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任何一种艺术门类，只有文人介入参与创作和品评，才能提升其品位，从工匠层面跃升为艺术的境界。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绘画，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彩陶时代就已经有了较为可观的创作，而只有到了东晋前后，才开始有文人介入创作和品评。号称“才绝、画绝、痴绝”的顾恺之，不仅在绘画创作上有杰出的成就，其所作画论也在理论界有相当的地位。当时的山水画刚刚兴起，可以设想其创作水准无疑是相当稚拙的，但宗炳和王微作为南朝宋的书画家和诗人，以文人的眼光去品味山水、品味山水画，所著画论至今被山水画家列为楷模。书法也是在汉魏前后开始有文人参与，崔瑗、赵壹、索靖、卫恒等人，所著所论，足以沾溉千古，崔索二家在书法创作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文人的性灵、文人的思想、文人的品格、文人的修养参与书画创作，这才使得文人书画迥出于庸工画作之上，抒写性情、展示个性，悠然兴起玄远幽微之思，脱离世俗尘垢的羁绊，自能引人入胜，与哲学、文学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基石。
所谓“文人书法”，即书法作品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表现文人的性情，在书法之外看出许多文人的感想。所谓文人，以哲思、文思、情思三者兼备方足以当之。文人书法之成立，以才情第一，天资第二，悟性第三，取法第四，四者兼备，始可谓之“文人书法”。文人书法重神韵，神韵不离形质，而高出于形质之外。文人书法以“简穆雍容”为极则，为书法的最高理想。文人书法的上品有十格：中正安和第一、古淡清雄第二、奇逸神骏第三、丰茂舒丽第四、平淡天真第五、孤寂冷峻第六、雄强奇崛第七、浑深古穆第八、清新隽逸第九、格平调正第十。
绘画自北宋苏东坡创士夫画之论，明末董其昌有文人画之论，民国年间又有陈师曾助波于后，于是，画史上的文人画蔚为大观。既有文人画之说，而文人书法之说则历来语焉不详，今试申其说于此。
一. 论文人书法之文人
何谓文人书法？
有人认为，文人书法即书法中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表现文人的性情，在书法之外看出许多文人的感想。譬如诗文，有许多真义在字里行间之外，孔子著《春秋》，微言大义，暗寓褒贬，又岂是编年的历史事件所能概括的。陶渊明著诗“采菊东篱下”，虽然关乎“草盛豆苗稀”，但要写的却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书法作品中，倘若点画只是点画，结字只是结字，章法只是章法，那只是实用性质的记录和识读，却不得称之为“书法”，更不能说是“文人书法”。
或谓，书法皆出自文人手笔，书法当然是文人的，不称文人书法，另有他说欤？此论似是而非。绘画自魏晋以来，岂不多出自文人乎？试看，阎立本官至右相，非文人乎？郑虔号称诗、书、画三者皆精妙的“三绝”，非文人乎？王维之诗文冠绝古今，非文人乎？然则，苏东坡、董其昌、陈师曾等何以又创立文人画之说且申之再三，何也？以绘画而论，在描形绘影之外，含有一种“别样的趣味”更加引人注意，而世人习焉不察，或知之而不详，或心知其是而口不能言，于是画者在歧路用功，观者考究于形色之间。这一种“别样的趣味”，正是文人的趣味之所在。书法也如此，在格法之外，更有进一步追求的艺术思想，即常说的“功夫在诗外”、“功夫在书外”，这正是文人书法的宗旨之所在。这“别样的神韵”，前人或称神采、或称风韵，或称丰神骨气，或称气韵，其实都是一样的，即是文人书法孜孜追求的“神韵”。
历史上的“经生体”、“台阁体”都是文人所作，现存经生抄经的数量不能算少，视其格法，亦不可谓之稍逊，而论其神韵，较之二王风流，相差以千里计。虽可以作为学书的入门之资，而其神韵有亏，则不入文人品藻，不能归之于文人书法，明矣。论台阁书，并非一无是处，但与经生书一样，格法有余而神韵全亏，此理历来有评说，今只取周星莲之说为证：“近来书生笔墨，台阁文章，偏旁布置，穷工极巧，其实不过写正体字，非真楷书也。”[1]连真正的楷书都不是，遑论书法为何物？既无文人的性质，也无文人的趣味，便不得称之为文人书法，历来的品评家也都鄙而弃之。类似的例子，典型的还有唐人“官楷”[2]及宋代“朝体”[3]等。虽仅举经生体与台阁体两例，然而号为书家者，号为文人者，难道真的脱离经生、台阁之工度了吗？真的都能当得起文人书法之真义吗？举例虽微，可以推及其余。所以，我们说，文人之手笔，未必都能归入文人书法。
何谓文人？
历来论艺术之“文人”两字，多语焉不详，异解纷呈。以我们所见，文人至少应当符合这样的三个特点：哲思、文思、情思，即所谓的三思。
思即思想、思维，是说文人与非文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文精神的层面。所谓哲思，就是脱离具象的一种抽象思辨，又以这种抽象的思辨去看待具体的物象。传统的诸子哲学，以智慧为基础展开，而中庸主张恰到好处，并不主张极端。阴阳并不单独存在，而是在相生相克中体现出来，五行如此，八卦也是如此，老庄玄学禅学的思路在这里展示其魅力所在。哲思转化为艺术美学，大到气韵、格调、风度，小到笔法、墨色，莫不在相生相克中追求和谐中庸。本文稍后辑录的李阳冰论书“吾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平常文士见天地山川只是天地山川，而文思充沛如李阳冰者却悟得方圆流峙之常，非哲思而谓其何？不识传统哲学，终生不能入艺术殿堂的门槛，这是文人艺术的第一个前提，也是艺术范畴内对文人的要求之一。唐人刘知几论史曰“史学家必须有三长：才、学、识”，“以识为先”，清人袁枚以为“诗亦如之”，则以此论书，当亦曰“以识为先”。
文思当然是针对艺术诗赋文章而言的。诗赋家的趣味、感想无非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中引发开来，或比或兴，感喟天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王安石见墙角数枝梅、苏东坡夜游赤壁、朱熹谓天光云影共徘徊，均非奇异僻见，然非此诸子不能有兴寄，非此诸子不能道其兴味，这是诗赋文人的特质所在，而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精擅于此。前人论书，或谓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或谓见担夫争道，书艺由此大进，无他，皆由其人文思之盛也。上流的书家均擅诗，“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或谓张旭作，或謂蔡襄作，虽不敢必定其一，然能作此诗者，其书法必不平庸，必非平庸之辈所能梦想，想必众口不能有二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