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在1945年2月以前，大概没有谁会预见到，已经是剑拔弩张的国共两党会在几个月后，于世人瞩目之下，“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签订下一个自有国共谈判以来从未签订过的和平协定。并且，多半也是在这种“愉快融洽的情绪中”，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留下了他们平生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正式的合影。然而，在这“愉快融洽的情绪”背后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比公开的对抗来得轻松。难怪毛泽东在取得了这场他称之为“失了一寸，得了一尺”的谈判胜利之后，竟立即病倒了。而重庆谈判中的焦点，无疑是国共两党最高领袖的会面。
责任编辑/万晶琳
再度谈判的起因
朝思暮想的胜利突然降临，蒋介石决定修改每日祷告文：将“驱逐倭寇”改为“巩固统一”;将“全线阵地，稳固坚强”改为“全国统一，稳固坚强，以后建设，日日进步，步步完成”。蒋介石的“幸福感”并不高。对外政策、国内形势，这些都是他忧虑的地方
美国政府公开支持，蒋介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共同决定在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统一中国。据此，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由此，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美国政府中过去同情中共的势力开始迅速遭到排斥和打击，扶蒋政策得到确立，这种情况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的。
既然有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蒋介石随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就在赫尔利公开表态之后的第七天，即4月8日，蒋介石就下达指令，要求各战区务必“于七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美国方面的表态，特别是自4月1日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了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二，即已装备了原计划36个师中的24个师，这使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他显然感到高兴，因为比较此前对共产党只能在政治上步步退守，军事上被捆住手脚，他现在可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了。5月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蒋介石召集的与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他明确告诫各将领，盟军登陆尚须数月，在此期间国军务必集中全力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同时要放手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与国民党争天下，为此甚至可以不必顾虑国际舆论。
赫尔利讲话三天后，即4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就开始抨击赫尔利“助长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据此，毛泽东断言：“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共产党人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就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这是“国内抗日路线最凶恶的敌人”。很显然，由于在美国扶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愈加态度强硬，共产党实际已经把蒋介石视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确信“蒋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否则，双方决无调和妥协之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公开在政治上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及美国赫尔利之流，一方面则加紧军事准备，积极向湘南粤北推进，以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可以从南北两翼牵制蒋军，使其不能随心所欲。
缓冲与试探：六参政员访延
不过，从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可以看出，这时虽自信自己已成为“中国的重心”，但对于和很大程度可以用美式装备来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较量，这时并没有太多信心。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即使单从人数上看，国民党的军队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两倍多，何况共产党军队迄今尚无重武器，其91万军队光徒手的就占了相当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其实还是防御性的;其政治上的进攻，也是迫不得已的。中共中央甚至希望以此最终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改变政策，并在私下里不得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然后再争取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由于实力相差较多和国际上美苏两大强国不主张战争，共产党虽此时从根本上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放弃一党统治，但从策略角度出发，自己仍旧不能排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党争端的可能性，仍力争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式。于是，当某种和平解决的信号发出闪光的时候，中共中央不论之前态度如何强硬，也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1945年6至7月间六参政员访延事件，就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随着蒋介石在3月1日单方面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已作好了对抗的准备。5月间，国民政府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四届一次参政会，中共中央立即表示予以抵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酝酿已久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准备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公开抗衡。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了部分中间人士的高度紧张。考虑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极为担心这种对抗将会重新演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人民由衷企盼的和平局面由此化为泡影。为此，以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以从速完成团结。16日，中共中央再度公开拒绝参加参政会，但在18日给七参政员的复信中表示：“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复信并主动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从而表现了愿意和解的某种姿态。这自然引起了这些参政员的幻想，甚至也引起了蒋介石和赫尔利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