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1970年3月，我在安徽军天湖农场被重新逮捕，住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在八号楼。八号楼又称病号楼——在上海市监狱的编制序列中，称为八中队。其中关押的犯人，大都是狱内其他中队送来治疗的慢性病患者，以及从监狱医院出院后还需继续治疗者。四月中旬起，我被编入“未决组”——组内大都是原关押在市内各看守所尚未判决的罪犯。这些人患病后，当时也由监狱医院负责治疗。
壹
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
狱中的一年有四大节：“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如果在劳改营，再加上一个中秋。对囚犯而言，过节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开荤，吃肉。犯人们把猪肉称作“老表”，其确切意义不明，总之是十分亲切的意思。那些在监狱中住了一二十年的老犯人，有一句顺口溜：“吃官司有三盼：理发，洗澡，吃老表。”不过，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话。那时，每个月还允许家属给狱中囚犯送一定量的食物，狱中食品尚不算十分匮乏。到了“文革”期间，为彻底清除囚犯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狱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严禁送入任何食品。于是，理发洗澡之类与口腹无关之事，便远远地退到后面。“吃老表”，自然成了犯人朝思暮想的至盼。
下午二时，掌握犯阿维在监房对面的窗口前说了声“大家出来活动活动”。于是，每一扇铁门中懒洋洋走出了三个人，在本小组范围的走廊内，缓慢地兜起圈子。
狱中，犯人小组长的官称是“掌握犯”，这是因为犯人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理所当然不能享受带“长”字的称呼。于是就起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称。同时，每层楼还有一至二名“事务犯”——大组长，整幢楼还有数名“总事务犯”。
窗外，阳光明媚。这一排监室是朝北的，因此，到了下午，就会有一抹西斜的阳光射进来，照在每一个走到窗前的囚犯的脸上，那一缕缕皱纹，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原来因少见阳光的灰白的面孔，又增添了一层缺血的淡黄色。
每个人走过窗前，都会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深深呼吸几下。广阔蓝天下的空气，真是太好闻了，特别是在过节之前。记得前几年，关在看守所的时候，每到过节前几天，往往可以听到院子里杀猪时猪的叫声。尽管那叫声异常凄厉，但进入犯人的耳朵，却觉得特别舒服。监狱内听不到这诱人的声音，但在空气中，仍然似乎可以闻到若有若无的肉香。这样，兜圈子的人的心情，仿佛也变得好了起来。
脚下，走了一圈又一圈。纷繁的思绪，刺得我的头越来越痛。
走廊尽头，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子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喊：“开水来了！”
很快，随着沓沓脚步声，一列劳役鱼贯而入。两人一档，一前一后，抬着一个大水桶，每隔几间监室放下一个。
开水，在监狱内是被叫做“无米稀饭”的。许多人都端起缸子，大口大口喝了起来。我则用它的热度，治疗我在农场落下的风湿痛。我很快脱下上衣，把滚烫的水缸烙在赤裸的背上。火热的灼痛感，迅速在我背部的皮肤和肌肉上传递开来，同样伴随着一种刺骨的快感。
这时，阿维来到我门口，他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我，皱着眉嘘了一口气。阿维今年二十五岁，也是反革命犯，被判了七年刑。细长个子，瓜子脸，一说话就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有一种少女的媚态。据说，两年前他刚入狱不久，就曾揭发过一起狱内著名的“反革命集团”案，立了大功。因此这一年多来，他都痴痴地等待着每一个节日，期盼狱中在节日前后召开的“宽严大会”，向往着能得到减刑的宽大待遇。自从我来到这个组，阿维对我还不错，即使在其他犯人必须关在小监室的时候，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在本组七个监室门口的走廊之间跑来跑去。
这时，劳役犯商周匆匆走来，用略带神秘的口吻对阿维说：“孙大雨来了。”
“是吗，他来了就热闹了。”阿维也顿时兴奋起来。
岁月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孙大雨这个名字，也许已经相当陌生了。但在上世纪中叶，凡是读过一点书，经常看看报纸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孙大雨的。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教授，更因为在“反右”运动中，他又是中国右派分子中，特别负有盛名的一位。在这场被称作“引蛇出洞”的运动中，孙大雨是唯一由最高领导御笔亲点，逮捕法办的右派分子。只要翻翻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可以发现，在该卷所有指名道姓的右派分子中，孙大雨是被点名最多的一个。可见当时的最高领袖对他的注意程度。
孙大雨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三十年代初归国，历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倡导的文学团体“新月社”。出过诗集，又致力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当时圈内人士曾有评价，说是中国一共只有一个半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算是一个，其他加起来只能算半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孙大雨远赴陪都重庆，一面教书，一面从事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和国民党当局政见不合，他和新月社旧友闻一多等人，一起参与倡办了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代后期，又担任了左派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特曼将军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纷争，孙大雨以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身份递交声明，力言国民党已丧失中国民心，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再给予支持。然而，1950年初，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在当局指示下改组，孙大雨被免去了主席职务，在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孙大雨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和所谓“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这些年来，孙大雨不仅没有通过不间断的“自我批判”，求得“新社会”的容纳。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批判”，始终是不服，甚至对抗的。别人指责他“反动”，他就骂别人是“反革命”。1957年鸣放的时候，在一次会议上孙大雨又说，当年曾批判过他的某某某、某某某是“反革命”。结果是过了一段日子，《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孙大雨如此谈整风”。接下来“反右”开始，全国报刊“批判右派分子孙大雨”的文章铺天盖地。在最高当局授意下，那几位被他骂作“反革命”的先生，联名向法院控告孙大雨“诬告”，孙大雨就此被判了六年徒刑。六十年代，他刑满释放，蛰居上海市南市区昼锦路旧宅。“文革”中，在劫难逃，在遭受红卫兵批斗时，不堪凌辱，奋起以老拳还击，又被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