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工作中，有的细节可能有政治含义，有的细节可能是外交姿态，稍有不慎，就会使工作陷入被动，产生负面影响。外交部外交笔会副会长刘一斌曾撰文回忆他经历的事例。
签错了位置的条约文本
一日，在中缅两国签订条约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提前到场，以中方外长的身份进行事先的草签。亚洲司的主管人员把条约文本摆上签字台打开，请他签字。陈毅同志对下属颇具亲和力，他坐下来，拿起毛笔在墨盒里饱蘸一下，一边嘴里念叨着 “让我签，我就签”，一边就下笔写了“陈”字的部首。这时，工作人员惊呼：“错啦！”原来，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没有指明签字位置，陈毅签在了对方外长的签字位置。
错情一出，大家顿时忙乱起来。一方面赶紧报告周恩来同志，建议签字仪式推迟；另一方面，竭力设法采取补救措施。当时，外交文书都是由外文出版社指定专人排版印刷的，外交部主管单位直接派人负责校审。每一文本只印一式两份，没有备份，为绝对保密，印制完毕立即毁版。因此，重新排印，时间来不及，绝无可能，只能送荣宝斋裱糊。荣宝斋将其作为头等紧急政治任务，采用特别工艺，裱糊得“天衣无缝”，为这次事故解了难。
被拿错的领导讲话稿
1966年，亚非作家协会在北京开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亚非作协书记、印尼前驻华大使查禾多等出席并讲话。我作为印尼语翻译参加了大会。
郭沫若开始讲话，当讲到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时，戛然而止。接着，他用带有川调的普通话，慢条斯理、拉着长腔自言自语：“不对了，不对了。”原来工作人员疏忽，错把陈毅的讲话稿拿给了郭沫若。郭老拿到稿子就念了起来，当念到“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时，觉得与自己身份不符，才发现错了。好在郭老久经历练，他泰然自若地从工作人员手里拿过他的讲话稿，韵味十足地继续讲了起来，最后博得满堂掌声。
被拦在门外的大使
1981年，我在驻斯里兰卡使馆任办公室主任。使馆办公室工作包括行政、侨务、礼宾、后勤等。几位主管的同志各司其职，他们对情况非常了解，工作驾轻就熟，使我这主任省心、放心。后来，一次礼宾失误，使我的工作状态和抓工作的方式有所改變。
斯里兰卡议会开会，常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一天，我们大使应邀去参加议会活动，时间不长就回来了。大使没有穿正装，而穿着日常参加官方活动的“猎装”（又称将军服）就去了，结果被卫兵以着装太简单、不适宜挡在门外。中国大使乘坐挂着国旗的汽车去出席议会的正式活动，手持请柬却被卫兵阻拦，不能入场，这不仅仅是个人颜面上无光，国家的尊严也会受损。还可能会让其他与会者认为大使不懂礼仪，或者中国人不尊重人家议会的规矩。原来，大家忽略了请柬上的着装要求。
此事以后，所有办公室出手的文字，我都严格把关。有一次，我在校阅致时任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的贺电时，发现总统的名字错了个字母，经办人马上重打，经几手校阅，确认无误才发出。
（摘自《秘书工作》 刘一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