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一曲悠扬而哀婉的乡村牧歌
1933年冬，沈从文怀着“乡下人”对理想人性重构的巨大忧患，怀着对农人和兵士不可言说的温爱，以“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姿态开始创作《边城》。他希望通过《边城》给那些“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边城·题记》）。
在沈从文的笔下，茶峒是湘西边地的一座小城，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这里没有俗世的喧嚣与纷争，也没有人间的冷漠与矫饰，有的只是静穆与和谐、清新与淡雅，宛若一个世外桃花源。这里的人们淳朴而善良，厚道而简单：“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的少女——翠翠；忠于职守、厚道好施、饱经沧桑的老船工——爷爷；健壮如虎、热情诚实、情谊笃深的兄弟——天保和傩送；豪爽慷慨、心地善良的船总——顺顺等。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就像那城边的溪水一样清澈透明，永不止息地静静流淌着。
在自然的“风日里长养着”的翠翠随着年岁的增长，爱情意识得以生发、萌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傩送，并朦朦胧胧地爱上了这个勇敢英俊的少年。而老船夫也一心挂念着为翠翠找寻一个好的未来，他看中的是豪放豁达、诚实可靠的大佬天保，并极力撮合。天保与傩送两兄弟同时爱上了翠翠，为此，他们展开了公平的角逐。后来，为了成全弟弟，天保选择了离开，结果死于意外，傩送在哥哥遇难后，觉得有愧于哥哥，而孤独地远走他乡。命运似乎在捉弄这些无辜的人们，善意和好心却没有成全一桩美事。爷爷在误解与忧伤中丢下了翠翠而死去，象征着民情古风的白塔也在暴风雨中坍塌了。不谙世事的翠翠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她还在溪边守着渡船，等待那个月下唱歌的年青人，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刘西渭认为《边城》是一部田园牧歌般的杰作，“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边城〉与〈八骏图〉》）正是通过这样一颗珠玉，我们感受到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乃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之地；也正是通过这样一颗珠玉，我们体会到沈从文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良苦用心。在《边城》的故事中, 每个人的身上都笼罩着人性至善至美的光环。但细细品味，字里行间，却有一种淡淡的隐忧向你袭来，那是沈从文内心深处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正如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又读〈边城〉》）。
在谈到读者对《边城》的接受时，沈从文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看似平和温情的沈从文，其实具有某种深刻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深深地掩埋在其冲淡宁静的表层下。同时，沈从文也是矛盾的。从情感上来说，沈从文试图挽留住这个湘西神话，但在理智上，沈从文又意识到其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城》所精心营构的“湘西世界”，是梦幻和现实交织的产物，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一个投影，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精神乌托邦。
《柏子》：辰河风情的原生态写意
在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有着两种原型：一是以鲁迅《故乡》为代表的乡土启蒙，主导的价值是现代理性批判；一是以废名《竹林的故事》为代表的乡土抒情，主导的价值是现代审美追求。沈从文延续并拓展了废名所开创的乡土抒情小说的创作模式，他通过对湘西世界人情美与人性美的抒写，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并以此来建构自己理想的“人性神庙”。
沈从文在一篇题为《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的文章中，谈到他的理想人性的建构与水，特别是与他生活过的辰河的关系：“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上扩大的”，“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甚至是自己文字的风格也与这水有异常密切的关系。192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柏子》，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这种性质的作品。
小说讲述的是辰河上的水手柏子与辰河畔吊脚楼上的妓女短暂而又愉悦的一次幽会。毛手毛脚的水手柏子，心急如焚而又兴致勃勃地闯进吊脚楼，和自己的相好一番痛快淋漓地身体狂欢。肉体的冲撞，情感的交流，鲁莽而直接，简单而强烈。在这里，没有过多的言语和虚假的承诺，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和现实的顾虑，有的只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回答。柏子将储存了一个月的金钱与精力全倾泻在这妇人的身上，妇人也用兴奋与麻醉挪去柏子心中的一切穷苦与一切期望。“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他们没有仪式的生命狂欢，和都市人的虚伪矫饰、闭抑残缺近似阉割性的情欲表达比较起来，彻底而纯粹。他们质朴、自然、勇敢、善良，带着点原始的野性，充溢着生命的活力，沈从文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美好健康人性的抒写中，呼唤民族理想人性的复归。
沈从文作为接受并正在体验现代文明的作家，他并没有简单地停留于对湘西古老而原始的人情、人性的表现上，而是带着现代的眼光审视他笔下的人物。像柏子这样的水手，卑微而低贱，他们用常年的漂泊，艰辛的劳作，甚至是性命的冒险，去换取情欲片刻的满足与精神刹那的迷醉，并且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支付中。因为他们觉得“这种花费是很好的一种花费”，“今夜所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个月他可又回来了”，“他们根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层淡淡的隐忧，折射的是作者对其笔下人物的一种深沉的关怀。
不过，出于现代民族品格与理想人性建构的需要，沈从文并没有将这份隐忧与沉重直接传达出来，而是作了诗化的处理。《柏子》在这种诗化的处理中，便达到了一种散文诗化的艺术效果。作者在舒缓散漫的辰河风情写意中，淡入而又淡出的是小说的人物和故事的情节。在沈从文的小说美学中，吸引我们的似乎不再是光彩夺目的性格人物、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而是他为我们所精心营构的生活场域（“湘西世界”）以及存在于其中的生命形态本身。
《萧萧》：湘西“常”与“变”中的忧思
创作于1929年的短篇小说《萧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作品，也是最能代表沈从文文学理想与人性建构的作品之一。如果我们细细品读一下《萧萧》，我们会发现沈从文先生的这篇小说与《柏子》之类的散文体小说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小说不再那么散漫，沈从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时间流动背景，即以萧萧的年龄增长为线索，讲述了少女萧萧的成长历程以及其间的人生际遇。萧萧出生之后就没有了父母，是个孤儿，被迫寄养在伯父家；到了十二岁，萧萧便做了人家的童养媳，成天带着年纪还不到三岁的小丈夫；萧萧十五岁时就已发育成人，在花狗的歌声诱惑中懵懵懂懂地就变成了妇人；失贞怀孕后，在等待发落的过程中生下了儿子，又被夫家所接受；到儿子长到十岁时，她正式与丈夫拜堂圆房；等到儿子十二岁时，家人又给他找了个童养媳，而萧萧则抱着自己新生的毛毛在一旁看热闹。这是小说的基本故事情节，时间线索相当清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小说就是少女萧萧的成长史（西方称之为“教育小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萧萧在生活中的位置也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由一个孤儿变成别人家的童养媳，由一个少女变成少妇，由一个媳妇变成另外一个媳妇的婆婆。一切都那么自然，一切也都那么熟悉。
“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沈从文《长河集·题记》中的这段话，我们用来阐释《萧萧》似乎也十分的合适。
出嫁后的萧萧，一直过着本分而又规矩的农家生活，日子过得闲适又舒畅。“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伴随着萧萧的成长，一些新事物也开始进入了萧萧的生活视野。诸如城里“女学生”的新潮与自由、花狗的歌声与诱惑、情欲的萌动与释放等。东窗事发后，“萧萧步花狗后尘，也想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变化，但一切又都没有变。萧萧被抓了起来，失贞辱节的她要么“沉潭”，要么“发卖”，但周围的人都对萧萧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似的，接纳了她、包容了她，她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成为乡土中国的悲剧。在沈从文看来，变的是时间，变的是外在的事物形态，不变的是当地淳厚的文化习俗，以及其间优美、健康而自然的人情、人性。这些文化习俗、人情人性相互作用，共同营构着沈从文的湘西乌托邦世界。这是沈从文的审美理想。
然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沈从文，当他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反观他所深爱的那片湘西大地时，他又是矛盾的。在“常”与“变”的理性思考、在“两相乘除”中，沈从文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无奈，字里行间隐隐地透露出一种忧虑。萧萧非但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反而被周围的庸常而恒定的现实所同化，她最后真真切切融入到了乡村妇女的生命轨道。萧萧从一个受习俗命运支配的人，到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支配另一个女子命运的人。生命的轨迹在苍白的循环中渐渐构成了亘古不变的命运轮回。表面上近乎自然平淡的湘西生活，骨子里却带有一股无奈的宿命感。沈从文通过这种近乎无事的“心灵悲剧”（《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写出了古老的乡土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间的巨大鸿沟，令人不由掩卷长思。这也许就是沈从文文章的现代性意义所在。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