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我出生在台湾台中市，和很多台胞乡亲一样历经日本殖民统治者“皇民化”统治，心中期盼着台湾早日回归祖国。1945年，日本殖民者投降，台湾光复，全台家家户户欢天喜地。为了更多地了解祖国大陆，我通过了台湾省行政公署教育处招考100名公费生升学大陆大学考试，获得了到祖国大陆上大学读书的机会。作为第一批台湾公费生升学大陆大学青年学子中的一员，于1946年11月离开故乡台中，从基隆港乘船到北京大学求学。
记得当年离开故乡，在台中车站前，母亲很不放心我这个就要远离她怀抱的爱子，她把装着台中的泥土和水的小瓶子交给我，要我到了北京后，把故乡的水土倒在我要用水的那口井中，可以尽快适应北方的水土。但在我看来，她是叫我不要忘掉故乡的山山水水。我捧着“故乡土”、“故乡水”，对母亲说：“妈妈，请放心，我一定听您的话，暑假，我就会回来看您的！”我又对爱喝酒的父亲说：“我从大陆回来时，一定要带大陆名酒茅台给您喝。”哪知道这次分别竟是我和父母的永诀。
当年，我们这些从台湾来的公费生坐船抵达天津塘沽港时，风雪交加，没见过北国飘雪的我们被这皑皑白雪迷住了。我兴奋地扑抓随风飘舞的雪花，雪在手中化开了，我的心也在雪中融开了。我用力地踏着大地，心里喊道，这就是我的祖地啊，这里同我祖先生息过的山西太原，还有广东大埔是连在一起的啊！如今还记得我自己当时随手写下的一首诗：
风到雪舞天地间，满目朦胧银一片；
求学途中访北国，初蹬祖地绪万千。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摇篮，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未名湖和那座灰色的砖塔，让我这南国来的孩子感到自豪和骄傲。刚到北大不久，当年的北平（今北京，下同）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兵强奸了我们北大先修班的一位女同学。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生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尊严向外国侵略者发出内心的怒吼，也感受着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在我们的土地上作威作福！1947年3月初，我听到从家乡传来了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消息。我虽然远离故乡，但心却同故乡的乡亲们连在一起。我们北大的台湾同学，同北京各校的台湾同学一起，展开了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斗争。在北大的“民主广场”上张贴了声援大字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学书，还写了书信支援岛内同胞的正义斗争。那时北大、清华、南开和燕京大学的师生，包括著名的许德珩、张奚若、闻家驷和王铁崖等教授都热情地支援了这场斗争。通过这两件事，我也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台湾人民的斗争和祖国大陆人民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
1947年春夏之交，形势飞快向前发展。“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的浪潮席卷了蒋管区各大城市。当时在北京的台湾学子们都奋不顾身地参加了示威游行。在这一运动的浪潮中，分配到武汉大学学习的第一批台湾公费生陈如丰被国民党军警枪杀的消息传来后，在各地求学的台湾公费生们悲愤而震惊。在北京大学，我们这些台湾学子设立了祭坛，向这位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台湾同学宣誓：“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我们这些来自台湾的公费生在认真刻苦学习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继“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我还参加了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运动、支援东北学生运动、支援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运动、保卫华北学联运动，以及防止北大南迁的护校运动。1947年6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相继展开时，我参加了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为了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我暂时离开校园，走向社会，走进兵营。在团结旅平台胞拥护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也去团结兵临城下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共同迈向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大道。我作为中国人民一分子的台湾人，同古都人民一起，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帝国主义借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用武力阻挠中国的统一。让我难忘的是，当我作为台盟驻京办事处副主任主持1950年2月底召开的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周年的大会时，朱德总司令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0年，我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后，先后在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华东上海人民广播電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获得多种荣誉。其中，1963年，我主创的录音报道《在荣誉面前》，颂扬南京路上好八连，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广播节目欣赏会的“优秀广播节目奖”。然而，不久后席卷整个大陆的“文革”开始了，那段岁月中我遭受打击，被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上海广播电台与复旦大学于隔年联合举办《日语广播讲座》，我担任此讲座的教材编写和口授，后来不少当年的学生都成为研究日本的主力军。那些年，我还先后参与翻译了诸多日本影视作品，如《生死恋》、《望乡》、《华丽的家族》、《吟公主》、《风雪黄昏》、《猎人》及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等。1977年起，我被调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日本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东盟经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台湾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先后担任了亚洲室主任、日本室主任、副所长、高级研究员（教授），先后出版多本著述。从1981年9月起，我担任了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一届至第三届会长、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二届至第三届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及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及五、六、八、九届政协委员。
通过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我逐渐认识到，要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只能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台湾，客观上是存在着独特的社会意识，而这一意识的产生有其历史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然而，从历史上、经济上、政治上综合来看，台湾同胞的意识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往之心。事实证明，大陆经济的发展，法制的逐步健全，2008年的奥运和2010年的世博的举办，都让台湾同胞看到了大陆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前景。
作为当年第一批台湾省公费生升学内地大学的一员，我一直深感自豪。如今我们这些当年的台湾青年学子，都已是耄耋老人，我们热爱着故乡台湾，也深爱着我们的祖国大陆，我们期盼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更期待着国家的完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