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古文字学家、书法家、著名的爱国民主革命家。字彝初，后改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年称石屋老人。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4月27日，马叙伦生于浙江杭州府下羊市街金刚寺一所古老的宅子里。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叙伦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在开创新中国教育事业中，马叙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就任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后，马叙伦和钱俊瑞、韦悫、曾昭抡三位副部长一起首先主持改造旧教育，开创人民教育的工作。旧中国留下的教育是一个十分可怜的烂摊子，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占20%左右。解放区的教育虽然朝气蓬勃，但只积累了兴办人民教育事业的初步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应该怎样开展建设呢?他紧紧掌握着《共同纲领》中指出的，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以及教育要向工农兵开门，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这一方针政策。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马叙伦在开幕式上高兴地谈到：新中国的诞生，给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情况，提出了新的任务。他说，代替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就是要推行这种教育，而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因此，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而这种改革正如我们的《共同纲领》所规定，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
马叙伦说，《共同纲领》规定，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共同纲领》所列举的这几项工作都是很重要的，都应该照顾着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种具体条件，分别先后重轻，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
马叙伦在谈到教育要向工农兵开门这个方针时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向工农大大开门，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这是中国教育建设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
在这个会议上，教育部决定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同时，创办新型的综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以吸收工农干部及优秀产业工人为对象的工农速成中学。
马叙伦在后来召开的工农教育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工农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意义和开展识字活动，逐步减少文盲，开展工人农民业余教育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作为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上，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做好人民教育工作。到1954年10月，马叙伦离任时，五年中新中国教育事业蓬勃向前发展，各级各类学校不但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教育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马叙伦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建国初期五年的教育工作中，马叙伦除了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方针，政策外，还亲身参与主办了有关教育改革的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关于学生健康问题。
1950年6月19日、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就学生健康问题两次亲笔给马叙伦写信。第一封信说：“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第二封信说：“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马叙伦对毛主席的指示十分重视，并亲自组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具体措施。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1年8月政务院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提出了具体措施，如规定学生自习时间、睡眠时间、文娱活动时间，减轻学生负担，改进学校伙食工作、卫生工作等，在全国各级学校中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有了明显改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二件事是关于从1950年10月接办辅仁大学开始，接管了外国津贴的学校。
这是中国人民收回教育主权，将一些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一律收归中国人民自己办理的大事。但也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马叙伦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政务院决定的方针政策。他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代表教育部于1950年9月25日向辅仁大学教会驻校代表发表书面谈话，阐明了中国的教育政策，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诬蔑中国干涉宗教自由的谰言和教会进一步侵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的行为。
1950年10月12日，马叙伦为接办辅仁大学特招待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明令接收辅仁大学自办，是单纯的教育问题，与宗教问题毫无关系。1951年1月16日，教育部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上，马叙伦讲了话。会议确定了处理这类学校的原则、办法、政策、措施。会后有11所学校改为公办，9所学校改为中国人民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这是中国人民在收回教育主权问题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三件大事是改革学制，进行院系调整。
马叙伦在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施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后，曾发表谈话，阐述了这次改革学制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精神。他说改革教育制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革学制。为了顺利推进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和实践《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任务，旧学制必须加以改革。旧中国留下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有严重缺点。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改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于1952年至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它建立起以理工科为重点的高等学校制度。
通过院系调整，使我国高等工科院校建成了比较齐全的专业科系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今天看来，这次院系调整虽然存在着削弱文法、财经等学科，以及专业设置过细、专业面过窄等缺点，但总体来讲，它改变了原来大学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
马叙伦在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期间，还常常和部里工作人员谈起教育一定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对同志们说，你们看，新华门内不就竖立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嘛！我们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为人民服务，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建国后，马叙伦除了担任教育部长、高教部长，还担任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马叙伦不仅是一位长期担任大学教授，做过多年教育行政领导工作的著名教育家，还是一位知识渊博，在学术上有很深造诣的专家、学者。他对语言学，文字学、书法、诗词、经史等方面都很有研究，著述甚多。尤其在文字学的研究著述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马叙伦的学术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就是经历了30多年时间，耗费毕生精力，辛勤耕耘写成的。
马叙伦不仅在《说文》学方面，有丰硕的专著，他对金石甲骨文字也有深入研究。著有《读金器刻词》、《石鼓文疏记》、《石鼓文疏记引辞》、《石鼓释文序》、《跋石鼓文研究》等学术专著。他用金石甲骨文订正许慎的《说文解字》，又引用许书阐释金石甲骨文字，相互参证，把许书里的九千多古文字解释得清清楚楚，真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个创举。对石鼓的年代，他也作了详细的考证。
马叙伦长期在北京大学讲授过老庄哲学课，平素又对老庄哲学的研究很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著述。如《老子校诂》、《庄子义证》、《庄子札记》、《庄子天下篇述义》等书。《老子校诂》是一部以校勘为主的书，引用的资料十分丰富。《庄子义征》有三十卷，附录二卷，校补一卷。这两部书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受到重视。《庄子天下篇述义》对研究我国哲学史很有帮助。《庄子札记》是马叙伦在北京大学讲授老庄哲学时所作的札记。
在古籍整理、校勘、注疏、训诂方面，马叙伦都很有研究，其成果多收在他的《天马山屋丛著》中。
对于书法，马叙伦称得上是一代名家。他的书法别具风格，自成一家。笔势劲逸，秀丽潇洒，在刚劲中显露出一派俊美的魅力。他作书时肘腕俱悬，指臂齐运，挥毫自如，拙媚相生。
马叙伦还是一位爱国诗人，他的诗词富有时代特色。不少诗词都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留下的遗著中，有许多诗作手迹。
此外，马叙伦留下的著作，还有《马叙伦学术论文集》、《石屋余沈》、《石屋续沈》、《马叙伦政论文选》等。
1970年5月4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