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歌谣的概念早在《诗经》中就有，谓之“孺子歌”、“小儿语”、“儿语”等。歌谣、童谣的概念沿用至今，一方面固然与歌谣本身在民间文化发展中生生不息有关，一方面其概念所指已全然不同于古代和现代时期。
关键词：歌谣 童谣 演变
歌谣、童谣的概念发展至今，概念内涵混淆、概念之间相互演变融合，体现在民间和文人创作的融合、有无乐器与无乐器伴奏的混淆、有歌唱与吟唱的混淆等。以下试探索歌谣、童谣概念及其内涵的古今演变，以窥影响这一演变的社会文化因缘。
一、“歌谣”、“童谣”的上古形态
《诗经》、《国有桃》篇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从文字中看出，歌与谣在古代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娱乐方式。《毛传》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何为“合乐”、“徒歌”？古人解释为：曲就是乐曲。即有乐曲相配的谓之歌，没有乐曲相配的谓之谣。《行苇传》曰：“歌者，合于琴瑟也。”更加明确划定了歌与谣的界限：歌是有乐器伴奏的，而谣没有乐器伴奏，那些不带曲调却押韵可以吟诵的“徒歌”一并归入“谣”。《尔雅·释乐·孙注》：“谣，声逍遥也。”逍遥是自得其乐的意思（朱自清《中国歌谣》），可见“谣”是没有了乐曲、乐器的束缚，可以自由吟诵或吟唱的自由娱乐形式。“童谣”，即儿童之谣。有童谣而没有童歌，大概是儿童吟唱多为“徒歌”，兴致所至，随口而来也无需合乐而歌。“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左传》）“古人所谓‘童谣’，仅指儿童的一种不用乐器相伴奏的‘徒歌’。”（《关于童谣》谭先达）周作人认为，古代的童谣大部分为“徒歌”，“童谣之词，以谣居多，古书所载童谣多为徒歌之谣。”（《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周氏又进一步对古代童谣进行了研究，童谣多为谣，即“徒歌”，所以如此还有些原因在于，古时巫术兴盛，童谣有被比作谶纬，有“记事以实之”（《古谣谚·凡例》）。周氏还认为，古童谣能流传至今，是因为童谣中蕴涵有大量史实且歌词多由大人所作，儿童歌之。“以其有关史实，故得附传至于今日，不与寻常之歌同就湮没也。”笔者颇赞成这一观点，那些自发产生于人们日常生活，随口而来的童谣是流动的，随社会生产的变化而变化、消失。唯那些大人们借童谣诉说史实或以为鬼神凭脱、占卜之言的童谣内容才能在古书中记载流传。《晋书·天文志》：“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魏书·崔浩传》：“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这样歌谣、童谣在古代的概念内涵就明了了，歌谣包括有乐器伴奏的歌和无乐器伴奏的谣，童谣则主要为无乐器伴奏的儿童之吟诵、吟唱之歌，多为研究者作为谶纬之言。
二、“五四”的歌谣、童谣“运动”
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掀起人们的民族意识，新文化运动的轰轰烈烈使得知识分子转向民间开掘新文化的道路，于是有了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1918年２月，经蔡元培批准，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组织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以北大为中心掀起的全国的歌谣运动以《歌谣周刊》的创办为运动的高潮，并获得了文艺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被征集到的歌谣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和风格也多种多样，如信天游、吴歌、爬山歌及各地流传的小调等，这时的歌谣概念已发生了演变：一方面，人们不再将歌与谣严格区分，歌谣的研究价值倾向决定了歌、谣的歌词内容成为研究的重点，因为歌谣音乐上的研究毕竟占了少数，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有一定关系。有乐器伴奏的与吟唱的吟诵的所有来自民间的歌谣都被学者所重视，歌谣并称。《歌谣》时期提出的研究歌谣的四个“派别”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划分的：一注重民俗方面，二注重音韵训诂方面，三注重文艺方面，四注重教育方面”，但对歌谣歌词的研究是主要的。五四歌谣运动时胡适曾提出：“我以为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歌谣概念发展到现代，“合乐与否”已经不被严格区分，歌、谣统称歌谣，泛指那些非文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人们口头传唱的歌曲，和传诵的韵文。
对于童谣，学者们对于它与歌谣的关系、它的分类以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如顾颉刚以苏州为地域中心搜索当地歌谣时将歌谣大致分为五种：儿童在家中唱的歌，乡村女子所唱的歌，奶奶小姐所唱的歌，农工流氓所唱的歌，杂歌。这里“儿童在家中唱的歌”就是狭义的童谣。
周作人：“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现代的“人”的发现，妇女儿童开始为社会重视，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儿童创作，供儿童吟唱的诗歌，当然文学界借助歌谣运动的火势，挖掘了民间流传的儿童诗歌，这些儿童诗歌有些是古代一直流传至今，有些则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周作人将其一并归为“儿歌”。童谣是古代儿歌，但现代概念中的童谣不限于此，《童谣大观》的编著者从全国各县收歌谣四百余首，谜语六十五首，周氏的《读〈童谣大观〉》对其所录进行了真伪之鉴定，除去那些确为学者伪造的童谣，所剩皆为来自民间的活生生的儿童的口头诗歌。现代童谣的定义可以理解为：流传于民间的，不为文人所创造的，儿童歌讴之词。
学术界对歌谣的分类在现代借鉴了西方对民歌的分类法（见《中国歌谣》），如顾颉刚先生的儿歌民歌两分法。朱自清先生在1929年至1931年间的大学讲稿整理后出版的《中国歌谣》采用二分法，将歌谣分为儿歌、民歌二类，民歌被限定为“成人的歌”与儿歌相对。周作人的《儿歌之研究》中儿歌又进一步分为母歌、儿戏两类，其中母歌分为：抚儿使睡之歌、弄儿之歌、体物之歌、人事之歌；儿戏又分游戏、谜语、叙事歌之类。以上对歌谣的分类可以看出学者对儿歌的界定已经与周氏不同，周氏儿歌包括文人创作的儿童歌曲，而朱氏与顾氏认为儿歌盖歌谣之一种，是从民间来的。现代对童谣概念的阐释与儿歌相混杂，没有形成统一的学术概念界定。
三、当代的歌谣、童谣的概念“泛化”
歌谣、童谣的概念沿用至今，又派生出民间歌谣、古代歌谣、儿童歌谣、成人歌谣、原创歌谣，新童谣，儿歌，校园歌谣等等，概念的内涵取向“泛化”。
歌谣的定义在当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其一，歌谣即是民间传唱和专门创作的歌曲。歌谣的概念在当代的解释相当于古代的歌与谣的合称，即包括合乐与不合乐，这点与歌谣在现代的阐释相同，但与之不同的是歌谣产生的来源范围更广了，当代所说歌谣不仅包括民间的，还包括专门创作的，如原创歌谣，校园歌谣，与现代似乎没多大差别，人们习惯在概念前加定语。其二，歌谣只包括来自民间而未加工的歌曲。人们习惯在“歌谣”前定语以作区分。
对歌谣的研究由现代的重词（文学方面、民俗学方面）的研究转为曲与词的研究并重，重曲的研究主要为艺术领域，重词的研究则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这种研究倾向的转变有其社会和文化的深层根源。童谣包括儿歌的概念仍被人们所使用，而且概念仍然存在外延交叉、内涵模糊不清的特点。
（一）有仍沿用《童谣大观》时的童谣定义，来自民间的儿童歌曲。如《浅论当代童谣的异化》中称：“童谣，又称民间儿歌，它是民众在符合儿童理解能力、生活经验、心理特点和欣赏趣味的前提下，用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并流传于儿童中间的一种口头短歌，传统童谣基本可以分为教诲儿歌、游戏儿歌和饶口令三种。”一般只有谣无歌，而儿歌是文人创作的歌曲。王晓玉在其主编的《儿童文学引论》将儿歌定义为：“专为幼儿和小学低年级学生创作的，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儿童文学体裁。”在儿童文学领域，儿歌与儿童诗歌，成人诗歌相平行。儿歌在广义上又可分为专为配乐演唱的儿童歌和为儿童吟诵的短小有趣的诗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儿歌，可以念也可以唱，与一般说的童谣有所不同，顾字思义，谣用念，诗用吟，歌用唱，童谣与民谣只有词可以念，没有调可以唱，有词又有调的就可叫做儿歌与民歌了。”
（二）将童谣和儿歌完全等同，童谣改变了古代及现代主要为不合乐之歌的定义，包括大量配以音乐伴奏的儿童歌曲，也包括文人创作儿童诗歌，当然还有少量的民间收集的儿童歌谣。
尽管社会上对童谣的用法各不相同，但从学术研究出发，这种概念的界定对于学术研究的规范与深入是重要的，笔者基本赞成前者，对民间儿童吟唱的歌谣，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称谓，“童谣”。尽管存在这样的现象，八九十年代盛行于农村的童谣受到城市文化影响，在当代农村中童谣消失殆尽。过去的童谣赖以存在的农村单纯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变了，童谣也就不能得以代代流传。笔者曾在浙江中部农村做过初步调查，一些母子同乐的童谣（或摇篮曲），《月亮大姊》，母亲喂宝宝吃饭时的歌，游戏童谣《点点斑斑》，《萤火虫》，《大麦哨歌》等等童谣现在的儿童已经基本不会唱，相反当下的校园里却出现了许多反映儿童生活学习的“幽默童谣”“诙谐童谣”等，对它们的出现，学术界褒贬不一，笔者未对此做过深入调查，仍认为它们的出现是有其深的社会时代根源。正如《童谣归来兮》所言，“想哼就哼，想唱就唱”。
我们基本理清了童谣、歌谣“从哪里来”，至于“往哪里去”，是否会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最终走向灭亡，这将又是一个引起学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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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白鸽，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