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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谈到：“夫（文字）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己也，亦出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由此看来，汉字形体总体的演变趋势是简化，这种简化是人们在长时期的书写过程中不断趋繁为易的结果。文字由象形符号发展到甲骨文、金文而形成篆书，进而由篆到隶，由隶到真、行、草，书法艺术也随着文字的演变过程逐渐发展开来，可以说，中国书法是与汉字共生共长的艺术门类。20世纪以来，大量考古新材料（如简牍、残纸等）的发现，为我们呈现了传统视野之外的另一书写世界，带来了对书法史进行重新审视的全新视角。简牍、残纸等这些新发现大多是日常书写，因此，“日常书写”便成为窥探中国书法发展的另一窗口。
汉末魏晋时期，书法脱离实用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故而笔者认为日常书写应分为两个阶段：书法艺术独立之前的日常书写与书法艺术独立之后的日常书写。这两个阶段的日常书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前者主要是以实用为主，而后者则与书法创作交织，这时书家们日常书写的尺牍、便条、草稿等往往会带有创作的意味。如唐人孙过庭《书谱》记载：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
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牍仍存。观夫致一书、陈一事，造次之际。稽古斯在。
由此说明，书法艺术独立之后，书信除了交代内容之外，更注重显示书写水平，日常书写成为转换到书法创作的一个环节，尺牍已经成为书法创作的一种形式。书法独立之后的日常书写与书法创作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并且这些经典已经成为后世学书的圭臬，因此备受人们的关注，然而却很少人对书法艺术独立之前的日常书写进行研究。
先秦至两汉时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说无论是书体的演进与简化、笔法的丰富以及书法形制、形式的确立都与日常书写密切相关。当代著名书法理论家侯开嘉先生曾指出：“从先秦到汉代末年，书写汉字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实用，其次才是表现汉字的造型和线条的美。因此，我们把这大约三千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书法的前艺术阶段。”本文引用侯先生的观点，并专门对中国书法前艺术阶段的日常书写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现代考古发掘将几千年前古老的书迹公诸于世，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文字的创造绝非一人能为之，与“仓颉造字”类似的“史籀制大篆”、“李斯创小篆”、“程邈造隶”、“史游创章草”、“王次仲创楷”、“刘德升创行书”，这些“创造者”应是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整理者，每一次文字整理都是官方对日常书写的承认、美化与规范。
（一）甲骨文、金文时期的日常书写
很多学者著书立说，认为我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青铜器上的金文，那么它们属于日常书写应用的文字么？我们知道，甲骨文是用于占卜的，属于宗教文字：青铜器的制作是国家行为，比如要公布法律、记录战争等大事才会铸造有文字的青铜器，这些都是庄严的大事。那么日常的书信、便条应该是怎样的？笔者认为，特定的书写载体有特定的用途，绝非是普通大众化的日常使用，而真正流行于民间大众书写的才是日常书写的载体。有了文字，就必须有书写文字的载体，甲骨文与金文时代必定也有一种日常书写文字的载体，从甲骨文中存在“册”“典”两字足以为我们透露出一些信息。周代《尚书》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汉字之始，起于象形，从“册”“典”字的形状来看即是20世纪大量出土的竹木简牍的象形字。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这样阐述：“金石盘盂都是有为而作，真正的古代文化，应靠竹帛来记载。”我们的祖先在文字的日常书写过程中不断地寻找适合的载体，我们在古代文献中常会看到他们在地、墙、树等上面书写的记载，但是他们最终找到了竹木简牍作为日常书写材料。侯开嘉先生亦认为竹简应是最早书写汉字的主要材料，并且给出了合理的理由：“第一，材料要易得、量多、价贱：第二，要易于大量制作：第三，要方便书写和汇集保存：第四，要有制作材料的工具。竹子这种植物就符合前三个条件。另外，现代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时候，我国中原地区已不像人们常说的还处于石器时代，而那时候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普及了。因此，第四个条件，即制作竹简的刀具应具的条件在那时已经成熟了。”由此可知，文字是社会化的东西，只有在普遍意义的书写载体上才会产生所负载的意义及应用作用。甲骨文是书写或契刻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是官方指定贞人专门为记录求神问卜的特殊文字。金文为青铜器皿上铸造的文字，铭文内容多与祭祀、征伐、锡命、契约相关。显然，甲骨文、金文不属于日常应用书写的范围，它是带有官方、宗教性质的书写。也就是说，甲骨文、金文并非日常书写的文字，其材料也非日常书写、普遍应用的载体。此外，现代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玉石书写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帛书等，其书写材料亦十分特殊，在大量的书写中只能占据很小比例，并不能当做日常书写大量应用的材料。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尚未发现殷商春秋时期的书写实物，其日常书写到底是什么样子就不能证实了，不过我们把殷墟出土的白陶片墨书“祀”字，与春秋晚期出土的《侯马盟书》玉石手书文字进行对比分析，推断在甲骨文之前至少经过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常书写进行的美化、规范的文字整理。由于简牍易于腐朽毁坏、难于保存，现在存世最古老的日常书写实物是近代出土的战国晚期的秦简、楚简。
秦国直接承袭周文化，其官方文字为籀文，即大篆。目前，最早的当时的日常书写书迹是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的《青川木牍》（前309年），由它已处于早期隶书的形态来看，可以说在其之前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里，在大量的日常书写过程中不断地加速文字的演变。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的实物资料，如《秦公簋》、《商鞅戟》、青川木牍、简书等来看，小篆在春秋时期为日常书写应用性文字，而战国时期则是小篆与古隶并存。
（二）小篆时期的日常书写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频仍，秦始皇灭六国而统一中国，为了对幅员辽阔的疆土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统治，秦统治者建立了一系列的强化政策，其中在文化方面实行的一项措施为“书同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徐无闻先生曾经运用大量史实著文作出“小篆是战国期间秦国通行的文字”的结论。根据侯开嘉先生的《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一文可知，在中国文字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俗书与官书两大体系现象。所谓官书，即是在特定时期内，官方认定的和社会公认的庄严郑重的书体：所谓俗书，即是民间流行的手书体。其中所言“俗书”即是日常书写的应用性文字。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把秦国通行的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并由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对小篆的结体进行整理成为标准的官方文字。秦书八体只能称为大篆、小篆、隶书三种书体，其他的都是因用途不同而作为有指向性的书体来运用。而此时小篆、大篆作为特定场合使用的官方书体，实质大篆已经居于次要位置，所以日常书写应用的是隶书。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的《云梦秦简》以及1983年3月出土于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的《天水放马滩秦简》，这才是当时日常书写的真实面目，它是小篆在日常书写的简化作用下，发生了隶变，形成的一种比小篆更加简化、便于书写、初具隶书形态的文字。至今在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的秦墓中出土的竹木简牍，内容多为抄写日常相关的《秦律》《日书》等，字体为古隶，这说明在战国末期的秦国至秦朝，在小篆退出日常书写的舞台而成为官书的时期，日常书写的书体就是这种古隶。
（三）汉碑时期的日常书写
进入两汉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一次重要的飞跃，四百余年间，小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都在这期间的日常书写过程中交替，尤其到了汉代末年，书写条件的成熟，尤其纸的改进与广泛应用使得书法迈向了艺术的独立阶段。汉代日用文字已经完全使用了隶书，从西汉初的尚未完全摆脱篆书成分的古隶，在日常书写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全用方折笔画、结体简约趋扁的成熟隶书，有的是带有波挑的八分隶书以及章草书，甚至今草、行书、楷书形态已具初型。汉代分为西汉与东汉两个时期，下面分别述之。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保存下来的西汉时期的金石碑刻十余种之多，这些铭文均为小篆的字体，而这些碑刻均为官方应用的书写产物。20世纪以来，在我国西北及山东、湖北、湖南等处，出土了从战国到晋代的大批竹木简，同时还有少量的残纸和帛书，这些新资料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日常书写的真正面貌。其中西汉时期的简牍占据很大的比例，时间上从西汉初期到西汉晚期的新莽时代。如西汉初期的《老子乙本》简中已经出现规整、成熟隶书的雏形，这也许就是“程邈创隶”后整理出来的隶书面貌。我们再看西汉中期的《延寿太初三年简》等，可以说完全摆脱篆书的成分而完全是成熟隶书了。西汉时纸已经出现，但由于生产力低下而未能大量普遍使用，但到了东汉时期，蔡伦等对制作纸张的技术进行了改进，臻至汉末，书法用纸已经具备很高的质量。到了魏晋时期，纸张得到了广泛应用，简牍遂遭废除。由此看来，两汉时期主要的书写载体还是简牍。
到了东汉时期，立碑之风盛行，汉碑林立。此时篆书官方地位已经居于次要，转变成碑额使用的装饰文字，成熟庄重的隶书称为官方文字。而在此时的日常书写的书体出现了新的变化，已经出现章草、楷书、行书、今草的字体。从留存及考古发掘的简牍、陶瓶、砖石上来看，隶书的形态已经十分模糊，如《玉门官隊次行简》已经是楷书面目了，《毫县曹氏墓砖》中已经出现独立成篇的行草书。由此表明，东汉的日常书写是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嬗变交替的。
由上文可知，日常书写始终主导着字体演进的方向，同时在书写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笔法，并在约定俗成中被整理美化而转化成官方书体，可以说“日常书写”对中国书法前艺术阶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字体简化作用
日常书写的内容上往往是公牍文稿、尺牍抄文，因而其目的旨在方便、实用、快捷。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时代发展，因而在书写的时候势必要追求陕速、简单。如古文中的“围”字本是画四个足形在一个城邑的四面，表示包围。书写在竹简上就很不方便，为追求陕捷就省去左右两个足成为“韋”字，等等，可以说此种例子不胜枚举。像这种为了在书写载体的限制前提下，达到日常书写中方便、快捷的效果就不得不对许多繁杂字进行简化，可以说这种对汉子的取繁为简、创造新字都是在书写过程中完成的，最后这种简化而约定俗成，之后被大家承认而大量应用。
（二）书法形制、形式的确立
如今我们广泛使用的日常用语中的“文牍”“信札”“编”“卷”等词汇无不彰显着古代日常书写的丰富多彩。可以说书法形制、形式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日常书写中被逐渐确立起来的，其中，不能忽视日常书写材料这一重要因素。在中国书法的前艺术阶段，竹木简牍是日常书写的主要材料，因而简牍的形制影响到书法形制、形式的确立。竹木简牍形状窄而长，或者先写后编，或者编后再写，这种简册的形制形成了中国文字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固定书写款式，同时这种竹简的窄而长的样式则对中国汉字产生了影响，比如，原始象形文字是属于很写实的，在书写过程中受到简牍形制的限制，一些如“象”“马”等横形字形变成竖形字：最后在书写的过程中逐渐地把汉字变成了方块字，在竹简上书写由于受到左右方向的限制而只能在上下方向伸展，但是竹简形制较小而不允许在上下方向任意伸展，就这样在日常书写过程中，文字逐渐变成方块形状被固定下，一直延续到今天，汉字还是方块字。
（三）丰富笔法的作用
由于日常书写具有随意性，故而在书写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笔法，一旦被约定俗成而总结固定下来，那么另外一种新的字体就诞生了。比如，在简牍的日常书写中，大篆书写中受到简本身形制的影响，追求简单、对称的笔法产生了：之后到了小篆的书写时，面临由圆变方向趋势，大量的书写中左舒右展、蚕头燕尾的的笔法出现了：在汉简隶书的书写过程中，波折的形态不断地被弱化，快捷书写中钩、挑、捺等形态的楷书笔法出现了，进而在简化书写过程中草书出现了，字字相应带的行书现象出现了。在左右书写的惯性中提按、使转、缓急等元素被人总结肯定下来，贴别是书写材料由简牍到纸张的过渡过程中，更是促进了它的转变，书写幅度变大、自由度放宽、连带性更强，因而表现笔法方面更加丰富，最终使得书法由实用过渡到艺术阶段了。由上述可知，每一次书体演变都是对前一次书写过程中笔法的肯定与美化，如小篆是对大篆的减省与美化，汉碑是对汉简的肯定与美化，楷书、行书、草书是在隶书的日常书写中产生新笔笔法的肯定与发展，最终这些笔法元素被美化后固定下来成为今天纷繁多姿“真草隶篆行”——五体书具备。
综上所述，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日常书写，在书法艺术尚未独立的前艺术阶段，无论是书体的演进与简化、笔法的丰富以及书法形制、形式的确立都与日常书写密切相关，这一阶段的日常书写为中国书法艺术风格的演变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体格，在艺术独立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日常书写过程中不断产生不同的艺术风貌。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