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演义》中童谣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服务政治性、彰显文学性两个方面。明代以前童谣在文学中的特殊价值观、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济世安邦思想、内心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作品中童谣价值取向形成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三国演义》中的童谣；价值取向；形成因素；研究
童谣是民间歌谣中的一个分支，古人在一些文献中把它称之为“童子歌”“孺子歌” “婴儿谣”“儿童谣” “小儿语” “小儿谣” “孺歌”等。《毛传》在解释《诗经》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时说：“曲和乐曰歌，徒歌曰谣”。由此可知，“童谣就是长期流传于儿童间的一种用韵语创作、无音乐相伴的口头短歌”。《三国演义》中便穿插着类似的口头歌谣，这些童谣直接或间接地传达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性。
一、童谣价值取向的表现
（一）服务政治性
《三国演义》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以魏、蜀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为小说的主干，着力反映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兴衰史。作者以儒家政治上行“仁政”，道德上讲“忠义”，才能上尚智勇为标准，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导致天下大乱的董卓、曹操等昏君贼臣的痛恨，对创造清平世界的刘备、诸葛亮等明君良臣的渴慕。如小说第六十五回《马超大战葭萌关刘备自领益州牧》中写道：马超、马岱受刘备之命兵围益州（成都），迫使刘璋投降。刘璋惊得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其部下谯周便趁机劝降道：“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浩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新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谯周的劝谏似乎很有说服力，先用天象征兆说明刘备有帝王之象，占领西川是天命所定，后用小儿谣说明刘备夺占成都已是民心所向。其实，刘璋之败，既非天命，亦非失去民心，完全是因为他轻信“内奸” 益州别驾张松的花言巧语，上了引狼入室的当。虽然，在作者的笔下，刘备总是忠厚、仁慈的，但在夺占成都这件事上，他无论如何也是不光彩的。首先，夺占成都是他早有预谋，先是用感情感化张松，赚得张松献出西川地图，再以张松为内应，以同宗之名骗得刘璋信任，名正言顺地带领军队长驱直入，名为帮助同宗之弟防御外侮，实为借机夺占西川之地。可谯周不但没有一丝一毫责怪刘备的意思，反而用天象、童谣来为刘备的行为开脱罪责，其政治倾向性昭然若揭。又如，小说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董卓被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盟军打得大败，董卓于走投无路之时，企图以自己的女儿为诱饵来收买盟军先锋孙坚。但孙坚并不领情。是逃是战，董卓不知如何是好，谋士李儒劝董卓迁都以避其锋芒，李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都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欺难。’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帝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都回长安，方可无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聚文武于朝堂，卓曰：“汉东都洛阳，二百余年，气数已衰。吾观旺气实在长安，吾欲奉驾西幸。汝等各宜促装。”……“关东贼起，天下播乱，长安有崤、函之险，更近陇右，木石砖瓦，克日可办，宫室营造，不须月余，汝等再休乱言。”董卓迁都的情势非常清楚，“关东贼起，天下播乱”；“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得不迁； “长安有崤、函之险，更近陇右”，地势险要，便于固守；“木石砖瓦，克日可办，宫室营造，不须月余”，取材方便，建造宫室快，便于迅速站稳脚跟。可见，迁都只是走出困境的政治措施而已，决非什么“应童谣”。而李儒、董卓的所谓“应童谣”只不过是一种欺瞒属下、掩人耳目的政治手段而已。如果真要“应童谣”，为何不在战败之前就迁都呢？显然只是利用童谣为自己迁都制造舆论罢啦！由此可知，作者在小说中引用童谣无非是借童谣之说或他人之口揭露奸贼的狡诈虚伪，用顺天应时为心目中的良君贤臣寻找一个美丽的托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罢啦！
（二）彰显小说的文学性
《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吸纳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精华，采用“依史以演义”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清代的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有人甚至认为小说虚构的成分还要多于实写的成分这足可以说明小说中的人物绝不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而是艺术加工的文学形象。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也绝非历史真实，而是一种艺术化的真实。小说中，作者吸取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传统中的史诗性思维和神话思维的特点,“在叙事过程中，以谣、诗、偈、卜等形式，使之对于情节的发展或人物命运起着暗示或象征作用。如小说第六十三回《诸葛亮痛哭庞统张翼德义释严颜》中的童谣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庞统辞别刘备，率军从小路攻击雒城，在落凤坡被蜀将张任乱箭射死。书中写到他死之前东南有童谣云：“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凤坡。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庞统道号凤雏，诸葛亮号卧龙。童谣中的“凤”借指庞统，“龙”借指诸葛亮。这首童谣不仅应验了庞统将死于落凤坡，而且还应验了他死之后蜀汉将十分顺利，诸葛亮将帮助刘备建立蜀国。作者的这种在白话叙述中嵌进谶语童谣的写法，既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感，同时又为后面蜀汉兴旺作了预先的暗示。“从艺术来看，这种写法是一种特别的伏笔，从而增加了故事发展的传奇性”。所以，小说中童谣的引用并不只是为政治服务，也是作者彰显小说的文学性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三国演义》中童谣价值取向性的成因
（一）明之前童谣的特殊地位促成《三国演义》中童谣价值取向的形成
童谣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有人认为《列子》这本书不一定可靠，只承认《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才是真正最早的童谣。即使如此，童谣也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在明代之前，童谣的价值取向是比较单一的，它们或是作为政治舆论工具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或是被当作表现人间灾异祸福的“咎征”，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在两种童谣类型中，以谶谣形式出现的童谣居多，人们常把以谶谣来预言的现象称之为谣谶现象。 早在周朝时，谣谶现象就已经出现，先秦时已蔚然成风。到了汉代，由于董仲舒、刘向等人的倡导，儒学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以战国后期的阴阳五行之学和邹衍的“应验”之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谶纬之学开始流行。何谓谶纬？《说文解字》说：“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广雅·释诂四》说：“谶，纤也。其义纤微而为效验也。”总之，所谓谶，便是对于未来带有应验性的预言和隐语，它们往往是假托天命与神意的形式而出现的。所谓“纬”，就是对儒家经典的神学化的解释。许多方士化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图附会儒家经典，从而产生许多解经的著作，当时称做“纬书”。由于谶纬之学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因而得到汉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正是由于谶纬之学的影响，以童谣形式出现的谣谶现象在汉代更为盛行。到了魏晋以后，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兴盛，谣谶的观念也逐步影响了诗学批评。同样谣谶理论对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内部，谣谶理论主要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对于诗歌创作风气与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一是对于叙事文学的叙事方式和技巧的影响”。由以上论述可知，罗贯中在小说中大量引用童谣并不是他的独创，而只是对传统文学中童谣价值取向的继承和发展而已。
（二）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基础促成童谣价值趋向的形成
根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记载，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东原，流寓杭州，贾仲明说他“与余为忘年之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知其生活在元末明初，约在1315年至1385年之间。罗贯中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战乱不断的元末度过，有人甚至认定他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军，明人王圻《稗史汇编》所录一则材料称罗贯中“有志图王”，清人顾苓《跋水浒图》说他曾投奔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部。足见其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是有着济世安邦的理想的。饱受战乱之苦的他渴望有一个能干的君主来救国救民。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罗贯中需要的这个能干的君主首先要忠厚宽容，是道德感极强的人君”。这样,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三国故事，宋元时期的三国平话以及金元时期的三国戏等中的仁慈宽厚的刘备便成了作者心中明君的化身。又加之当时民间刘关张形象已深入人心，拥刘反曹的倾向十分明显。东城（《志林》六）谓“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作者正是根据自己的理想和迎合民间“拥刘反曹”的倾向来创作《三国演义》的。作为帮助塑造人物和展开故事情节的童谣理所当然拥有“拥刘反曹”的政治取向性。
（三）童谣的谶语性有利于反映作者的困惑心理
罗贯中在小说中倾其全力地颂扬自己心中的仁君良臣，甚至按照自己的理想对他们进行虚构。如《三国演义》第二回，面对无理刁蛮的督邮，“关、张二公俱怒”，但刘备的态度却是忍辱求全、“喏喏连声而退”。但《三国志》的记载却大相径庭：“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床缚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总之，小说中的刘备宽厚仁慈、诸葛亮智慧明达，关张等忠义良能。他们是作者儒家政治道德观念的典范，也是千百年人们心目中所渴望的明君贤臣。按儒家的思维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正好与之相反：暴政最终战胜了仁政，奸邪最终压倒了忠义，全知全能的诸葛亮竟无力回天。这不得不使作者陷入一种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和价值的颠倒所带来的深深的痛苦和迷茫之中。无可奈何之际，作者只得把它归咎于“天意”或“天数”。而小说中的谶语童谣正好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这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困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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