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艺术的神髓，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如《庄子·秋水》(下引《庄子》，或不出篇名)所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也如《天运》所说：“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庄文之妙，其数难喻，可道者仅是其粗处。《庄子》艺术也有道、技之分，本文仅对其形下层面之技艺特征粗作论述。
一、他发现了寓言和文学
《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这种言说的双栖现象，固可以“先秦时期文学尚未独立”目之，然就文体意义言，却恰恰显示出庄子文学意识的觉醒、文学创造精神的崛起及文体的自觉。
《寓言》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庄子表达学术理论和政治思想，大多采用寓言形式，寓抽象的哲理于具象的人物、事件之中。先秦诸子如孟、韩等，也或运用寓言，但庄子的寓言，自有其特色在。
其一，整体性。总体结构上，它不像一般寓言是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或像孟、韩的寓言是置放在一定语境中的，它是由许多寓言共同组成自足的寓言系统和语境整体。《庄子》现存的33篇中(有的非庄子作)，除《天下》篇是综论各家学术要旨外，几乎每篇都有寓言。有些篇则是通篇用寓言而不加论述或极少论述。形式上，每一寓言各自独立，不相系属；但它们的寄意明旨则有其一致性，亦即有其内在精神的关联性，《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田子方》、《让王》诸篇均其例。因此，多寓而同旨，并且不限于一篇．自然成为《庄子》寓言一大特色。为了阐明无用之用、不才之才这一主旨，《人间世》中用了匠石见栎树而不顾的寓言、南伯子綦见不材之木的寓言、支离疏因其形支离而得终其天年的寓言；《山木》中用了庄子见大木的寓言；《列御寇》中用了庄子不为牺牛的寓言；《秋水》中用了庄子宁愿曳尾涂中的寓言。此外，还辅之以“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等喻。这就集中而形象地表明了作者不肯为统治者所用的志趣和对出处去就的抉择，并以此影响人们，具有潜在的说服力。并非形式上许多寓言放在一起就具有整体性，它们必须由系统的内旨贯穿起来才构成整体性。《内篇》七篇就是通过庄子自由无为思想的逻辑化体系化而构成寓言的自足系统。《逍遥游》开宗明义指出精神自由是人生的至高境界，《齐物论》即阐述到达彼境应具备齐物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养生主》接着提出人生价值在于精神生命，修养精神的方法是顺任自然。而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于是《人间世》展开险恶的生存图景，指出“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的现实，生存之道应是顺任自然，生存方式则是“心斋”“坐忘”。该篇不仅在结构上承上启下．而且在内容上揭示了产生前述论点的现实逻辑。接下来《德充符》要求人们重视人的内在性，即道德与精神的存在，指出这是人的价值所系，《大宗师》即推出“真人”标准，阐释其自然观、生死观、人生态度及生活境界。庄子的无为思想并非仅仅告诫人民消极远祸，主要还是幻想劝导统治者善待人民，因此《应帝王》提出无为的政治思想，主张为政之道顺任自然，以百姓意志为意志。这条联接《内篇》七篇寓旨的主线，在每一篇中又多层次地与其他诸篇诸层次相互联系相互阐发，形成立交网状的话语体系。
其二，主体性。寓言是庄子言说的主体，不像孟、苟、韩等是以议论为主体而采用寓言。在寓言中，庄子往往把人物、故事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观赏、体味，从中悟出道理，作者则暂时隐去。其濡人也渐，其感人也深。《人间世》的中心论旨，辐射为七则寓言，这种以寓体遮蔽寓义的言说，让人们看到了荆棘满地、民不聊生的人间景象，看清了封建国君的残暴面目和险恶心肠，同时领悟到：德才优胜的人，只会受到迫害；只有消极避世，为“不才之才”，“无用之用”，才能全其天年。《德充符》写了六则寓言，作者仅在第五则寓言中作了一些议论。《应帝王》除了“无为名尸”一节60字是作者的论说外，其余全是寓言。《秋水》、《山木》、《田子方》、《让王》、《盗跖》、《说剑》、《渔父》等篇，均是通篇寓言，其间议论，皆出于寓言人物之日，作者未尝置喙。庄子不仅以寓言故事为言说主体，历史人物如子产、孔子、老聃等等，也都被他涂上浓重的寓言色彩，不能执史事以求。这一点，先秦诸子也间或如此。韩非笔下的孔子，常以法治主义者面目出现；庄子笔下的孔子，则往往邻于道家，都与儒家笔下的孔子大相径庭。但庄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仅置历史人物于寓言之中，连他自己，也每每进入寓言角色。不同时代的人，可在一起坐而论道。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与现代荒诞派有极其相似处。
其三，象征性。克罗齐说，艺术中的一切都是象征的．因为一切都是形象的。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寓言的寓体和寓意联系机制大致有具象体现与喻象暗示两种类型，孟、韩等议论中运用的寓言多类具象体现型，又因他们用之只是引譬论事，故其寓较少象征意味。而庄子寓言不仅具有具象体现的形象典型性和喻象暗示的深邃象征性，而且大多为两型互渗糅合的复合形态，从而使全书成为独立自足的诗学系统。《齐物论》中的“朝三暮四”，含蓄而尖锐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欺骗与愚弄，告诉人们：不论封建统治者耍出什么新花样，他们魁核人民的本质不会改变。“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人们不要上当受骗。《列御寇》中舐痔得车的寓言，辛辣地嘲讽了那些阿谀权贵而得重赏的小丑，为谠直忠贞之士张目吐气，确是痛快淋漓!《秋水》中的“鸱吓鸩雏”，把高洁耿介的人同权欲熏心的人作了鲜明对比，巧妙而又幽默地揶揄了那些势利之徒。《则阳》的蛮触之争，从宏观角度观察人世的纷扰，指出当时攻伐战争的不义实质，发人深省。这类寓言在《庄子》中联翩呈现，其深刻的象征意义与作者所处时代紧相联系，其生动鲜活的典型意义亦历久不衰。总体象征是庄子寓言的本质特征。庄子以寓言言说也就是看中了寓言以隐喻暗示法示意的广义象征特性。
其四，审美性。庄子选择寓言这一文学样式阐释其哲学与政治思想，并运用文学的艺术手法创造寓言，从而超越先秦其他诸子，创造出我国最早的诗学著作形式，并开创我国浪漫一派文学之源。这一点下文将具体阐述。
从庄子寓言四大特征可以看出：庄子运用寓言是有意为之，刻意为之。庄子所以创造寓言，一方面是为了增强言说的艺术效果，所谓“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这实质上是庄子发现了寓言的哲学言说与文学表现双重功能，是他对于寓言的发现和对于文学的发现，体现了他的文学意识的先觉和创造精神。另一方面，庄子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庄子处“桀宋”之世，叹息肠内热，不能已于言，不得不以寓托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抒发其愤慨之情，表达其政治思想。庄子的文体意识十分清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