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之间，有几十年的交往和友谊。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同，甚至发生过争论，但两人之间的友谊，却始终是两人关系的主线。
延安灯下长谈
毛泽东与梁漱溟初次见面，是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在北京短暂居住期间。当时他经常去住在豆腐池胡同的老师杨怀中家，杨怀中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去他家的缘由，一是看望老师，二是正与杨老师的女儿杨开慧谈恋爱。在杨怀中家里，毛泽东见到了梁漱溟。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同盟会会员。1917年，入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与杨怀中同为北大哲学系教员，两人关系甚笃。在杨怀中家，毛泽东虽然与梁漱溟见了面，但梁漱溟对毛泽东并无太深的印象。
毛泽东与梁漱溟阔别后再次见面，是1938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当时，毛泽东是中共高级领导人，梁漱溟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结束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受聘国民党政府，是国民党政府的特邀“参议员”（后为“参政员”）。
两人的这次见面，正值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时。梁漱溟对共产党不但坚决主张团结抗战，还领导人民把陕北搞得红红火火，特别是对陕北乡村建设比自己在山东搞的乡村建设还要红火很感兴趣，于是向蒋介石提出想到延安实地看一看。通过国民政府与延安联系，中共方面很快回话说：欢迎梁先生到延安。这样，梁漱溟便北上到了延安。
梁漱溟到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就与毛泽东见面了。二人见面的地点，不是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而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瓦房里。这是毛泽东的考虑，当时正值寒冬，这里的取暖条件好一些。毛泽东一见到梁漱溟，就对他来延安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热情地问候完毕后，首先提到当年的往事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梁先生一愣，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毛泽东。毛泽东接着说：“民国七年，您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我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我听过你讲的课。那时，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出来开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这样一说，梁漱溟想起来了。他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梁漱溟很快就被毛泽东谦虚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谈吐所吸引。他认定，毛泽东无论学识、境界、远见，还是在待人接物方面，都远远高于蒋介石。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中国的领袖人物。
二人头一次谈话，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从下午6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天黑后。毛泽东的警卫员端来油灯，二人在灯下继续交谈。谈到深夜时，外面刮起了寒风，可梁漱溟觉得屋子里很暖和，一点寒意都没有，便打听这屋子是怎么取暖的。毛泽东告诉梁漱溟。房子的取暖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屋外地下烧火，使地面和墙都发热。这样的房子在延安只有这一处，平时主要用来接待外宾。梁漱溟知道这一情况后，为共产党这样真诚对待民主人士十分感动。
在谈到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梁漱溟很直率地表示：我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很不满意，对目前的抗战局势十分担忧，对抗战前途甚感悲观。毛泽东静静地听完梁漱溟的话，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梁先生，对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把《论持久战》的基本思路，向梁先生作了介绍，重点谈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听毛泽东讲完，梁漱溟非常高兴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毛泽东连连摆手说：“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延续到后半夜。毛泽东见梁漱溟面露疲倦之色，便主动站起来，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晚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梁漱溟也站起身来，将随身所带的一本《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接过梁漱溟新出版的这部数十万字的著作，表示要很好地拜读这本书。
第二天，毛泽东派中央的工作人员把梁漱溟请来。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把摘出的梁漱溟的话的大意复述了一遍后，针对梁漱溟的观点，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些事实，然后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是一个直爽的人，对于自己的政见，他是坚持的。他向毛泽东解释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但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社会就会稳定、发展……”
梁漱溟讲完后，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仍然坚持说:“不能太看重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不知不觉间，两人的谈话持续到了第二天天亮。毛泽东笑着站起身说：“梁先生，我们今天谁也没有说服谁。怎么办呢？让以后的事实来做裁判吧！”梁漱溟见毛泽东如此大度，身体又是如此健康，心中十分敬佩。
与毛泽东两次长谈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梁漱溟参观了延安许多地方。延安的干部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心里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陈述政见
日本投降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尖锐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蒋介石是要建立一个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分歧是明显的。经过八年抗战后，人民渴望和平。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毛泽东曾只身去重庆与国民党和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达成了决议，国民党关于建国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当时，梁漱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任民盟秘书长，也参加了政协会议。他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力政府，领导中国搞经济建设，等经济搞上去了，才可以谈宪政。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证明两党制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
梁漱溟的这个主张，在重庆与好几位政界要员谈过。在政协会议上，他也到处宣传。但没有人理睬他，听者听不到几句，就不耐烦地走了。他感到很苦闷。但是，当他与中共代表谈起自己的看法时，中共代表听得相当认真，并没有表示不耐烦。于是，他想再次去延安，听听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对他的政见的看法。
梁漱溟向中共方面提出第二次去延安的要求后，中共方面非常欢迎，并对他赴延安的具体行程、路线等，作了周密安排。他到延安后，立即提出要见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马上会见梁漱溟。时隔数年两人再次相见，都非常高兴。梁漱溟就提出，希望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答复他：“明天，我们党在延安的主要领导人都来和您见面。”
第二天，工作人员陪梁漱溟来到一间小会议室，中共主要领导人已在里面等着了，毛泽东见梁漱溟到了，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其他中共领导人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等也分别上前与他握手。毛泽东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了梁漱溟的来意后，梁漱溟就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中共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两个大党—上一下，轮流执政，平时势不两立，台下的专挑毛病，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仁，多数人是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思想和主张的。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过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虽订了发展计划，但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20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如此。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一层说，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赤手空拳，有力量的人不合意即不听，我别无他法。”
梁漱溟讲完后，又加上一句：“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 （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中共领导认真地听着，没有一个人走神，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认真地记着，这使梁漱溟深受感动。他们并没有回答梁先生的问题，大家也知道，梁先生是来向朋友倾吐来了。梁漱溟讲完后，毛泽东问候了他到延安后的生活情况，还建议他去延安的一些机关看看。这次会见也就结束了。
梁漱溟一直记着共产党对他的热情和关心。时隔四十多年后，他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十分深情地说：“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请梁漱溟到北京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之邀，来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应斯大林的邀请，到莫斯科多日了。因此他并没有马上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赴莫斯科之前，已经安排好统战部的领导干部细心接待梁漱溟，无论食宿，都安排得十分周全，这使他十分感动。
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中央对迎接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除了中央领导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外，还安排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到火车站迎接。中央统战部知道毛泽东、周恩来对梁漱溟来北京十分重视，特意把他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第一个。毛泽东一下火车，在刚刚见过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后，敏锐的目光立刻发现了梁漱溟。他大步走过去，握住梁漱溟的手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梁漱溟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笑着说：“好，一切都好！”其他的话则一时想不起来说了。
第二天晚上，中央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梁漱溟也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特意走到梁漱溟身边问候他说：“明天请您到中南海我家里，我们好好叙一叙。”梁漱溟说：“好，我一定去府上拜访。”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去接梁漱溟。进入院门，梁漱溟见毛泽东已经站在院里迎接自己了。毛泽东把梁漱溟让进会客室，寒暄后，即直言道：“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愿与各民主党派、各位社会贤达共同治理国家，梁先生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希望梁先生知无不言。”梁先生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他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梁漱溟迟疑了片刻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泽东说：“那样也好。在新中国，民主党派有许多工作可做。共产党是离不开民主党派的，不参加政府，也有许多工作需要梁先生去做。您可以当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里面，就可以为我党建言献策，可以搞调查研究，可以研究一些国家重大问题。”
天色黑下来时，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来小声对毛泽东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毛泽东便很客气地把梁漱溟让进小餐厅。餐厅布置简单朴素，但收拾得很干净。毛泽东笑着说：“也不知道梁先生的习惯，简单准备了一点饭菜，不知合不合梁先生的口味。”梁漱溟忙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二样菜就成，但您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毛泽东说：“我早就知道梁先生食素，因此，今天我特意吩咐厨师全部做素菜，我们统统吃素食，这也是‘统一战线’嘛！”吃罢晚饭，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和梁漱溟长谈。谈到现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时，毛主席建议梁漱溟到农村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农村的变化，也提一提意见。他还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返，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梁先生如同意，具体行程由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您的。”
梁漱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一直记着毛泽东让他去农村调查的事情。他向全国政协讲了自己的打算后，全国政协很快就做出了安排。1950年4至9月，他带着一些干部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接待。通过农村实地考察，梁漱溟发现新中国的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热情很高，粮食产量提高，许多地方还建立了互助组，农村干部也都一心为群众服务。农村的社会风气也非常好，旧社会的黄赌毒等现象基本绝迹。他觉得，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也能治理好中国，毛泽东在延安时说的话，是对的。
1950年9月中旬，梁漱溟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告一段落。毛泽东得知梁漱溟回京的消息后，非常想通过梁漱溟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便于9月23日傍晚派秘书把梁漱溟再次请到家里来谈话、共餐。这一天梁漱溟已经在朋友家里吃过了晚饭。但毛泽东不知道，他还在等着梁漱溟来一起用餐。梁漱溟一进门，毛泽东就让人上饭菜，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漱溟如实说，已经在朋友家里吃过饭了。毛泽东笑道：“那我就不恭了，请您略坐，我先吃饭了。”吃完饭，毛泽东问梁漱溟在农村的见闻。梁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问一些问题。听完梁漱溟的介绍，毛泽东十分满意。临别时，毛泽东向梁漱溟提出建议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的。”梁漱溟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华北、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毛泽东说：“那也好。”接着又问梁漱溟居住条件如何?梁答：“住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一本家亲戚处，不是独院。”毛主席即说：“为使您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您到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等信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派车接梁漱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住了两年多，直到后来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定居为止。
毛泽东建议梁漱溟到南方农村去看一看，实际上是想请梁漱溟从一个民主党派人士的角度，看一看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有没有问题。梁漱溟休息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向统战部提出，要去南方看一看土地改革情况。他的要求很快就得到批准。此次去，是由中央统战部组团去的。梁漱溟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毛泽东即派车从颐和园接梁漱溟到中南海。梁下车走进颐年堂时，正遇章乃器与毛泽东告辞。毛泽东送走章乃器后，转身把梁漱溟让进房间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还是先开饭吧！”仍然是素食，只有毛、梁两个人共餐。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梁漱溟说到此，毛泽东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从那以后，毛泽东每一两个月就要把梁漱溟请来长谈一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梁漱溟是十分尊重的，是愿意听他的意见的。二人已经是朋友了。
两人发生分歧
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全国政协开会，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这次会议一开始开的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来会议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因此，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重要问题。党中央也非常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这次会议，梁漱溟便是列席者之一。本来，梁漱溟没有打算在会上发言。但他在10日的小组会上的发言很受欢迎，周恩来就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
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发言。他在发言中讲了三点意见：一、由于政府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二、由于完成政府的计划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我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成问题，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盛行。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三、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几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质量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发言中所讲的第三条意见。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要维护这条路线，使新中国在各方面进步更快。他认为，梁漱溟的发言，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不合拍的。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他不能不讲话。于是，在梁漱溟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是有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参加的，梁漱溟也是列席者之一。毛泽东说这番话，实际上就是批评梁漱溟的，不过他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听到毛泽东批评自己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有些不服气。他想：我是拥护总路线的，何曾反对过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中共中央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否定总路线的意思，更不想损害工农联盟。梁漱溟是个倔强之人，他想声明自己的看法，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的大意是说：我不反对总路线，没有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你误会了，希望解除误会。他想在会上就交给毛泽东。但他的信还没写完，就散会了，他也就无法在这次会议上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了。回家后，他接着把信写完。信中的大意是说：我不反对总路线，没有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你误会了，希望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继续开会。梁漱溟准时出席。他见毛泽东步入会场，就站起来，直接走到毛泽东面前，将昨天晚上写好的信当面交给毛泽东。当天晚上中央招待大家看京剧。毛泽东约他当晚在怀仁堂京剧开演之前在休息室里谈话。京剧开演前20分钟，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准时到了休息室。二人见面仍然很客气。梁漱溟主要是解释自己的讲话不是反对总路线的。毛泽东则说：“你的话是与总路线不同的。”二人意见不同。话还没有说完，京剧就开演了，谈话不欢而散。
9月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梁漱溟讲完后，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只是沉默，没有人在会上批评梁漱溟。
9月17日继续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对梁漱溟进行了批评。但梁漱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9月18日的会上，梁漱溟要求发言。会议也允许他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梁漱溟在会上讲的时间很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在认真地听着，并不打断他。但台下一些人则不让梁漱溟讲下去了。有的人对梁漱溟批得很厉害，甚至说他一贯反动，还有人高喊，要他滚下台。毛泽东显然不同意那些高喊口号的人的意见。他当场以非常和缓的语气，请梁漱溟继续讲，但不要讲得太长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梁先生还要当政协委员。”可见，毛泽东是不同意有人说的梁漱溟一贯反动的观点的，他对梁漱溟还是要保护的。
分歧发生后，梁漱溟曾主动提出要闭门思过。他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并不赞成梁漱溟闭门思过，因此，他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同志派人告诉梁漱溟：“今后可以这样办：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
从那之后，梁漱溟便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去一二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中央人民政府设国宴招待，也请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梁漱溟也接到了请柬，但他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他，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但梁漱溟总认为自己铸成了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
自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工资照发，对他也没有进行任何处分。
梁漱溟能主动闭门思过，与何香凝的帮助分不开。梁漱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经这样说：“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而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梁漱溟还对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进行了自责。在这件事发生30多年后的1986年，已经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梁漱溟对毛泽东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梁漱溟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他认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领袖，共产党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在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梁漱溟的心情是十分难过的。这也体现出梁漱溟与毛泽东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毕竟，梁漱溟同毛泽东有长达几十年的交往；毕竟，二人都有为国为民的初衷；毕竟，毛泽东的伟大政治家品格令梁漱溟佩服。这是二人能保持数十年友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