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实验稿)对1～2年级段语文阅读目标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背诵优秀诗文50篇（段），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小学教育阶段德育活动要体现生动性、趣味性，动手动脑，丰富情感体验的特点。积极组织开展感受家乡变化、欣赏自然风光等活动，增强小学生爱国情感。开展介绍名人名言和英雄人物事迹等活动，激励小学生树立远大人生志向。开展学习身边的榜样、遵守课堂纪律等活动，规范小学生行为习惯。通过传唱新儿歌新童谣、做游戏等文体活动，提高小学生基本素质。由此可知，儿歌、童谣是小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弄清楚童谣与儿歌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童谣与儿歌关系的定性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论性的问题。有的儿童文学研究者认为童谣与儿歌是同一关系，即童谣等于儿歌；有的则认为童谣并非儿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笔者认为后者更为合理。其理由如下：
一、概念内涵有区别
何谓童谣？《毛传》解释《诗经》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时说，“曲和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也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由此可知，童谣就是指传唱于儿童之口的没有乐谱的歌谣。它的叫法很多，如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把“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等都归入“童谣”一类。此外，还有“孺子歌”、“童儿歌”、“儿童谣”、“孺歌”、“小儿语”、“女童谣”等称呼。总而言之，“童谣就是长期流传于儿童间的一种用韵语创作、无音乐相伴的口头短歌”。而对儿歌的概念至今尚无定论，台湾陈正治先生在《中国儿歌研究》中说：“儿歌是符合儿童心理的歌谣。在内容上属于叙事、写物、重实用性、趣味性和浅易性；在形式上讲求押韵，文句简洁，重视结构，附有音乐性和文学性”。王晓玉在其主编的《儿童文学引论》中将儿歌定义为“专为幼儿和小学低年级学生创作的，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儿童文学体裁”。相对而言，王晓玉先生更强调儿歌的有益性，也更简洁一些。
二、发展历史有先后
童谣的历史非常悠久。《列子》中记载的《康衢童谣》，据说是我国传说中的圣人尧时的童谣。《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有人认为《列子》这本书不一定可靠，只承认《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才是真正最早的童谣。即使如此，童谣也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了；而儿歌的发展史却是非常短暂的，它的发展史可以追述到五四新文化时期，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把征集来的歌谣中的儿童歌谣，冠以“儿歌”的名称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从此，儿歌作为一种儿童文学体裁正式产生。也就是说：儿歌的历史仅仅只有一百多年罢了！
三、作品创作的目的不尽相同
童谣的内容十分复杂，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成人借童谣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谋士谯周劝刘璋投降刘备便用了“若要吃新饭/须待新主来”的童谣。（二）纯粹的描述成人生活、情感、祸福、成败、规谏、观念、道德、意识等，如：北京童谣“铁蚕豆/大把儿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耍叉/耍叉就分家”便是劝谏做子女要孝敬母亲的童谣。（三）小孩随口编唱的宣泄情感的歌谣。如当代流行童谣：“现代老师武艺高，个个都会扔‘飞镖’。教学更是有法宝，不是作业就是考。班里纪律真是妙，不能说话不能笑。学生胆敢大声叫，马上把他父母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童谣的内容与儿童生活无关，也不适合儿童理解和接受，有些童谣对儿童的健康成长甚至是十分有害的。而儿歌则是专门为幼儿和小学低年级学生创作的，它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都是小孩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其创作目的主要表现在“愉悦儿童、充实知识、启发思想、陶冶性情，培养高尚情操、增进文学的修养，孕育创作的能力、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六个方面。
四、审美情趣有差异
大多数童谣都蕴涵着浓厚的成人情感。如北京童谣“人家赶集/我也赶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儿歌的儿童情趣则是它的最基本特征，可以说，没有童趣就没有儿歌。如丁曲的《葡萄》：葡萄藤/爬得高/爬到架上吹泡泡；/吹了一串又一串/串串都是甜葡萄。该儿歌用拟人的手法，将葡萄写成一个活泼好动、憨态可掬的儿童，葡萄是它吹出的一串串葡萄，很富有儿童情趣。
童谣含有辛辣的讽刺性。如北京童谣《有女莫嫁读书郎》：有女莫嫁读书郎/朝朝夜夜守空房/一朝飞到云间去/还要带个小婆娘。一针见血地讽刺了旧时代贪恋权势、品质败坏的读书人。儿歌虽也有讥讽性，但程度要轻得多，往往是一些善意的劝诫。如鲁兵的《小刺猬理发》：小刺猬/去理发/嚓嚓嚓/嚓嚓嚓/理完头发瞧瞧他/不是小刺猬/是个小娃娃。作者把小孩的又长又乱的头发比成小刺猬的毛，善意地劝小孩爱卫生，养成勤理发的习惯。
有些童谣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丰富的社会内容，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表现人间灾异祸福的“咎征”，给它披上天星垂象，儆戒世人的神秘外衣。如《三国演义》中谋士李儒劝董卓迁都长安就用了当时流行的“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欺难”的童谣。李儒解释说：“‘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帝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回长安，方可无虞”。李儒的解释显然是把它作为了一种政治工具了。对它而言，儿童只能诵唱却很难理解起深奥的含义。儿歌虽也有一定的哲理性和丰富的社会内容，但它是在小孩凭经验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的。
五、儿歌与童谣的呈现方式有所不同
台湾儿童文学理论家施福珍说：“儿歌，可以念也可以唱，与一般说的童谣有所不同，顾字思义，谣用念，诗用吟，歌用唱，童谣与民谣只有词可以念，没有调可以唱，有词又有调的就可叫做儿歌与民歌了。”童谣呈现方式比较自由，往往是随编随唱，随唱随传，而且传播途径也是以口耳相传为主。因此，它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因地域或传播者的变化而造成句式、结构、语言的相应变化。其特殊的呈现方式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其一是创作者的有意回避，这主要是指一些政治性童谣和神秘的谶谣，如《三国演义》中有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首谜语童谣既包含了一位后汉奸臣董卓的名字，同时又诅咒了他必将灭亡的命运，这首童谣流行时，董卓还未死，其编创者岂敢留名？其二，小孩宣泄情感时的即兴之作和游戏歌。如《数蛤蟆》：“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两只蛤蟆，两张嘴……”这样不断地数下去，显然无法确定它的长短；其三，有些童谣特殊的体裁形式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无拘无束，形式活泼的特点。如：你姓啥？\我姓王。\什么王？\三横王。\什么横？\木黄横\什么黄？\草头黄。\什么草？\早上草。什么早？\十日早……（直到答不上为止）。正因为如此，童谣除了能推究其流传年代和流传区域外，其具体作者也往往难于确定。正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所言：“可以说出某首童谣从某个孩子那儿听来，却无法确定是哪个孩子的创作。童谣与民谣一样，是在口口相传的群体创作，难以查清是某某人的创作。”而儿歌则是明显不同的，由于其创作目的十分明确，创作对象也非常清楚，又加上有科学的儿童文学理论的指导，所以，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着，其流传方式除了供儿童唱诵、游戏之外，它还供阅读欣赏。所以，它一旦进入传播途径，其句式、结构、语言便相对固定，其作者一般来说也是有据可查的。
尽管童谣与儿歌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但它们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如果说民歌是诗歌的祖先，那么，童谣就是儿歌的祖先。儿歌是在批判继承童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继承关系更为突出。其次，儿歌与童谣在音韵、节奏、语言应用等外在形式上都是适合小孩接受心理的，只不过儿歌被称为半格律诗，其在音韵、节奏、语言等方面要求比童谣相对要高一些。再次，有一部分在内容上也适合儿童欣赏的童谣经过整理改编后本身就是优秀的儿歌。
王科，男，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初教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