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篆是历史上秦统一六国后使用的官方文字，秦国与六国的文化基础不同，文字更有其独特的生发基础和嬗变过程。本文就小篆的形成进行探究，并对小篆之前的籀文、大篆进行关系上的考证。小篆在秦亡后迅速失去了实用价值，但是虽然不具备充足的实用性，却具有强大的艺术性，在美感上更胜一筹，小篆拥有极高的书法价值是不刊之论。在秦后到清朝的千年内，小篆在书家的笔下也被融入了各个朝代的时代风格和精神面貌。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一、小篆形成基础
小篆作为首次统一文字所使用的标准字体，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异体字频出的现象有非常大的缓解作用。如此庞大的文字系统并不是一夕之间忽然形成的，必然有其诞生及发展过程。那么，小篆从何而来？
回溯春秋时期，秦仍为僻居一壤的国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这样半封闭的情况使得当时的秦文化发展得相对独立，使用的文字与东南各国有所不同便也可以理解，文字也相对个性化。
“秦文字有两个要点是东南各国所没有的。一是他始终以《史籀篇》字书为基础，保证了周秦文字的稳定、连续的发展 ；二是在日常书写中，逐渐形成了稳健、独到的书写性简化方式。”
（一）政治基础
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即秦王朝。文字统一的政治意义对于君王来说是极为深远的，我们目前能考证到的最早的文献系《尚书》，《尚书》中记载的多为君王言论及治国之事，之所以设史官利用文字写下来，正是因为政治运作架构的过程需要被证明和记录，而文字是最可靠的纽带，继而成为了一项法制项目，文字是一种政治工具。试想，秦国实施郡县制和法治，中央控制各郡县的手段主要通过法令，法令要依靠文字书写，若郡县文字各不相同，执法过程就会变得冗杂繁复，甚至错乱。另一个更直接的例子是印信，其实秦时期最为通用的信用凭证是符节，《周礼·地官》曾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这是从周时期就流传下来的方式。但秦王朝建立后，机构复杂，政权实施的战线被拉长，符节并不适应此类王朝的形态，取而代之的玺印成为了更庄重的形式。玺印之所以能比符节更好地发挥凭证的作用，就是因为印中的文字成分。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可见文字之于政治之重要性。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文字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隶书、楷书、行书等各类书体的过程，经历了从图像性转为符号化的质变，政治始终是其推进的主要动因，审美和文化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附加价值。
既然如此，嬴政必须要“书同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始皇二十六年昭告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为了能够保证此举的上行下效，嬴政采用了严苛的法律监督，现在普遍认为当时的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作为标准使用。
（二）小篆源头
《汉书·艺文志》中曾有云：“《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慎也作过几乎同样的注解：“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许慎言后，后人悉认为是李斯创造了小篆。张怀瓘在《六体书论》和《书断》中几断言道：“小篆者，李斯造也。”
然而，“秦始皇初兼天下”之后，王朝只延续了短短15年（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统一中国。公元前207年，秦国灭亡于秦末农民战争），如此短的时间，实难支撑一种新文字从诞生到成熟的历程，更遑论“书同文”了。我们有理由推测，小篆这一文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在秦国就已经存在的文字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对史料这样解读：李斯作为秦国丞相，在统一文字时作《仓颉篇》作为文字标准，但“文字多取《史籀篇》”，以及“或颇省改”。
论及《史籀篇》，这是文献考证最早的一部古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四字一句，编成韵语。但对于“籀”字一说学界仍未统一，《汉书·艺文志》中谓此书乃“周宣王太史作”。《说文解字·叙》中也以为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张怀瓘亦在《书断》中反复提到史籀：“周史籀，宣王时为史官。善书，师模仓颉古文……殆籀以为圣迹湮灭，失其真本，今所传者才仿佛而已，故损益而广之。”
但王国维认为“籀”是诵读之意，原书首句“太史籀书”，便以“史籀”二字作书名。此说一度引起轰动，王国文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认为籀文系“周秦间西土之文字”。若此说成立，那么籀文出现的时期就被推迟到了战国。但王国维的推论来自于《说文解字》，许慎的观点本不足以站稳脚跟——许慎著《说文解字》时，籀文存世的时间已经达到两千余年之久，千年风霜间一种文字的传抄继承之中会发生不可逆的讹误，所以建立在这样变数极大的史料基础之上的推论，本身就是不可靠的。我们姑且仍将籀文出现的时间定于周宣王时期。
由此而论，李斯对于小篆的贡献，并非创造，而是改造。是将《史籀篇》中冗杂繁复的字加以精简删改，成为了秦统一六国后使用的小篆。在秦王朝正式建立后，秦王曾多次出巡，在出巡过程中李斯所作的《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等，都运用小篆进行创作，也是对小篆这种字体的贡献。
二、大篆与小篆关联
提到小篆，不得不提及大篆。大篆在秦代末年至汉之间总结出的“秦书八体”中占一席之地，《说文解字·叙》中记录：“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亦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其中，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等均为小篆的变体书写，唯有大篆、小篆、隶书是汉字的不同字体形式 。但大篆的历史是其中最为久远的，也是迄今为止最难以在学界有清晰界定的字体。
有学者认为籀文即大篆，但许慎根据《史籀篇》仅存的九篇残本总结出了二百二十多个字形，其中并没有称其为“大篆”的记载，也就是并没有正面表示“籀文即是大篆”，但大篆是籀文这一点是并无异议的。《史籀篇》是西周就已经存在的文字，秦未统一天下之前，即已奉行并延续这样的文字传统。“大篆”的说法是因要与小篆相区别而得，“具体地从字体上说，即是秦定篆为标准字体后，于是以篆为中心，对于它所从出的古代字，便加一个尊称的‘大’字，称之为大篆。这正像祖父之称为大父、祖母之称为大母……在给篆所从出的古代字加了‘大’字之后，有时又回过头来再给篆加一‘小’字，以资区别或对称”，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篆的范围比《史籀篇》中的文字更为广阔。
演变历程
那么，小篆是如何从大篆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呢？
我们可以根据出土的秦器来进行探究。春秋时期，秦出土的器皿并不多，1978年在山西宝鸡太公庙出土了《秦公钟》八枚，器皿主人为秦武公，正值春秋早期。“其中甬钟五枚，铭文合两钟为一篇；钮钟三枚，铭文各自成篇。后者或名为‘镈’，以其便于叙述，权以钟、镈别之。”按时间推断，当时的文字应该已经是以《史籀篇》为标准的了，且铭文字形整饬优美，明显已成体系。相比而言，《秦公钟》的线条较粗，笔势都不及《秦公镈》开放。“钟铭类于玉箸，气宇轩昂而中含内敛；镈铭如同铁线，骨骼清健而神采流溢。其共同的特点是图案化程度较高，线条的排叠转曲均与西周宣王时名器《虢季子白盘》近似，后者或即当时《史籀篇》字形风格。”《虢季子白盘》是周宣王时期的器物，而《秦公钟》等是秦武公时期的，两者相距百年有余，但差别并不甚明显。证明在这一时段，籀文仍然是字形的主流，并没有发生比较大的改变。
再过百余年，另一件器物《秦公簋》的字形嬗变就显得相对明显了。《秦公簋》系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成器时间仍有争议，一说作于秦景公时。有铭文一百零四字，分铸于器及盖上。器和盖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九字。一部分字形偏旁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余”字，在《秦公簋》钟有了下部的两点，但在《秦公钟中的钟，下部是没有两点的，这是一种装饰性的改变。整体而言，《秦公簋》中的钟的字形相比《秦公钟》而言更为圆转流畅，也更加接近小篆的字形。
同样介于籀文与小篆之间的还有《秦公大墓石磬文字》和《石鼓文》，石磬文字出土于陕西凤翔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字形秀丽，线条也比较纤细，与《秦公镈》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之更为美观，拉长和垂坠的线条对字体的美化作用非常明显，私以为已经与小篆非常类同，可以称为籀文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渡时期。
同样处于大小篆过渡时期的是《石鼓文》，“从整体上看，《石鼓文》同于籀文或近于籀文而繁复的字的比例要比《石磐文字》的比例高，而《石磐文字》同于小篆或近于小篆的形体比例要比《石鼓文》高。所以《石鼓文》应略早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而稍晚于《秦公簋》”。石鼓文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字形不及石磬文字像小篆，但非常具有艺术价值。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之为“神品”，“乃开阖顾问，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
石磐文字与石鼓文之后的篆书文字，与籀文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疏远，慢慢演变成了后来我们熟知的小篆书体。例如，1973年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出土的《秦杜虎符》，虎符上有错金铭文9行40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土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马非百对于秦杜虎符的研究提到：“秦杜虎符必在秦惠文王年间，秦国只有秦惠文君一人称君，因此必为此时所做。”
此时为战国中晚期，已经可见符身上文字绝大部分已是完全的小篆，字体严整庄重，风格划一。
至嬴政统一六国后，籀文到小篆的流变即告一段落。此后留世的小篆都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时留下的石刻，如《峄山碑》等，小篆的演变经历了数百年，从图案化向符号化慢慢演进，直到隶书取代小篆成为更通行的文字，即完成了符号化的一大步前进，在此不多赘述。
三、小篆的艺术价值
小篆日臻成熟的过程在秦朝达到了顶峰，这个过程凝聚了秦的时代风格和文化特点，因此，我们说小篆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内涵是不为过的。字体所拥有的文化价值通常有两方面来源，一则文字学方面，二则书法学即美学方面。
其实在秦亡后，小篆就迅速被隶书所取代。盖因秦在选择小篆作为官方字体的时候，看重的是整饬、严谨，并不是方便通俗。小篆的难以书写是事实，相比而言，隶书是在文字符号化上更为明显和通俗易用的字体，这也是后来隶书发展成为其他常用字体的缘故。但为什么小篆依然被世人所铭记而流传至今呢？也是因为小篆的写法，这种繁复的字体虽然不具备充足的实用性，却具有强大的艺术性，在美感上更胜一筹，小篆拥有极高的书法价值是不刊之论。
（一）书写美感
从用笔而言，书法以“中锋用笔”为主纲，而以中锋作为书写美感标准的字体中，就以小篆为最。小篆没有提按顿挫，主要是横竖的圆润线条。明人丰坊《书诀》谓：“古人作篆、分、真、行、草，用笔无二，必以正锋为主，间用侧锋取妍。分书以下，正锋居八，侧锋居二，篆则一毫不可侧也。”那么何谓中锋呢？宋代陈槱在《负喧野录·篆法总论》中曾有云：“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独擅其妙。尝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锋常在画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心一缕之墨倍浓”是中锋用笔的标志，也是线条“有筋骨”的表现。“中国书法家用中锋写的字，背阳光一照，正中间有道黑线，黑线周围是淡墨，叫做‘棉裹铁’。圆滚滚的，产生了立体的感觉，也就是因起了骨的感觉。”
小篆笔画匀整，虽看似秀美妍丽，实则蕴藏着刚强之力、雄健之姿、浩然之气、凛然之风；线条视之圆转柔和，其实圆中带方，肃穆严整之气隐于其中。这样的书写风格与中锋用笔是分不开的，“筋骨”在小篆中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将小篆的书风从书写秀丽推到了不失浑穆的境界。
此外，谢赫“六法”中的首要是“气韵生动”，气韵可以理解为书法的精神面貌、神采。书法线条之所以灵动，是因为有精神力量灌注其中，气息沉厚书写而成。小篆的线条并不是每一根都连在一起，而且繁复回环，却能在线条与线条之间形成一种呼应的感觉，贯通于整个书法作品的各个部分，气不外散，生机盎然。
（二）小篆的衍变
小篆在被书家演绎的过程中，慢慢演变出了不同的书写形体。如悬针篆、垂露篆、倒薤篆、玉箸篆、铁线篆等。秦之后的历代书家在书写小篆时基本都融入了时代风格和个人特色，线条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东汉后期开始兴起的悬针篆，至魏晋时期流行。此种书体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有如悬针，故名。”
三国魏齐王曹芳二年时期作《三体石经》，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唐李阳冰之前的书家摹写小篆多取法于此，但可看出，此时的篆书线条，笔画收尾已有悬针之意；同为三国时期吴国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也明显掺入了隶书成分，不似《峄山碑》的线条圆起圆收，变得更为锐利。
进入唐代后，李阳冰为秦以后书篆之翘楚，书写多以秦时小篆为范本，以玉筋篆为主，是李斯之后将秦篆写到高峰的代表。唐人舒元舆谓：“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谁者？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至于斯。”
李阳冰书《三坟记》中的玉筋篆颀长瘦劲，线条圆润均匀，转折处圆中带方，具有秀逸的美感。
唐后，宋、元、明时期，虽书篆者颇多，但并没有突破性的变化，大多以悬针、垂露、玉箸、铁线为主。及至清代，因金石学、碑学盛行，书家辈出。邓石如、吴大澂、吴昌硕等均处于这一时期，同时篆书的载体——篆刻，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小篆作为一种非实用的书体，在纯粹文化、艺术的领域开辟出了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