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我家被抄的第二天，叔叔家也给抄了。红卫兵掠走东西以后，封闭了所有的房间，只留一间小房间和厨房给他用。小房间里没有床，叔叔只得铺条褥子睡在水泥地上。抄家以后，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批斗，他曾经在一个月里，被批斗十多次，每次批斗持续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批斗会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判，这时他不得不深深地弯着腰站立在那里，有时支持不住了，直直腰或挪动一下身子，就会招来踢打。长时间保持那么一种姿势，实际上是在受刑。批斗会上他要跟着大家一道高呼打倒费孝通的口号，回答红卫兵的逼问。有一次一个红卫兵喝问他：为什么在英国拿到博士以后，不留在条件优越的国外，而要急匆匆回国，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老实交代！叔叔“交代”说，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作为中国人一定要回来为抗战出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想都不用想，就回来了。这样的交代招来了更强烈的“打倒费孝通”、“费孝通必须老实交代”的口号声——这些红卫兵根本不懂得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除了挨批斗，有时还要头戴纸糊高帽，胸前挂上“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牌子在校园里游街，“给来京的红卫兵观看”。这样的境遇持续了整整一年。
除了挨斗游街，他还住过“牛棚”。全校的“牛鬼蛇神”集中起来，睡在简陋的房间里，一个挨一个。早上出操，然后集体学习，随时准备被拉出去挨批。住在“牛棚”里的人，劳动改造是不可少的，红卫兵命令他打扫全校厕所。和叔叔一起打扫厕所的王尧说：“那时候天气寒冷，每天，费孝通老师推着小推车，车上面是打扫厕所的工具。除了打扫厕所，他还要兼管替家属院的厕所生煤球炉子（为防止水管被冻坏），一天下来只见他搞得满脸煤黑，东一块西一块，成了大花脸”，他“还做了工具把厕所里长期留下了的污垢刮得干干净净，真是发挥了‘博士’水平”。叔叔说因为干这个活，让他“对校园中的全部厕所都相当熟悉”。
那时叔叔住在民族学院家属院西四排的平房里，屋里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煤炉取暖。这年深秋，我带了烟筒、铁丝等用具，去帮他装炉子。以往去他家，都是从民族学院的正门进去，穿过校园到家属区。现在不敢从有人值守的正门进去，就从学校围墙外的玉米地里绕过校园，到家属区去，免得引起人注意惹麻烦。后来造反派忙于夺权打内战，对“牛鬼蛇神”不再感兴趣，局势不那么紧张了，我就隔一段时间，去民族学院帮他干点活，整理整理房间，到魏公村买买粮食什么的。
一次在整理完房间后，叔叔说：“你知道为什么造反派给我留的房间比潘公公的多一间吗？这还要‘感谢’你们厂的红卫兵呢，多亏他们来外调，我趁这机会，把毛主席召见我，请我吃饭，还有在游泳池旁边和我说的话，统统讲给他们听了，这话平时是不好讲的。当时民族学院的造反派也在场，可能这些话起了点作用。”听说我们工厂的人来外调过，我赶紧问：“你跟他们说了什么？”“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跟我说，戴个‘右派’帽子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过多少帽子啊，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我现在不是很好吗。他要我交几个工农朋友。我还告诉他们，“反右”以前，毛主席两次请我和冯友兰到他家吃饭。吃饭的时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学苏联，一学就不要革命了。”听了叔叔这番话，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当初我在车间的角落里写了那么多天的交代，原来他们跑到这里来了，一定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只好放过我。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叔叔说的潘公公，就是住在隔壁的潘光旦先生, 他是叔叔的老师，也是“右派”。“文革”一开始，潘公公就告诫叔叔说：“大运动来了，要避风躲雨啊！”为了能够躲过这场大风暴，叔叔给自己定下应对的十六字诀：“逆来顺受，避风躲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 。
二
记得第一次见到潘公公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只有一条腿。后来听说这是他在清华念书时，因为上体育课练习跳高跌坏了右腿，当时医疗条件差，感染了，不得不截肢。他学习成绩优异，受到老师梁启超的器重。由于成绩突出，校方决定选派他出国深造。可有人不同意，说外国人会笑话中国派不出两条腿的人，连一条腿的也送来了。幸好学校领导有远见，依然派他出国，结果培养出一位大学问家。叔叔称他是“活辞典”，平时碰到什么疑难问题，跑去请教，一定能得到满意的解答。
20世纪50年代初潘先生以残缺之躯，伏在马背上进入湘鄂山区，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克服了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搞清楚土家族的情况，为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作出了贡献。叔叔说，潘先生做事情非常专心，他善于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到常人不易做到的事，他能够长时间地坐在书桌前，注意力高度集中地读书或写作。
早在1933年，叔叔在清华研究院念书时，潘先生是那里的老师。叔叔虽然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在课外读过他的书，完全接受他的政治和学术观点。抗战时期叔叔在云南大学教书，潘先生在西南联大任职，后来由潘先生介绍，叔叔转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两人交往更加密切。他的政治态度对叔叔影响很大，叔叔说：“我在昆明时期，在政治观点上和他基本一致，行动上也经常在一起，政治活动主要跟着他走。”潘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昆明民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由他介绍，叔叔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李（公朴）、闻（一多）事件中，他和叔叔一起躲到美国领事馆，事后一起在苏州隐避。叔叔出访英国回来后，又和他同在清华大学社会系工作……上学的时候，潘先生是老师，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是同事，命运就这样把两人连在一起。
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两人一起到了民族学院，成了邻居。闲暇时常结伴在家属院里散步，从容不迫，边走边谈，就是在“反右”的时候，这个习惯也没改变。在家属区散步免不了会碰到一些小朋友，当孩子们认出眼前这两人就是大字报上说的“坏人”时，有的孩子会追在后面喊一些像“‘右派’分子黑良心，反苏反共反人民”这样的顺口溜，甚至有小朋友向他们扔石子。遇到这样的情形，潘公公和叔叔仍然平静地继续谈着话，向前走，从不回头呵斥这些孩子。
潘公公是“右派”，当然逃不过抄家的命运。听说抄家时，“红卫兵抄到他的存折上只有数百元，不相信，认为他隐瞒财产。他叫他们到民族学院藏书的地方去看，那里有几间屋子装满了他的藏书。他的钱全买了书了”。 造反派抄家以后，只留了一间厨房给他用，所以叔叔说他比潘公公多一间房。
红卫兵留下的厨房里，没床没被，其他房间都贴了封条，不能进去。叔叔就从自己那里搬来褥子和被子，替老师在水泥地上搭了一张“床”，算是有个睡觉的地方。潘公公只有一条腿，除了撑着双拐挨批斗之外，还要去拔草。一条腿的残疾人，怎么蹲得下去，又不许坐小板凳，在红卫兵的监视下，他只好坐在地上干活。老年人在潮湿的地上坐久了，很容易得病。潘公公终于挺不住了。
老人家病倒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要一个行动不方便的残病老人去医院看病，实在是太困难了。况且这个时候北京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医院里看病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会遇到麻烦，像潘公公这样出名的大“右派”去看病会碰到什么，可想而知。但是病又不能不看，无奈之下，叔叔想能不能先请一位医生来家里做个初步检查，他要我想想办法。说来也巧，那个在黑龙江当大夫的董云志同学，这时正好在北京友谊医院进修。我去找他，说明情况，他毫不犹豫地跟我来到民族学院。但是董大夫连个听诊器都没有，只能问问病情，按按肚子，摸到小腹部有硬块，怀疑是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肿瘤，但无法作进一步检查，只能到新街口药店买一些消炎药送去。
潘公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还是被送进积水潭医院做了前列腺的手术。手术刚刚做完，主刀医生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能再给人看病。医院里一片混乱，护士都“抓革命”去了，病人得不到正常的看护和治疗，插在潘公公身上的导管掉了也没人理睬，十分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知出院会有危险，潘公公还是提前出了院。出院后他一直感觉不好，挨了大约十天，终于坚持不住了。那天晚上他说身上感到很疼，跟叔叔要止痛片，但是没有，叔叔只得紧紧搂住他，希望能减轻老师一点痛苦……潘公公就这样躺在叔叔的怀里走了。
三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一生治学，格局很大，特别是对优生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娼妓制度、人才分布等，都有极深入的研究” 的一代国学大师，潘光旦先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潘先生去世后，叔叔下放五七干校，临走时他拿了一大包东西来我家，说这是潘先生生前喜爱的“宝贝”，自己去了干校，前途未卜，放在民族学院怕不保险，还是存放在这里好。打开来一看是一对四五十公分高的葫芦。稀奇的是这两个葫芦，就像两个脑门长在一起的连体婴儿，这样的“连体”葫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对葫芦一直在我家摆着，直到“文革”结束。遗憾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葫芦震落地上，有一只从细腰处摔断了，我只好用乳胶把它粘上。“文革”过后，母亲命我把它交还叔叔，这对葫芦最后又回到了潘家。
叔叔在干校时“常想到潘公”，他说：“自1952年他调来民院工作，我们是邻居，因此朝夕相处，出入同车。政治和学术观点基本一致，但我较为活跃。1957年都犯“右派”错误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同时摘去帽子，处理安排基本相同。工作、学习及政协、民盟活动又都在一起。他是我这段期间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人。在我一生的政治生活中，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潘公的特点是在圆而坚，好学不倦，有自知之明，功夫用在自己身上”，我“一生中和他接触较多，而且较深，算是难得的‘缘分’。如果在过去，一定得写一篇东西，现在只能自己回味回味”了。
叔叔一定没有料到，就在他说这话后没几年，“四人帮”被铲除了，一场“保全文化和摧残文化的大搏斗”终见分晓。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潘先生和他的长婿胡寿文共同翻译的达尔文名著《人类的由来》。在看到这部书的清样之后，叔叔写了“一篇东西”——《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回味”了和潘先生四十年来亦师亦友的情谊：
这本书的翻译，是潘光旦先生一生学术工作中最后完成的一项业绩，充分体现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我师从先生近四十年，比邻而居者近二十年。同遭贬批后，更日夕相处、出入相随、质疑问难、说古论今者近十年。这十年中，先生以负辱之身，不怨不尤，孜孜矻矻，勤学不懈，在弃世之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
……
同代的学者中，在国学的造诣上，超过潘先生的固然不少，但同时兼通西学者则屈指难计。他弱冠入清华受业……在校期间，因体育事故，断一腿，成残废，而依然保送出国留学，是因为他学业成绩优异，学校和老师不忍割爱。据说他英语之熟练，发音之准确，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返国后，他曾在上海执教，又兼任著名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刊》的编辑。他所写的社论，传诵一时。文采风流，中西并茂用在他的身上实非过誉。
……
叔叔重新出来工作之后，为了弘扬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做人的道理，亲自参与和主持纪念潘先生的各项活动。叔叔不光在学界弘扬潘先生的学术思想，他还希望每个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学习潘先生的高尚品德。
四
自从当上“右派”以后，叔叔结交了一位好朋友，她就是浦熙修。叔叔称她是一位“知心难友”，那是因为“反右”时，浦熙修被说成“章罗联盟”里的女干将，而费孝通则是“联盟”里摇羽毛扇的军师。后来“军师”和“干将”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成了同学，“有了相互交心的机会，大家多了一层相识，建立了心态上深一层的联系”。可以说他们是在逆境中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
浦熙修也是民盟中央委员，经常和叔叔一起参加“神仙会”，政协组织参观学习时，又常常被编在一组里，因此两人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叔叔称呼她浦二姐，说她“表里有矛盾，从当年文采来看，似有丘壑，而迫近时却又平淡少城府。从一生起伏来看，似多坎坷，而感情上却又坦荡少波折，似深而浅，似浓而淡，似曲而直，似男而女，妙在有此矛盾”。
“文革”期间，浦熙修不幸罹患癌症。不知道她从哪里觅得一偏方，说是将七根葱白与适量巴豆、砒霜混合捣碎，握于手掌心，可治癌。药方里的葱和巴豆都好买，砒霜却是剧毒药，通常在药店里是买不到的。叔叔知道后，要我设法搞一点。我想哈尔滨的老董是大夫，兴许会有办法，就写信请他帮忙。董大夫果然神通广大，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一小包砒霜。我拿了赶紧交给叔叔。
叔叔非常关心浦熙修的病情，要大哥代他去探望。1970年叔叔从干校回京，特意去看望躺在床上的浦二姐，听说她很想吃婶妈煮的红烧肉，第二天就骑自行车亲自把老伴煮的肉送去，还约浦二姐病好以后，教她骑自行车，一同到沙洋长堤上比赛。
俗话说“偏方治大病”，遗憾的是，这个偏方没能治好浦熙修的大病。她还是因为癌症复发而离开人世。去世时，叔叔还在干校。
1999年，浦熙修的孩子东林姐弟把母亲1957年以前历年所发表过的文章，整理编辑成书，要叔叔写一篇怀念的文章。叔叔对东林姐弟说：“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她，而且感到和她往来相处的那段经历”，于是写了《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文章最后写道：
我在怀念浦二姊时总有一种想法，我们这一代人很快就会结束了。但是在这神州大地，甚至整个地球上，人类还应当活下去。为了人类继续发展，我总是有一种非分的想法，愿意像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扭曲灵魂的历史不再重演了。我们这一代受过劫难的人，是否有责任把我们所受的灾难总结出一些教训，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化怀念为防灾的力量，使得子子孙孙的灵魂再不遭扭曲呢？这也许是对亿万难友怀念的积极的行动。巴金老先生提出过建立“文革”纪念馆也许早已看到这个意思了。我自认脆弱而且加上年纪老了，让我留着这个意思来结束这次对浦二姊的怀念吧。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有过这一段可悲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