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8年，刘雪庵在武汉从事音乐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刘雪庵积极的投身于音乐的抗日宣传活动中。文章论述了刘雪庵与《战歌》杂志，他参与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活动、他参与怒潮乐社等音乐团体的活动，他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与“三厅”的活动，刘雪庵在武汉的创作及影响以及刘雪庵的抗战音乐思想。
关键词：刘雪庵；《战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武汉；“三厅”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2-0003-12
在抗日战争初期阶段，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抗战初期，武汉蓬勃发展的文艺运动离不开国共合作的良好政治氛围，离不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的杰出宣传工作，离不开团结在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爱国文艺家们。音乐家刘雪庵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一、刘雪庵与《战歌》杂志
20世纪30年代初期，刘雪庵在上海时期就积极的从事着抗日爱国音乐活动②。全抗战爆发后，刘雪庵以自己参加“空军学校校歌”征歌比赛所获的奖金创办了“中国作曲者协会”，以中国作曲者协会名义创办了以抗战为鲜明口号的音乐刊物——《战歌》，并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来往，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深入展开抗战宣传鼓动工作③。上海沦陷后，刘雪庵于1937年11月30日经海路辗转至香港、广州，“别了大部分留在广州工作的同志”［1］后，又乘火车经长沙，于1937年12月中下旬至武汉④，直至武汉沦陷前夕随“三厅”撤退至重庆⑤。
在武汉不到一年的时间，刘雪庵积极的投身于音乐的抗日宣传活动中，他继续以一人之力主编出版抗战音乐刊物《战歌》，这份刊物为武汉乃至全国最受欢迎的抗战歌曲刊物之一。在武汉，刘雪庵积极联合音乐界同仁团结起来力图“进一步完成全国歌咏界的联合组织，汇入抗日救亡的巨流，成功强大的复兴力量”［2］。在武汉的刘雪庵继续从事电影音乐的工作，参与了隶属“三厅”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抗战音乐制作与宣传工作，后为“三厅”音乐设计委员。刘雪庵的歌曲《长城谣》与《流亡三部曲》的《离家》、《上前线》就完成于此。此时的刘雪庵与郭沫若、阳翰笙、孙师毅、光未然、田汉、安娥、张曙、冼星海、贺绿汀、夏之秋、巫一舟、王人艺、盛加伦、张捨之等爱国文艺家，一起为抗战尽自己的全力！
《战歌》是1937年9月刘雪庵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宣传抗战的音乐刊物，也是抗战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刊物之一。音乐史学家汪毓和先生这样评价：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武装侵华战争时刻，是刘雪庵自发团结江定仙、陈田鹤、谭小麟等音专师生组织了‘中国作曲者协会’，并将他创作《航空学校校歌》所获得的五千元奖金全部投入创办以组织、发表抗战歌曲为主的音乐刊物《战歌》。这些活动的地点就设在他的住所，经费由他筹措，刊物主编也由他来担任。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刘雪庵不得不离开上海到武汉、重庆，《战歌》这个刊物也随着他迁往内地。前后坚持了两年多，出刊了17期。没有得到政府的一分钱支持、没有政府当局的授命，完全凭个人自发的抗日精神来创办这样一个抗日的音乐刊物，这种爱国的精神，在当时中国专业音乐界也是相当可贵的。”［3］
《战歌》在武汉出版7期⑥，重版了前4期，共11期。在武汉时期，《战歌》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刊名由上海时期的《战歌周刊》改为《战歌》，这更显干脆、立意鲜明，似有破釜沉舟之势。或者在作曲家的心中，这正是他挥舞的战斗旗帜——去实现自己“共赴国难的诺言”，“以民族生死为生死”，“国家存亡为存亡”的决心，投身 “汇入抗日救亡的洪流”，“成功强大的复兴力量”的理想⑦。此外，刊物内容作了较大的充实，由原刊物的歌曲、论文、乐坛报道的基础上，增加了篇幅，内容有“歌曲、论文、批评、介绍、通讯、问答”［4］。
歌曲部分前4期15首，作曲者主要为音专师生，计有刘雪庵5首、陈田鹤5首、谭小麟（笔名计晒）2首、江定仙1首、贺绿汀1首、李维宁1首。复刊后一方面是几位名家“仍然按期撰稿”，一方面开始注意刊登“新近优秀的无名作者”［5］ 的作品，如青年音乐工作杜矢甲、李广才、陆华柏、胡然、沙梅、劫夫和巍峙等的作品，以及怒吼歌咏团留汉同人集体创作的《流浪之歌》、小学生集体创作或个人创作的儿歌等。武汉11期共发表歌曲59首，除纪念黄自专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外，可谓首首皆“战歌”！ 58首“战歌”体现了抗战初期抗战宣传工作的方方面面，也不乏宣传与艺术结合的佳作，尤其是刘雪庵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劫夫、巍峙的《送郎上前线》，陆华柏的《战、战、战》等，在整个抗战时期广泛传唱。
《战歌》发表文论主要是对于抗战初期歌咏运动的思考、对大众音乐的讨论、歌曲写作技术等方面的文章，对当时的歌咏运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乐坛报道》与《通讯》报道了武汉与各地歌咏的活动、国外华人的歌咏活动、音乐界的重要事件、音乐家动态、歌咏团体及其动态、音乐学校动态、批评与建议……此外，刘雪庵亦认真对各地来信来问，进行细致的答复。
在刘雪庵的主持下，《战歌》成为抗战初期抗日歌曲公开发表的重要平台，成为讨论歌咏救亡工作的一个阵地，成为了解国统区、中共抗日民族根据地，乃至沦陷区、海外华人世界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一个窗口，成为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音乐家联络的一个通讯点。纵观《战歌》曲词作者、文论作者、报道和通讯内容，“人”涉及不同阶层、不同政党或政治观念，不同性别与年龄；“地”涉及国统区、沦陷区、中共抗日根据地、战区、海外，但是在编者的选稿与编者的字里行间，没有政党、没有地域差别，有的只是抗战爱国的“歌”与抗战爱国的“中国人”⑧，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了同时代《大公报》的著名社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二、刘雪庵与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活动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是1937年底筹备，12月25日成立筹备组，于1938年1月17日成立的一个民间社团，这个协会的成立是音乐界的重要事件，对当时的歌咏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盟的建立。刘雪庵参与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筹备、组建工作，并参与了武汉时期协会活动的组织工作，是协会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