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革命低潮中党的基层组织
和党员的艰苦斗争
1930年底中共云南省委机关被破坏后，在极端恶劣的形势下，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并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倒，他们继续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策划和发动武装起义；深入基层，转战农村，隐蔽在人民群众中，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地下斗争。
1.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艰苦斗争
1931年初，中共中央派遣原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刘林元、李介民和刘倩予返滇恢复党的组织，建立临时省委。由于叛徒姜济川的出卖，3位同志在河口相继被捕。同年，中央又派李硕勋到云南恢复党的工作，李到广西百色后因故未能进入云南，云南地方组织一直未能得到恢复。
在失去上级组织领导的艰苦条件下，各地共产党员带领各族人民群众不屈不挠进行着斗争。1930年冬，原中共迤南区常委李国定与墨江支部书记熊文和分析了省委机关被破坏后的局势，决定开办训练班，培训农会骨干，为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1931年8月7日，党员和骨干联席会议决定于12月23日（冬至节）举行武装暴动，夺取县城，建立红色区域。由于事机泄露，墨江支部负责人熊文和、陈家麟和农运骨干多人被捕，暴动未果。熊文和、陈家麟等5人于1932年1月20日在墨江被敌人枪杀。墨江暴动虽未能实现，但农民武装与前来“围剿”之敌多次进行战斗。
1934年3月18日由共产党员罗有祯组织发动的宁洱勐先武装暴动，是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后爆发的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参加暴动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在云南早期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是不多见的，暴动鼓舞了坚持地下斗争的各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为后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2年12月，中共东川特支发动组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2 000余人，成立了“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后改称“云南抗日义勇军第一师”），蒋开榜任师长。1933年10月，中共东川特支准备组织武装暴动，因条件不成熟推迟。不料事机泄露，蒋开榜等人遭追捕。10月24日，蒋开榜命令义勇民军第二路军平开富等20多人离开会泽，到江西投奔中国工农红军。平开富等历尽艰险，辗转到达江西，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蒋开榜等则留下坚持斗争。由于叛徒出卖，蒋开榜、刘文明在会泽被捕，1934年5月18日被杀害。
2.富宁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及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
1929年冬至次年春，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滇黔桂边区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30年冬，邓小平、张云逸等奉命率红七军北上，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等率少数干部返回右江。
1931年8月，红二十一师整编为右江独立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到右江下游、滇桂边和黔桂边开辟苏区，初步打开了七村九弄的工作局面。1932年冬，韦拔群、陈洪涛牺牲。黄松坚到富宁领导革命斗争，组建了600多人的游击队。到1934年5月，以富宁七村九弄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根据地基本形成。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是红七军主力北上、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在南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也是党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从1931年到1938年，红军游击队和边区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了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建立和恢复中共基层支部以上至边区一级党的组织44个，有党员600多名，建立健全了全边区县以上革命委员会20个，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到8 100余人，英勇抗击了滇黔桂3省反动武装10余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军民在远离党中央领导、甚至在较长时间内与上级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战工作和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使红七军播下的革命种子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共产党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根据地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为革命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富宁红军游击队培养了1 20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红军长征过云南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自瑞金、雩都地区出发，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军包围中。1月29日凌晨，红军一渡赤水河，挥军进至云南威信县扎西镇集中。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鸡鸣三省”的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顺利交替，从组织上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大河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9日，中共中央在威信县城扎西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回师东进，以大规模运动战调动敌人，同时继续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整编中央红军。由此而始，红一方面军先后两次进云南，在云南境内活动24天，经过威信、镇雄、巧家、富源、曲靖、宣威、会泽、东川、富民、禄劝、元谋等16个县和昆明，攻克了威信、宣威、会泽、富民、武定、元谋等10座县城，巧妙地从皎平渡、树桔渡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战斗在湘鄂川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离开根据地，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自1936年3月首次进人云南，到5月从中甸离开滇境，先后在云南活动40多天，回旋乌蒙，挺进滇中，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经过彝良、镇雄、丽江、中甸和昆明等28个县区，攻占了寻甸、富民、楚雄、姚安、宾川、丽江、中甸等13座县城，摆脱了10余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沿途各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为壮大红军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仅1935年中央红军在扎西就扩红3 000多人，在会泽扩红1 300多人；1936年红二、六军团在元永井时有500多人报名参加红军，在祥云扩红七八百人。楚雄、南华、牟定、宾川等地也有许多人自愿报名参加红军。两路红军过云南，云南数千名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云南省8个地市的34个县，所到之处，红军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斗争，在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召开的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载入了党的光辉史册，其间建立的川滇黔红军游击纵队，和敌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云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4.红军长征对云南人民革命斗争的深远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过云南，红军的英雄业绩深深刻在云南各族人民心中。红军为人民翻身求解放敢于献身、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和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对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红军给灾难深重的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向群众进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宗旨的广泛宣传，为各族人民指出了争取自由、谋求解放的道路。并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和滇军将领开展了统战工作。红军使云南各族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代表着劳苦大众的利益，从而拥护党的主张，自觉投身人民解放运动。红军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和探索，为云南党组织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