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结构一单元模式的国家身份理论是体系理论。它既重视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又考虑了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对国家身份的塑造。在将这一模式用于解释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平、发展等国际体系层次的文化结构，有助于塑造中国合作型的战略文化。而抱持这一战略文化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可以破除不利于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上升的陈旧理念，可以破解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诸多难题。同时，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也已引起了中国观念的深刻变化。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则是这些变化的国内基础。
[关键词] 国家身份理论 中国国家身份 负责任大国 结构－单元模式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014-10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显著提升，在国际体系中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崛起中的中国的对外行为模式，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心存疑惑和忧虑。这种心态反映在观念层面，就是形式各异的“中国威胁论”；反映在实践层面，则是一些国家明示或潜在的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和政策。为了化解这些不利因素，中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建构新的国家身份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这一重要理念。该理念的形成，是中国政府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结，是对中国国家身份的重新认识。
那么，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能否建构起来呢?现有的国家身份理论是否可以从学理上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进行有力的论证呢?这是亟待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有国家身份理论的不足与
本文的分析模式
身份(identity)一词本来是社会学和哲学的一个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建构主义学派的崛起，国际关系学者把身份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由此出现了文化与身份回归国际关系理论的趋势。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身份的研究分别在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上展开，各自视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和单元因素为国家身份建构的最重要因素。这两个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各有优长与不足。以下，本文分别作一简要分析。
1．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
以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国家身份建构的最重要因素。
温特在其早期的文章中曾指出，施动者和结构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并以辩证统一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而在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为了创立一个和华尔兹(Kenneth Waltz)理论相竞争的体系理论，遵循了被称为“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的所谓简化原则，删除了对国家身份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因素或单元层次因素，强调从体系的结构层次探讨国家身份的形成，而弱化了施动者建构结构的纬度。这样一来，国家身份与结构之间就由原来双向互构的关系几乎变成了单向建构的关系。因此，温特所创设的理论实质上是从结构层次上探讨国际体系性质的体系理论，而不是国家身份理论。齐菲斯(Maia Zehfuss)甚至认为，温特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因为，根据德里达的理论，中心不能决定自己，只能由他者决定，而我们知道，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是国家主体性和身份构成的第一因素，因此，如果把国内因素略去不谈，虽仍是理性主义理论，但已经不能说明身份建构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温特本人也承认：“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理论应该包括大量国内因素的成分。”
应当承认，通过结构层次构建起来的体系理论，其变量关系是清晰的，内容是简约的，架构是优美的。然而，我们判断各种理论形态质量高下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理论所包含的概念是否明晰而易操作，命题、假设是否有意义，各种判断之间是否能够自治，内部逻辑是否严整；也不仅仅在于理论是否简洁、优美，从而符合科学哲学对理论形态的一般要求，而在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能力即解释、说明现实的能力特别是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能力。这种立足于欧美特殊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的体系理论是不能解释中国特殊历史经验的，尤其是不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的。这是因为，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其地位上升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如果忽略当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及其在特殊时空下形成的国内结构，就难以充分解释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为什么能够建构起来；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为什么一定能够实现和平崛起，而不是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覆辙。
2．单元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
这类理论的研究重心是探讨单元层次因素是怎样建构国家身份的。
例如，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的《文化现实主义》一书就是根据中国国内文化来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进而研究中国的冲突与合作行为的。他以中国明朝为研究对象，运用的是符号分析(symbolic)法和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法。在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分析后，江忆恩指出，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一是象征性或理想化的战略文化，即孔孟范式(Confucian-MencianParadigm)；另一种是实际的战略文化，即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parabellum strategic-culture)。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文化则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江忆恩认为，有什么样的战略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行为；与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对应的是冲突型战略偏好，与弱理想政治战略文化对应的则是合作型战略偏好。据此，江忆恩得出结论：在历史上，中国的对外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进攻性或先发制人的战略偏好。
单元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结构层次的国家身份理论的不足，理论解释力较后者有所增强，但从实践层面看，该层次理论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理由是，如果中国强现实政治类型的战略文化长期趋于稳衡状态，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则是长期趋于进攻性或先发制人的战略偏好。然而，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趋向于合作的战略行为是矛盾的。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中国的战略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也不能说明中国自身的文化结构与同一时期的国际体系文化结构有何关系，更不能说明中国战略文化的变化对国家身份的建构有什么样的作用。
总之，单元层次的理论实质上是外交政策理论，而不是国际政治理论；它解释的是特定国家行为的动因，因而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单元层次的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考虑或较少考虑
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对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国家——的限制作用。
既然现有国家身份理论无法提供合理解释，那么，我们就需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
3．国家身份理论的结构一单元模式
结构分析和单元分析都是体系分析的组成部分。上文的讨论表明，学者们往往游走于两者之间，没有把结构和单元统一于体系的整体框架下进行思考。这样做的后果是，把本来紧密联系着的现实社会世界人为地分割成多个相互分离的领域，使得整体与局部不能有效地实现沟通。对此，布赞(Barry Buzan)和利特尔(Richard Little)曾经严肃地批评道，“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者只见树木(构成单位)不见森林(体系)的呼声，表明问题在于分析者如此深深地陷入局部细节的泥沼，以至于对正在外部注视着他们的更为基本的模式浑然不知。但是，这种难题必须与同样难以对付的困难对等起来，在光谱的另一末端，是分析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这里，体系的整体性(totality)是清晰的，但却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的。
华尔兹指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只有体系层次的研究才能完成。本文虽然不反对华尔兹的观点，但认为，应对华尔兹的研究计划进行改造。这是因为，秉持“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哲学观念，笃信科学哲学的标准，追求美感的理论嗜好，使华尔兹在构造自己的理论时把体系与结构合并了起来，于是“体系理论”变成了“结构理论”。晚近的国际政治学者，如基欧汉、温特等，深受华尔兹的影响，也从结构层次上去构建体系理论。然而，本文认为，体系既然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组成，体系理论就应该在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对结构层次和单元层次进行同样严格的分析。
本文将要执行的就是这样一种经过改造的研究计划，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身份理论的结构一单元模式。该模式放宽了国家是一元行为体和自主行为体的假定，借鉴了现有国家身份理论的三个主要观点：①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理论应该包括大量国内因素的成分；②国家身份与结构之间是双向互构而不是单向建构的关系；③文化和规范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该模式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起来的体系理论。
在将这一模式用于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身份时，本文认为，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意味着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将选择走和平发展而不是走强行崛起的道路。和平发展是指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会改变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不会改变国际制度体系，并将使用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而在特殊时空下形成的国内结构和战略文化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力保证。因此，可以假定，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相关因素有：国际体系观念结构、国际制度、战略文化和国内结构。图1表示了这一模式：
本文以下将根据上述国家身份的理论模式，推断出几个需要进行测试的理论假设，并分别在结构层次和单元层次上去验证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结构层次的中国负责任
大国身份的建构
1．国际体系观念结构与国家身份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观念不仅具有因果作用，而且还具有建构作用。观念建构行为体身份，并塑造行为体的利益。不过，建构主义所说的观念不是私有观念，而是共有观念(sharedideas)，也就是文化。文化(或共有观念)可以在三个等级上实现内化。文化越是得以内化，就越会起到“作用”，它所建构的结构也就越“厚重”。因此，当一种观念成为共有观念的时候，它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本文接受“共有观念能产生巨大的力景”这一论断，并假设：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观念，这些观念被国际行为体习得、内化后，将对国家身份具有塑造作用。那么，和平、发展这些国际社会的主导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中国是怎样习得、内化这些观念的?这些观念被中国习得、内化后又是怎样塑造中国国家身份的呢?本文以下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联合国宪章》开篇指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项宗旨。实现这一宗旨已成为联合国的重要使命。自1948年首次部署维持和平人员以来，迄今联合国共部署了有数十万人参与的61项维和行动，耗资410多亿美元。目前，联合国正在实施的维和行动就有15项。这些维和行动对于避免有关冲突进一步升级，维护全球和地区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冲突当事国——的赞赏和支持。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十分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维和领域的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贡献。从1989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迄今，中国已先后16次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7000余人次，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中国政府还明确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宗旨。这一切都说明，和平的理念已被中国所认同。
《联合国宪章》还指出，所有社会和国家需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基于此，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已逐渐成为联合国的重要理念，并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自20世纪中叶以来，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在促进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为世人称道的成就。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年向80个国家的大约8300万人提供粮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世界各地设有130多个办事处；世界银行在2004年财政年度向将近100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200多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据统计，联合国系统每年出资近60亿美元用于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11叫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是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发展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减免它们的债务，增加对落后国家的援助等等。资料显示，从2000年至今，中国已减免了44个不发达国家200多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另外，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今后3年向不发达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帮助它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和平、发展已经成为联合国的重要理念，这些观念被国际行为体广泛接受并对其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作为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抱持着这些理念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行为体进行交往，将有利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预期、建设性的负责任大国。
2．国际制度与国家身份
按照基欧汉的观点，国际制度(intemationalinstitution)主要包括二种形式：一是具有明确规
则的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二是政府之间协商而达成的，适用于特定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三是国际惯例。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制度对国际行为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国际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建立国际规范、建构国家身份两大方面。而规范(norms)——对于某一给定身份行为体适当行为的集体预期，则包括规则性规范(regulatory norms)或限制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nornls)或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oles)两种类型。前者塑造行为体的利益，限制它们的行为；后者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也塑造行为体的利益。基于此，本文假设：处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可以通过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方式，建构起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身份的这一转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通过参与国际经济组织，不仅获得了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好处，而且使自身与国际社会产生了高度的利益认同。据统计，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占该年全世界进出口总额的2.9％，位居世界第32位。而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就上升到5096.5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另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头3年，进出口总额3年翻一番；中国的世界贸易地位从2001年的第6位提高到2004年的第3位。在此过程中，中国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主张“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内化、习得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并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赞赏。例如，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为履行“人世”承诺，中国对主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作了修改，使其与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相一致。中国还积极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中国的上述行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支持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的明确行动”。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实施，制定了全面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虽未加入《渥太华禁雷公约》，但认同其人道主义宗旨和目标，不断加强与公约缔约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人权领域，中国逐渐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是“国际人权体制的积极参与者”。
再次，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数目逐渐增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完全孤立于国际组织之外。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参加了约80％的国际组织。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目也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进入高度参与国际组织的行列。在加入国际多边公约方面，1949-1979年的30年中，中国加入的多边国际条约只有34个；在1979-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共加入了233个。
第四，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中国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双边外交是主体，多边外交数量有限且影响较小。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只是局部地参与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并且对这些机构仍怀有一种不信任甚至是恐惧的心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对外部世界的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参加的国际制度越来越多，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态度上越来越积极。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提出，“要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在范围上从联合国扩展到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和更为广泛的多边外交领域；在方式上由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一些具体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转变为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的作用。
总之，在参与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观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并开始了国家身份再建构的过程：从一个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转变为体系内的负责任大国。
单元层次的中国负责任
大国身份的塑造
1．战略文化与国家身份
所谓战略文化，是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系统。战略文化的内容包括：关于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即战争是反常现象还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对手及其造成的威胁的性质是零和还是非零和；关于使用武力的效用，即使用武力是否可以有效保护自我利益和解决国际事件。如果认为战争在人类事务中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具有零和性质，使用武力可以有效保护自我利益和解决国际冲突，则国家的战略文化属于冲突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合作型战略文化。江忆恩指出，战略文化决定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国家关系主题的认识，塑造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决定国家的战略选择。
本文假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导战略文化是合作型战略文化，这一战略文化塑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由于战略文化的基本内容要被国家决策者所认同，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发布的重要文献和文件中，关于对外政策的内容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战略选择趋向，因为“言语即行动”，言语可以建构身份，从而塑造国家利益。本文以下将通过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要文献，概括出当代中国战略文化的基本内容，进而分析这一战略文化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影响。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了战争可以延缓的想法。1985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到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争取比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的上述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接受。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即明确提出了“世界和平是可能的”这一重要判断。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承继了这一判断。在此期间发表的数份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也以这一判断作为中国看待国际形势的基调。这表明中国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也说明中国在战略文化的相关内容上的看法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的战略文化已经开始向合作型战略文化转向。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明确地接受和平、发
展这些国际社会的主导理念。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关于国家间争端和分歧的解决方式，江泽民指出：“国与国之间应该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彼此的纠纷和争端，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在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江泽民重申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判断，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同时认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向国际社会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2005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7年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五个方面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构建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问题。和谐世界的理念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指明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一个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的新理念。
上面的概要的叙述表明，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存在着基本的共识。首先，关于时代主题，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其次，关于对手的性质，都认为应通过合作的方式，求同存异，共同应对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关于使用武力的效用，都主张国家之间应该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此，战争的可避免性、对手的可合作性、武力效用的明显降低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战略文化的基本内容。这一趋向于合作的战略文化与当今国际体系文化结构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并且也是国际体系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秉持这一战略文化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不仅可以破除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大国实力地位上升的陈旧理念，而且可以破解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从而顺利地实现和平崛起。总之，中国新型战略文化有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身份，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2．国内结构与国家身份
国内结构是与国内政治相关的重要概念，是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本文认为，中国的国内结构包括以下三重关系，这三重关系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1)中国共产党与领导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关系以及各阶层的关系。首先，从中国共产党与领导阶级之外的其他阶级的关系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它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其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格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对外行为呈现出比较激进的特点，由此导致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产生的身份困境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此，就需要调整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关系，使其朝着协调、稳定的方向发展。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是按照这一思路行动的。而这就为中国政府解决身份困境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国内条件。
其次，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结构比较简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国阶层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干部、工人、农民的简单结构被打破，原有的阶层不断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先后出现，社会阶层的结构日益复杂。在此过程中，各阶层成员程度不等地意识到了本阶层共同利益之所在，并实施了目的各异、形式不同的政治参与行为，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状况对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制订各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并加以有效的整合。而这显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形成。
(2)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以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社会的深刻转型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公众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政治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手段迅猛扩展。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公众舆论对政府对外决策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因此，决策者在制定对外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公众舆论。尤其当某个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意见形成共识时，这种舆论将会对政府决策形成一定的约束力。以环保问题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环境问题研究课题组进行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调查显示：有63％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有42％的人认为环境可能比经济发展更重要；有56％的人相信各级政府应该对环境破坏及其治理负首要责任。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已经有了明确的环保意识。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如宣布停止核试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倡导彻底销毁生化武器，签署防止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对国内公众态度的一种回应，也反映了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作用。
(3)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因素基本被排除在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从内向被动的地方行为者发展为外向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各级地方政府开展越来越广泛的对外交流，从而日益影响国家的对外决策和对外行为。
第一，各级地方政府都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以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广东省为例，在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中，该省每年的出口总额从不到30亿美元增加到954多亿美元，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也从9.19亿美元上升到157.55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这种状况的进一步扩展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
第二，各级地方政府的国际友好城市网络不断扩大。据统计，自1973年开展友好城市活动以来，到2005年，中国与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建立了1315对友好城市关系。友好城市的建立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当作“朋友”身份来处理相互关系。这一态势延展到国家关系上，无疑有利于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通过在单元层次上分析国内结构与中国国家身份的关系，本文认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得以建构的政治保证和国内基础；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围观念的深刻变化，则是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得以建构的社会性力量。
结 语
本文在批判现有的国家身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身份理论的结构一单元模式，顺应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层次回落的趋势，改造了华尔兹体系分析的研究计划，既考察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又考虑了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对国家身份的塑造。因此，它既是从体系层次上构建起来的体系理论，也是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身份理论模式的尝试。
在运用这一模式去解释“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这一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本文认为，和平、发展这些国际体系层次的文化结构，有助于塑造中国合作型的战略文化。而抱持这一战略文化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可以破除不利于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上升的陈旧理念，可以破解中国在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诸多难题，从而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同时，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一方面使中国与国际社会产生了高度的认同，一方面也引起了中国观念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国内基础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因此，本文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是可以建构起来的。
国家身份理论的结构一单元模式，解释了国际地位上升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国家身份建构这一局部范畴的社会现象。而如何运用这一模式去解释国际系统内的霸权国的国家身份的建构，以及国际系统内的区域强国的国家身份的建构，并进而生成具有通则性意义的国家身份理论，将是国家身份研究的新课题。
(责任编辑：张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