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既是我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内在要求，又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正确选择投资区位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内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短缺要素为出发点，引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根本动因，并根据这类动因，指出我国企业FDI区位的合理布局。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FDI 资源供应 区位选择
1. 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FDI理论综述
目前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活跃着两大分支：一是FDI动因研究，主要是在传统FDI理论对发展中国家FDI解释力不强的条件下，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研究为视角，从企业特性方面进行动因研究，二是区位选择，其研究视角则主要集中于东道国，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对静态方面而言主要研究东道国区位优势对投资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对动态方面而言则主要集中于解释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动态变迁及对企业FDI行为的影响。
1.1发展中国家企业FDI动因
国内外学者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划分标准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邓宁（1998）基于经济环境对外跨国公司动因的影响，将FDI划分为四种类型，即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和战略资产导向型，而这四种类型FDI是以获取资源、市场、效率和战略资产为投资动因的。国内学者多倾向于对企业FDI动因结构进行区分或者综合，或者试图内生化东道国的某些区位要素，将其纳入到企业的投资动因结构中；或者通过实证分析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其中宝贡敏（1996）年将企业的FDI动因划分为根本动因和非根本动因，认为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根本上是受控制市场动机、追求规模经济动机支配，而其他非主要动机，如市场多元化、内部市场的创造、避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是受这两大基本、长期的动机支配。吴彬、黄韬（1997）提出企业逆向型投资的两阶段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企业的FDI包括两个阶段，即经验获取和利润摄取阶段，早期企业投资的动因是以获取经验为主，其后在获取优势后则以利润摄取为主。杨润生（2005）认为宏观环境的推动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只要投资或者受资国汇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的相对变化，使得企业FDI的收益高于国内生产经营收益，高于国际贸易或要素转让的收益，企业就必定选择FDI。林谧（2004）在邓宁OLI框架下运用了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的方法对1990—2002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认为我国企业的投资动因主要集中于资源、市场和战略性资产。
1.2企业区位选择
静态方面：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FDI与当地政府发展规划正相关；Howells（1984）等学者指出，区位优势是对一国总体吸引力的评价，不仅包括低廉的要素禀赋、税收和政策等有行要素，还包括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性及有助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总体环境。Luger和Shetty（1985）通过对三位数产业的研究，验证了积聚经济对外围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国内学者朱鸿伟（2004）、马凌（2006）、马先仙（2006）等都为衡量各区位要素对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贡献度大小做出分析。动态方面：鲁明泓（2000）分析邓宁（1981）的投资发展理论，认为一国区位要素的变化使得该国的区位优势也存在在生命周期。即开始没有区位优势，然后逐渐出现并加强，最后区位优势逐渐减弱或丧失。赵晓笛（2006）从企业竞争力和国家区位优势变化角度，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拓展了这种理论，这给予投资国企业根据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企业FDI行为指明了方向；葛秋颖（2011）、石卫星（2011）分别根据安徽和江苏省的FDI区位选择现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詹若楚（2012）根据FDI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的区位选择。
1.3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各类驱动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涉及我国企业FDI的根本动因而言，需要深入到企业的内部，挖掘企业生产经营各阶段所缺乏的各类要素，正是这些要素的缺乏促使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同时企业的FDI动因与区位选择是具备相关性，而这种相关依赖于稀缺要素的联系。企业FDI行为是为获取稀缺要素，而必然要向具备丰裕要素的国家去投资，如此也就解决了企业FDI的区位选择问题。
2. 促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
2.1原料供应的缺口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重化工业对我国的加速转移以及我国国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我国的工业化快速的呈现出从轻加工业发展阶段向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转换的局面。重工业的比重迅速增长，发展速度迅猛，出现 一批以汽车、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为主体的高增长行业。这类行业中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多属原料依附型，其生产经营过程所耗费的原料大。如果完全依靠国内供应是难以为继的，为此企业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庞大的国际资源市场可以有效解决企业的资源短缺问题。而通过进口方式缓解资源压力虽然是一种长期必要但却是相对被动的方式，与FDI相比有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
2.1.1成本问题
从动态的角度看，进口方式初期成本相较于FDI方式那个是低，但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成本逐渐上升，最终超越FDI方式。具体分析见图1。
这里以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成本，单以两个合同主体为例，且其单笔的原料进口与FDI方式在同一时点发生。这样避免了不同的时期成本无法比较的问题。对进口方式而言，企业面对的是一条凸向纵轴的成本曲线。其增长趋势表现在随着企业交易次数的增加成本逐渐增加；凸向纵轴的原因是由于合同主体的长期合作行为节省了合同交易费用，但企业还需要每次支付原料相当的对价，并且承担可能出现的原料价格波动风险，从而进口成本线是逐渐上升的。对FDI方式而言，由于初期要花费巨额的新建或者并购成本，从而相较于进口方式成本高。以OC1段作为企业的初始FDI成本，FDI行为发生后企业的追加成本主要是新建或者并购企业的运营成本，这类成本相对稳定，从而FDI成本曲线相对平坦。在Ot1段，CFDI>CIMP，在B点积累的进口成本弥补了企业的FDI初始投资；t1与t2段之间，累积的进口成本高于企业初始FDI成本，但还不足以弥补企业的运营成本，则CFDI> CIMP；到达A点，累积的进口成本弥补了FDI和追加的运营成本。A点后，由于新建企业的运营成本相对稳定，而进口方式成本依旧增加，最终CIMP> CFDI。在企业永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这种成本差距还会逐渐加大，从而长期而言，企业就需要通过FDI方式来代替进口。
2.1.2其他
以进口方式获取原料资源意味着企业需要把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交由海外控制，因而难以保证企业原料供应的稳定性，同时企业需要承受原料供应价格波动的危险，特别是涉及战略性资源的进口显得尤为严重。而以FDI方式获得资源是以企业的内部汲取为主，一方面，企业可以合理安排原料的供应量和供应周期，避免企业进口方式所可能出现的财务问题，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控制原料的加工过程，避免出现加工不足或者加工过剩的现象出现；最后以FDI方式获取原料内部市场的价格转移相对外部市场而言，价格波动强度相对较弱，这对于依靠战略性资源供应的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2.2战略资产的缺乏
对我国企业来说，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本身是一学习过程。企业在增加海外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会引出各类“知识”要素，而这些要素的获得是企业在国内经营中所无法获取的。这些要素包括先进技术、管理、品牌、商标等战略性资产。这些资产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们的无形性，所以外部市场的交易显得困难。单以技术产品为例，企业可以采取技术许可、技术模仿与创新、利用在华跨国研发机构的技术外溢和直接FDI这四种方式进行。其中技术产品的许可贸易存在着三大困境：①技术产品的自然垄断特征使得当技术市场存在需求时，会出现供给不足的局面；②剔除条件①，即使存在技术产品的供应，也会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使得买卖双方存在议价差距，从而谈判成本高；③剔除条件①、②，技术许可还存在着对买方学习能力的考验。而对技术模仿和创新而言，首先技术模仿和创新本身较为困难，特别是涉及企业产品核心技术的模仿显得更为困难，且技术模仿方在技术模仿过程中相对技术创新方存在一个时间差，即模仿方落后技术创新方一个学习期间，双方在继续从事技术研发的基础不同使得模仿方研发出的产品较创新方依旧不存在竞争优势。而对于利用在华外资研发机构的技术外溢方式而言，在当前外资研发机构独资化倾向加强的条件下，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可能性将大为缩减；最后以FDI方式取得东道国知名企业的控股权，是直接获取技术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企业也可以获得其他各类无形要素，比如东道国企业的原有品牌、商标、渠道和现存的管理体制，可以为企业开拓东道国市场打好基础。
2.3销售市场的压力
2.3.1过剩产品的转移方式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告别了生活资料短缺的时代，自此以后大量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充斥着整个国内市场，消费品行业中的企业普遍存在着过剩的生产能力。华强森（2003）对我国部分家电产品的生产能力进行估计，认为我国市场上存在着30%的洗衣机生产过剩、40%的冰箱生产过剩、45%的微波炉过剩以及87%的电视机过剩。而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行业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的现象，其中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后释放出更多的生产能力，虽然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来压制经济轻度过热的现象，但由于前一阶段投资的基础加之投资惯性的存在，企业的生产能力短期中并没有回落到合理的区间。生产能力的释放意味着企业需要面对产品的市场吸收问题。对于过剩产品的吸收而言，企业可以利用两个市场，采取差异化市场战略保证现有城镇市场之外，农村市场的扩张可以有效的解决企业产品的过剩。另外，企业也可以出口或FDI方式多元化国际市场，因为在国内生产过剩的产品，在整个国际市场则可能是不足的。
2.3.2贸易壁垒的强化促使企业FDI行为
通过海外市场吸收过剩产品，企业可以采取出口和FDI方式，但由于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竞争实力显著增强，产品出口数量的增加，给进口国造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所以针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逐渐增多，保护措施更隐蔽，层次越来越深，其打击的范围越来越广。除关税壁垒外，两反措施、SA8000标准、贸易和汇率挂钩、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长期施压、将贸易与产品安全、技术标准挂钩等非关税保护措施的实施，加大我国企业产品的出口难度与成本，在我国企业产品结构调整需要时间的背景下，出口产品所遭受的损失严重。这些贸易保护壁垒存在和继续发展也刺激了我国部分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或者周边国家，以保护盒寻求扩大产品的国际市场。
3.结合企业FDI根本动因，合理选择区位
由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本身是以实体性资产或者长期性股权投资进行，而这类资产回收期长，投资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体现，投资风险大，所以企业的投资区位必须选择必须谨慎。对我国企业来说，其对外直接投资必须结合考虑自身特征、所属行业以及与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兼容程度进行综合考虑，从而确保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顺利进行。
3.1为保证企业原料供应，合理选择企业投资区位
3.1.1战略性资源供应
从绿地投资的角度看，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应倾向于能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以石油资源为例，据现有统计，全球石油可采储量的38%分布于中东地区；17.3%和16.5%分布于前苏联和北美地区；欧洲地区最少，不足4%。此外，全球有待发现可开采的石油资源，也主要分布于中东地区，所占比例约为30.5%；其次分布在前苏联各国家、北美、中南美洲和非洲地区，均在10%以上；而亚太和欧洲地区分别5.5%和3.9%。未来20年世界石油资源增长主要来自中东、俄罗斯—中亚、南美、北美等四个地区，我国企业需要积极的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
另外从并购角度看，能源行业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很多低效率和低利润的部门和区域他们会转让给其他国家来经营，而对于绝大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类行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从事能源开采的能力弱，这给予我国能源开发类的企业提供了并购的可能。这类企业的并购对象应该是产业结构较高级的发达国家或者能源储存丰富且具备较完善的投资基础的国家。比如欧盟一些国家、美国、加拿大和中东等。
3.1.2一般性资源供应
对于一般以获取东道国廉价原材料的企业来说，由于我国本身具备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所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需要将企业生产加工过程移出海外。企业仅需要将生产过程的前端环节，比如原料的粗加工环节放在国外。其投资对象应集中于我国周边的国家、非洲以及拉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中我国企业需要特别注意到拉美国家和非洲的投资潜力。由于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各类矿产资源，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各资源依附型企业的原料供应压力。
3.2为保障企业战略资产供应，合理选择企业投资区位
对于技术产品寻求型的企业来说，只有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和自主研发能力才能保持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比如我国的家电类、汽车类、通讯产品类等大型企业，而世界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基本集中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少数国家和地区，所以技术寻求型企业基本的投资区位应以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美国的信息技术优势明显，有一大批高科技产业群，如微电子、材料、生物；德国的汽车、机电机械、化工；日本的汽车、化学、钢铁等等。同时，这些国家这类产业集聚的地理特征，又可以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微观化的区位选择。这些国家积聚产业普遍存在技术的积聚、知识的积聚、信息的积聚和服务的积聚，我国企业投资这些区域既可以获得所需要素，也可以克服在东道国投资中所遭遇的各类非本土化的障碍。
3.3为保证企业销售市场，合理选择投资区位
3.3.1为寻求国外新市场，企业的区位选择
比如我国电器、电子、纺织类企业等。对于这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前提要求投资东道国与我国存在产业的梯度差异，即我国这类产业相较于投资东道国存在着比较优势。从市场潜力看，这类企业的未来投资区位应放在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这些区域。其中，东南亚各发展中国家应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亚洲国家与我国地缘、种族、文化上具备共通性。投资亚洲国家相对于发散性的寻找较远的其他大洲来说需要克服的困难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我国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地缘作为导向。最早走出国门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以亚洲为方向，先期的投资基础稳固。从风险角度看，投资于亚洲不确定性相对于其他洲要小许多。但是，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缘因素和我国企业的从众心理，过度投资东南亚国家会造成企业国内恶性竞争的国际转移。因而探索新的投资区位已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而多层次的世界市场也给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提供了可能性。未来非洲、拉美等一些国家可以成为我国这类企业投资的另一重要区位。这些国家的梯度差异相对于东南亚更为明显，劳动力成本更低，其所获得的成本优势足以抵消企业地缘上的劣势。
3.3.2基于保护现有市场，企业的区位选择
针对我国企业产品出口中所遭遇的各类贸易摩擦，我国企业可以积极的走出去，采取一种迂回式是市场扩张策略。这种策略是以规避与我国存在经常性的贸易摩擦但外贸联系紧密的国家而言，企业直接以出口或者直接以FDI方式进入这些国家将遭遇贸易壁垒、投资抑制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那么以先选择某一替代国进行FDI，所生产的产品再行出口到上述国家可行的。通常我国企业选择这种市场扩张策略的出口目标国是消费力强且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的发达国家。为进入这些国家，合理的选择替代国是相当重要的。这类投资区位的选择标准有三种：第一种是与发达国家存在地域邻近，并且有较强的一体化的倾向，比如欧盟周边国家和地区。第二种是不存在地缘上的优势，但是存在历史联系，比如存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虽然20世纪60年代的非殖民化运动后，绝大多数殖民地先后独立，但是与传统宗主国的贸易联系并没有完全割断，选择此类替代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第三类替代国的选取通常是以其与发达国家存在既定的贸易协定，选择这类国家可以有效的规避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各种歧视性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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