实性，应该对时代做出更复杂的观照，诗歌写作应该有宽广性和深度。吉狄马加在《诗歌在当下现实中的作用与诗人的使命》中认为全球化时代语境下诗人担负着建设人类精神家园、抚慰人类干枯绝望心灵的重要作用和使命，诗人是民族和时代的良心。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应该做一个行动的诗人。在关注新近诗歌写作与现实关系的同时，诗歌理论和批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诗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如何能够取得公信力和大众共识度的问题。而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文学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时代读者的趣味？艾略特的答案显得很是悲观：几乎没有。而当下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是乡村写作和城市写作的等量齐观，关注现实题材的诗歌大量涌现，并引起社会广泛的认知度，但也因为缺乏对现实的深入理解和诗歌的转化能力而导致类型、平面和浮泛。另一方面是诗歌批评和理论研究的自说自话，缺乏对当下诗歌写作现象的深入和透彻的梳理、反思和总结，空泛地谈论诗歌美学，套用西方文论，对诗歌历史的掉书袋式的研究。2014年突然辞世的陈超教授的最后一本专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所强调的诗歌研究应该对现实问题予以关注和介入具有相当的启示性。在陈超看来，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一样都应该深入当代、介入当下的“噬心主题”，而深入当代和介入当下的方法则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
2014年结束了！在一个碎片化的缺乏整体精神的年代，诗人该如何奉献一部既指向诗人内心世界又无限向公共空间和时代打开的诗篇？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特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以及诗集《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等。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艺术奖评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