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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党都极为重视舆论宣传工作。1947年5月召开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重大决定之一，就是出版一份杂志作为中央的机关刊物——《公论》，以为党的舆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为党员大众提供一份政治读物。这一决定是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想法和做法一致的，都是为了配合当时国内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突破国民党对舆论的封锁，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大造革命舆论，推动革命的发展。
一、《公论》的宗旨
中国致公党的“三大”是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折的重要标志，在致公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大”以后，致公党以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为切入点，迈上建设新民主主义政党的征程。在组织建设上，不仅吸收一些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革命先进，华侨领袖，国内外学者及各阶层人士数十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不公开对外），陈其尤为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从而为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活力，使致公党成为民主阵线“有力之一环”。在政治思想建设上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决定出版一份杂志作为党中央的喉舌和党内的“政治读物”，10月22日，中常委第22次会议为刊物命名《公论》，以“公论出版社”名义在香港出版发行。
出版《公论》的宗旨，见诸《公论》创刊号发刊辞：“当前政治日益腐败，贪污成风。内战扩大，民不聊生，无一而非封建政权与美帝国主义者勾结统治造成之结果。”“同人等兴念及此，不寒而粟！日夕思维，僉以为今日挽救中国之方法，仍为一般国人所公认之‘和平’与‘民主’为唯一途径。国家和平若不实现，则无以保存国家之元气，民主政治若不实现，则无以肃清政治之腐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全国同胞，苟不愿放弃其时代所赋予之使命，应即奋起，一心一德。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以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并就正社会贤达，取名‘公论’，是亦本‘万机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其实，就“公论”本意来说，乃老子所说：“知常容，容乃公。”可见“公论”之谓就是无所不包通，采纳群论，毫无偏心之意。而“万机决于公论”一词源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明治维新时代。1868年3月明治天皇率领公卿诸侯祭祀天地神祗，宣读五条誓文中的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其内核是给人民权利和自由，释放社会活力，即做到 “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从而给日本社会以强大的发展动力。以陈其尤、黄鼎臣当年曾留学日本而论，当不排斥其“拿来”之可能。
创办《公论》的另一宗旨，是为了主动向社会介绍致公党自身。正如创刊号《编后》所言：“中国致公党，原有其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深长历史，且有其庞大之党员人数，但以其过去之活动范围，多在海外华侨，故在国内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为此，陈其尤撰写了《中国致公党之历史及其现在使命》专稿，在创刊号发表，“使国人瞭然于中国致公党之全貌，且更了解其在民主阵线中为极坚强之一环。虽以党的基础在海外华侨，但其对于当前国内和平民主运动之努力与贡献，则并不减于其他任何民主党派”。陈其尤在“专稿”中追溯致公党创建的历史过程后，明确宣布致公党“现在使命……即争取和平统一与争取真正民主政治二者是也”。陈文特别呼吁：“允宜开诚布公，邀请民主各党派以及各阶层代表共商大计，仍走协商路线，尤当正视现实，特别尊重中共地位，大家携手，在民众监督之下，组织联合政府”，“此本党之所要求，誓当全力以赴之也。”
二、《公论》是致公党的喉舌
《公论》从1947年12月创刊问世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版6期，发表了致公党的纲领、宣言文件，以及对时局的声明和评述，表明致公党对国家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它真实地记载了中国致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熔炉中历练和升华的过程。《公论》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公论》创刊号刊登了致公党“三大”的文件《中国致公党政纲》、《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中国致公党致杜鲁门总统电文》、《中国致公党为反对美军继续驻华事发表声明》等七则，全面反映致公党在向新民主主义转轨后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以及解决当前国是问题的六个步骤，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以民族解放，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目标。这些文件表明致公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思考，已经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这也是判断致公党的“三大”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上重大转折点的最根本的依据。
2．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政党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自党派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并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6月9日，致公党又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共“五一”号召宣言》，《宣言》在彻底批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之后，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宣言》以鲜明的语言庄严宣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一《宣言》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
3．反对“南京伪选”，揭露“和平”阴谋。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会议选举了“总统”和“副总统”，同时公布强化内战独裁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该《条款》在实际效果上给予总统以实际上无限权力。对此，各民主党派在港纷纷表声明和谈话，声讨所谓“行宪国大”，否认伪选举。5月3日致公党发表《反对南京伪选声明》指出：“行宪国大”，“纯由南京反动当局所导演，伪造民意”，号召本党海内外党员与同胞，“认清当前事实，为国族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帝反蒋氏封建政权之奋斗”。
从9月起，人民解放军先后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国民党政府制造“和平”骗局，企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划江而治”。为此，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深刻揭露美蒋“和平”阴谋，批评了“自由主义人士”的妥协思想，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6日，致公党发表《最近时局之声明》，指出“蒋府须无条件投降，国事由新政协解决”，“革命必须彻底进行”。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杜绝了蒋介石政府实行假和平图谋的可能。1月28日，致公党在《华商报》再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毛泽东关于时局之声明，“揭斥南京反动政府和平阴谋，同时提出民主和平八个条件，词严义正，实为全国人民最低要求”。“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的和平。”“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义而奋斗到底！”以“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这样鲜明的语言来表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各民主党派中是较早的。
4．谴责美帝侵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致公党在国内进行和平民主运动同时，十分重视争取国际舆论。抗战胜利不久，获得了美帝国主义全面支持的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反人民内战。1947年5月15日，致公党发表《致杜鲁门总统电文》，谴责“美国是主要助长中国内战之责任者”；庄严宣告：“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7月22日，美国特使魏德迈来华活动。29日致公党《为魏德迈特使来华发表声明》揭露魏德迈“藉调解或调查之美名，而实行片面援助独裁政府，使中国内战，愈益扩大延长，人民痛苦，日益加深”的勾当，坚决反对美国“仍是继续其过去错误的政策”。
致公党在谴责美帝国主义同时，努力争取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的支持。1948年初，美国各界人士举行“全美公民对华及远东政策代表大会”。致公党不仅于1月20日“特函致祝”，而且告知该会，致公党已通知“敝党旅美各地同志，对贵会予以全力之支持与协助”，表示“敝党愿为中国人民及世界人类之利益，与贵会携手奋斗，共赴伟大之目标”。4月9日，致公党再次致电“远东政策委员会”，说：“贵会代表美国人民出面反抗反动政府之政策，有如黑夜之灯塔……不胜感奋……自信在世界人民通力合作之下，一切反动政策，都必归于失败。而全世界人类，终必能保持兄弟之爱，和平相处，共享繁荣之幸福”。年底，致公党又“为加拿大温哥华哈里法克斯海员工会，新加坡职工会，美国码头及仓库工人联合会，拒绝运载军火来华运动，致电感谢，并令各该处党部派代表致敬及联络”。
三、《公论》是“致公党内良好的
政治读物”
从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反攻，由于解放军胜利进攻，中国的历史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而致公党自“三大”以后也正由一个带着会党痕迹的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现代政党转折。为了适应并把握住这两个重大的转折，《公论》的出版同时也就担负起对全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加强自身思想建设的任务：一是在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敌人的和谈阴谋所迷惑，坚持不移地为贯彻“三大”制定的纲领和路线而不懈努力；二是提高全党政治素质和政党意识，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所以《公论》所刊出的文章无一不是为了适应这两大转折的需要而体现自身的特点和亮点。其一，针对华侨党员众多的党情，每期《公论》都以相当篇幅在卷首显要位置刊登国际国内的时事述评，以及有关华侨问题的专论，彰显华侨政党的特点，对于团结海外广大侨胞支持国内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二，发表领导人撰写的指导性的文章，教育并引导党员在革命的风暴中能坚定不移地沿着“三大”制定的路线奋进。同时又充分利用与洪门会党的历史渊源关系，团结海外洪门会党，参加国内之民主革命。杰臣撰写发表的《为洪门兄弟进一言》一文，在时代精神观照之下，重新解读了洪门信条“原典”中的“忠孝节义”“乃为：对于国家应尽忠，对于民族应尽孝，对于团体之主义信条应守节，对于一般无告弱者应守义之意义”。帮助“洪门兄弟中间有以为自身参加国内之民主革命”，诚恐遭到美国政府迫害之“过虑者”打消顾虑，共同“能为国家之独立完整，民族之自由幸福，而服务而奋斗而牺牲也”。文章对“原典”的重新解读，为“原典”找到了新的亮点，接续了新的生命力。其三，请一些著名学者撰写的理论修养的文章，如著名社会科学家邓初民《论政党的意义本质及其斗争》、《理论家与政治家》、郭沫若《说“公”》等。
有意思的是《公论》刊出的李维纲和雷荣珂撰写的文章都提到了在致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以“井田”为标志的党徽。李文说：“其党徽定为井田嘉禾。”雷文说：党徽“井田”，取义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是象征“耕者有其田”之意。由于“党徽”其事并不见于致公党的“官方”文件，所以鲜为人知。最早出现“党徽”的文字记载是在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去世，23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记者在描述治丧处灵堂布置一段不起眼的介绍：灵头竖着红黄蓝白黑的旧式国旗，在旗的两旁，伴以致公党的党旗，这张旗向来在社会上是鲜见的，这旗是红、黄、蓝三色的，旗尾的上端，有蓝线划成而黄色底的正方形，正方形内标着一个“井”字。正方形外，完全是红色的。据陈氏亲信陈演生说，这旗从前（辛亥）在惠州起义时曾经用过，后来致公党同人举陈为首领时，经众决定，采用这为党徽。而“井字旗”的实物则于1982年10月在日本福冈发现。此旗由日本《玄洋社》大陆浪人末永节（1869—1965）的儿子末永贤次所收藏。
四、《公论》中蕴含的党际友谊
由于致公党是第一个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它的一举一动都对民主运动具有一定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致公党在香港的活动，不仅在政治上予以正确引导，而且在处理实际问题给予具体的帮助。
致公党的第一个对外文件是1947年5月15日发表的《中国致公党致杜鲁门总统电文》。致公党内虽不乏有高水平英语的人，但缺乏有写过这类文件经验之人。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连贯介绍《华商报》的萨空了帮忙起草。此后，还有比较重要的公开文件的起草工作，也得到《华商报》社同志的帮忙。
致公党“三大”通过的《政纲》中，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原先的提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连贯认为还是写成“耕者有其田”为宜。这样才不会引起华侨的误会，才有利于争取海外华侨。在其他地方都要根据华侨的特点来写，不要有有损华侨情谊的提法。（第九届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伍党天：《从事致公党工作46年》）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法》，加紧对民主政党和民主人士的残酷迫害。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告总部解散”。当天，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通过《华商报》记者发表《对民盟封闭问题之意见》的谈话，“作患难之共鸣，誓携手而奋斗”，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民盟，表示“站在友党与正义立场，对民盟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取缔这一举动”，以及“其领袖们始终为着正义，不屈不饶，至表敬意，而深深寄以同情。益愿在艰难恶劣环境中，携手奋斗以争取真正民主实现”。
以“民盟”被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为转折，各中间政治力量迅即重新组合，采取了更富有革命色彩的主张。1948年1月1日，国民党的几个民主派组织——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合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月5日，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恢复活动。这些重组或重新恢复的党派逐渐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中共合作，这些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
1月6日，致公党发表《致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函》，指出：“当此举国惶惶，忧愤交并之日，幸有贵党革命委员会之成立，适应时势，救党救国，於焉是赖。敝党起源于海外革命团体，而其干部且多为同盟会分子，论救国宗旨及历史，与贵党之真正同志，原属一致。今闻盛举，益感欣跃！此致后携手并进，愿同为争取中国真正民主之实现而奋斗。”对民盟“在港举行三中全会，否认解散，继续前程”，特致函奉贺，表示敬意。
五、《公论》停刊及其历史价值
《公论》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界反应良好。1947年12月21日，在致公党第三届三十一次中常委会会议上，陈其尤在谈到社会各界对《公论》反映时说：“近日来，曾访问各方面人士，询问阅读《公论》后的感觉，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公论》甚好，通过阅读这一杂志，对致公党印象颇佳。”各地致公党组织纷纷来函要求多寄些刊物。“各民主政党和进步社团，都来函要求……交换刊物。”1950年，中国致公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雷荣珂在“三年来宣传工作报告”中进一步肯定了《公论》是“党内良好的政治读物，而且由此使党外各民主政党与全国民主人士，都明了我党为一个有主义主张的革命政党”。
但1949年5月10日《公论》在出版第六期后，宣告停刊。盖自1949年5月以后，致公党全党的精力放在新政协会议筹备宣传工作和迎接解放军解放广州，及广州解放后协助政府做好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接着致公党总部又忙于从香港迁往广州的准备。是年底在完成了迁移工作后，又于1950年初投入为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所以自《公论》第六期出版后，全党实在无力顾及持续出版；加以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继续出版《公论》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也是建国后不再复刊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论》在中国报刊史上，可以说仅仅是昙花一现。然而正是《公论》，在致公党自1925年成立以来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其意义十分重大：《公论》充分发挥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喉舌的作用，参与并推动国内的革命运动，功不可没；同时也在这场事关中国命运的斗争中充分展现了致公党作为一个新型政党日趋完臻和成熟的形象；而对于致公党内来说，《公论》是研究这一时期致公党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是致公党前辈留存给后人的一份厚重的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公论》存在的时期正是致公党从一个旧民主议政党向现代政党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公论》的创刊或停刊，都是为了适应党转向现代化政党建设的需要。它与致公党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包括在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所肩负的政治任务以及自身成员的构成，队伍素质等方面密不可分。一句话：从党情出发乃是其最基本的依据——这也许是《公论》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
注：原文篇幅较长，刊登时作了删节。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公论》各期。
（作者为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