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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20日，澳门和平回归祖国，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恆共同努力的成果。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共历史上，叶剑英是最早探索澳门和平回归道路的领导人，对澳门和平回归做出了多方面的独特贡献。
另辟蹊径 经济纽带強基础
澳门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历史遗留问题。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开始谋划解決之。1949年2月，毛泽东同苏联代表米高扬会谈时表示：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複杂，需要採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況下，过分急於解決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係、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中央最终決定，对港澳实行“暂时不动、维持现状”的政策。所以，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广州之后，並没有乘胜直追收復港澳。港澳工作的具体事务，中央交由叶剑英领导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澳门与祖国分离了三四百年，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西方国家保持了密切的经济联繫。无疑，经济手段是密切澳门与内地关係最重要、最可行的途径。当时,澳葡当局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发展与澳门的经济关係，困难重重。叶剑英是如何开展对澳门的经济工作呢?
首先,叶剑英把澳门确立为“海洋战略”的一环。叶剑英在领导广东经济建设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战略”。1949年9月,他在赣州会议上提出了“海洋战略”的最初设想,即:“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在他看来,广东就是即将奋飞的“龙”,而“龙头”就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龙身”则是广大的农村，而“龙尾”就是沿海岛屿。这一构想的实质就是，以发展城市经济为中心，带动农村和海岛。实施“海洋战略”的关键是加強海岛工作，即控制海岛，保卫海洋主权，开发海洋资源。“把海岛的工作搞好，国防才能有保障，而且海上生产事业也能大大地发展”。做好澳门工作是海岛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利用民间途径，与澳门进行经贸交流。叶剑英把澳门与内地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利用两地民间渠道互相往来，互通有无，积极开展经贸交流活动。1950年初，广东各地城乡面临著春荒，在乡村征粮已很困难。叶剑英一方面发动广东城乡人民自力更生，节约用粮，度过春荒，一方面设法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粮食。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一些中立友好国家尚未同我国建交，彼此难以开展贸易。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又名柯平）兄弟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南光有限公司，设法筹集内地急需的物资，通过澳门进入广州。叶剑英还通过归国华侨蚁美厚先生，以及澳门爱国人士何贤、马万祺等人，进口了大批粮食、五金、钢材、汽油等战略物资。这既支持了内地的经济建设，也支持了港澳地区的发展，还密切了澳门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繫。
再次，积极组织有关方面，向澳门输送大量生活物资和生产物资，保障澳门同胞各方面需要，使澳门同胞体会到祖国对澳门同胞的感情以及新中国日益增強的经济力量。
最后，积极推动澳门同胞投资内地。1950年5月，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到内地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七十多人组成，澳门知名人士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观光团一行抵广州后，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接待。港澳工商界观光团从东北观光回到广州后，马万祺倡议组织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合资经营实业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促进广东和国内的工业建设。这个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从此以后，马万祺在叶剑英的鼓励下，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内地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参加物资交流会、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活动。
就在澳门与内地经济联繫日趋密切之际，1953年，叶剑英被调到北京，负责国防和军队建设工作。儘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关心著澳门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全力支持邓小平,赞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向叶剑英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适度开放权力，让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嘱咐广东省委儘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东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上述要求。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广东省的要求，決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並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叶剑英旗帜鲜明地支持在广东创办特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发展与港澳地区的联系，促进港澳回归祖国。
广结善缘 人心回归固根本
澳门回归祖国，不仅仅是主权的回归，最深层次的是人心的回归。这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能解決了的。在这方面，叶剑英同样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革命战爭年代，叶剑英就多次赴澳门，与澳门各界爱国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1938年,叶剑英在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过由澳门前往武汉劳军的梁定慧女士。梁女士出生於澳门，曾是北伐军“女子敢死队”队员，当时正率领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到澳门等地筹集抗日救亡的药物、经费，备受周恩来、叶剑英的赞扬和关怀。同年，叶剑英经广州去港澳治病，借机与居住在那里的柯麟、柯平兄弟,潘居勉等老友相聚,並结交新朋友，为抗战前线将士筹款。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不忘旧交，亲自修书或托人带信邀请老朋友回内地共事或观光遊览。在主政华南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澳门同胞，多次向各方面人士強调说，居住在港澳的民主人士、爱国知识分子和各界同胞热爱新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应当充分发挥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
1950年5月，马万祺和黄长水先生共同组织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回内地观光时，在广州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接待。叶剑英紧紧地握著马万祺的手，嘘寒问暖，微笑著说:“你为祖国做了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叶剑英勉励马万祺立足当地，团结大多数同胞，热爱祖国，支援祖国建设，並警惕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在叶剑英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动澳门工商界人士回内地投资各类工业建设。
长期以来,中共在澳门一直有党组织和党员在秘密活动。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而港澳工委的上级则是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华南分局。澳门分党委的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澳门的组织处於秘密状态。在抗美援朝后,中共在澳门的有组织活动逐步半公开化了。葡萄牙澳门当局承认柯正平是新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代表。柯正平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侨务等各方面的工作,经常与广东省、广州市负责人尹林平、曾生以及谭天度、柯麟等取得联繫,汇报工作,並向叶剑英报告。柯正平每次从澳门回到广州时，叶剑英都与他共餐面谈，听取汇报，详细询问澳门方面的情況，给予具体指示。后来,他调到北京工作后，仍然与澳门爱国民主人士保持著密切的联繫。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叶剑英更加关心澳门同胞，受到澳门同胞的爱戴和敬佩。他们来内地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叶剑英。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儘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澳门同胞,同他们叙旧情，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情況,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地做出贡献。
创榛辟莽 “一国两制”明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決定，暂时维持澳门现状，待条件成熟时收回澳门，至於以何种方式解決澳门问题，一时没有定论。在这个问题上，叶剑英发挥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广东解放之初，百废待举。叶剑英日理万机，但只要是关係到澳门的问题，他一定亲自过问。他多次主持研究和制定处理澳门问题的政策，及时处理涉及澳门问题的有关事务。1949年11月5日，人民解放军攻佔中山县的南屏、湾仔、银坑一带时，发现国民党海军第四巡航舰队的13艘舰艇。解放军击伤其中一艘名为“清远号”的炮舰，该舰掛起白旗表示投降。在解放军受降人员未到达该舰时，澳葡当局3次派出小汽船劫走“清远号”的伤员和枪支，然后又派出一艘较大的汽船，将“清远号”拖靠澳门海岸。与此同时，其它国民党舰艇也在葡方的掩护下逃走。叶剑英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強烈谴责澳葡当局侵犯我领海主权，以及支持国民党对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的罪恶行为，对澳葡当局蓄意的挑衅行为,叶剑英严正指出:“我不能不严厉地警告葡方，澳门葡方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敌意行为，中国人民是不能忍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此保留一切行动的权力。”叶剑英的声明，极大地震慑了澳葡当局，使之收敛了挑衅行为。
但仅过两年多,葡萄牙澳门当局又挑起事端。1952年7月25日下午，一名执勤的葡萄牙士兵多次把腳放到中立区，並不时向中方士兵吐口水，见中方士兵不予理睬，竟嚣张地侵入中方警戒线。正在值勤的公安二十九团一连三班班长宋有增，对葡方士兵的挑衅忍无可忍，便上前进行警告。对方非但不听警告,另外几名正在值勤的葡方士兵突然端枪跨过警戒线，用刺刀将宋有增左臂刺伤,鲜血直流。正在边境值勤的中方士兵见战友受伤，立即赶过去进行救助，对面的葡萄牙士兵竟然公开向他们射击，中方士兵被迫进行还击。26日,葡军以种种借口，向中方境内开炮，击毁中方边境上的十几间民房。叶剑英迅速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针对澳葡当局的挑衅行为,许多人主张坚決还击，严惩澳葡当局。叶剑英指出，澳葡当局对此次事件负有全部责任，但我们要把澳葡当局与美帝国主义区别开来，把葡萄牙民众与澳葡当局区别开来。如果对澳门实施封关、制裁，受害的主要是在澳门的中国人，因此，对此次事件，既要斗爭，又要讲究分寸，不宜过火。会议最后採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決定与澳葡当局进行谈判，力爭和平解決此次事件。迫於中方的強大压力，澳葡当局不得不认错道歉。此次事件得到了较好的解決。
叶剑英並不满足於对澳门事务的一般性处理，而是积极思考並努力探索用何种方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大胆提出，将来解決港澳问题最好也像当年解決东北问题一样，採取“易帜”方式，这对双方都有利，国际和港澳方面震荡也较少。所谓“易帜”方式，就是在坚持主权的情況下，不改变港澳现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实现港澳和平回归祖国。
1976年底,叶剑英针对“四人帮”在港澳工作上的“左”的错误，強调说：“我们讲团结，不但要团结全党，而且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还有港澳同胞、海外华侨。”1977年底，他提出:要“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並且儘量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1979年9月,他代表中央郑重宣佈:“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得到发展，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他使用了“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3个新概念，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叶剑英首次提出了“两个联盟”思想，一个是由全体大陆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两个联盟”思想的提出，标誌著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为澳门和平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条件。
“一国两制”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解決港澳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港澳和平回归创造了制度条件。“一国两制”方针受到了港澳同胞的热烈欢迎。此后，中葡双方依据“一国两制”方针，就澳门问题开始谈判,並达成协议，澳门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