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四个字来评价解思忠，我认为“志存高远”最适合。近20年来，他结合从事教科文卫研究的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矢志于国民素质问题的研究与实践，成就斐然，并首次提出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评价解思忠，我认为“彻悟”最适合。他是一位隐者，静思读古，安于清寂，借创立的“人生篆书”浓缩对人生的思考，得到启功“得其髓”，以及季羡林“正合吾意”、“学者书法之典范”之评价。
“志存高远”与“彻悟”，恰巧也是解思忠经常题赠友人共勉的两句用词。身材高大，平易近人，一如解思忠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处世哲学底蕴。如果你有机会与他在一起，同样会很快被他特有的魅力所感染、打动……
首次提出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
解思忠毕业于同济大学，曾长期从事建筑施工管理，担任过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工程技术监督；上世纪80年代在建设部工作；1990年进入中南海，曾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教科文卫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1998年至今先后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等副部长级职务。业余曾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过4部长篇文学作品，有中篇纪实文学、散文获奖，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到国务院工作后，又转向国民素质研究，迄今已出版10部专著。
长期以来，解思忠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应该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2008年初，他当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便着手撰写并提交了《关于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的提案》；全文虽然只有1500字，却浓缩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长期思考——
提案首先指出：人类在进入21世纪之前，对未来的许多问题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唯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没有国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提高国民素质不仅是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目标的需要。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对国民素质的认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的步伐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但无庸讳言，我国的国民素质无论是从我国已确立的现代化进程的要求来看，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正如《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社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所指出的：“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提案又指出：迄今为止，在我国的法律、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已做出明确表述的基本国策有：“计划生育”；“男女平等”；“保护环境”；“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节约资源”，“对外开放”。其实，上述几项基本国策能否真正得到落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状况，如果国民不具备相应的意识和自觉性，这些基本国策都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国民素质更应该成为基本国策，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国策”。基于上述理由，建议首先在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能做出明确表述，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进而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做出决议，或制定《国民素质法》，以保证贯彻实施。
提案还对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提出以下六点建议：1)实行优生优育，遏制低素质人口的出生，防止可能出现的“逆淘汰”现象；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改革教学、考试的内容与方法，实施全面素质教育；3)加强家庭教育，对家长普及素质教育常识；4)健全社会教育，营造提高国民素质的良好环境；5)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素质教育都要将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内容；6)组织人事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制定，都要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在看这个提案的过程中，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14日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的场景。座谈会前，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代表们中间，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在热烈的掌声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长远看是青年素质的竞争。”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对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提出了殷切期望，也给全国亿万团员青年和广大团干部以巨大鼓舞与激励。
看过解思忠的这个提案后，我在赞同之余当时对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现有的各项基本国策都是由国家某一个部门提出的，现在由你个人提出，能否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或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并肯定呢?他满怀信心地回答：“会的!”结果正如他所料——发稿前，我接到解思忠的电话，他欣喜地告诉我：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已于8月14日对他的提案给予篇幅与提案相当的书面答复，对提案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次会议促使他开始思考国民素质问题
1990年解思忠调入国务院工作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30％-40％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为了救助失学儿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实施一项“希望工程”。
当时，解思忠的心情异常沉重。作为一名作家，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刚一发表，就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该报曾先后以《篇篇飞鸿伴随颗颗爱心——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情系“希望工程”》为题，对境内外捐款热潮作了报道。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證，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创作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思考。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结合自己本职工作所从事的教科文卫管理、研究实践，将其作为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人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
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振聋发聩，醒世警顽。
境内外一致叫好的“国民素质三部曲”
鉴于形成上述种种卑俗萎靡民风的直接原因，乃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评为1996-1997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在作品研讨会上有关专家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里、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人文学术著作”；“是我国首部从人的素质理论出发，对国民素质进行考察的专著”。此书出版后，香港三联书店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境外许多媒体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谈及“丑陋的中国人”，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已故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解思忠对我讲述了他们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一一解思忠虽然认同《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许多观点，却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書前言的开头写道：“我们一一中国人，并不丑陋”。柏杨先生看过《国民素质忧思录》书后，便通过香港一位友人与解思忠取得联系，并于1999年2月2日致函解思忠，表示对他的观点“赞成膜拜”。此后，两人书信往来，并互赠著作，结下文字情谊·遗憾的是，虽然彼此都向对方发出邀请，但直到柏杨先生去世都一直未能见面。
《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取得成功后，解思忠并不认为已经大功告成，而是继续追问：导致国民素质种种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他在书中已从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并指出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还应该有自身的深层原因，这种自身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国民素质的核心——观念，于是，他便从作为观念载体的俗语民谚入手，在观念层面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并完成了(《观念枷锁》一书。
此书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同时出版后，也和上一本书一样，立即在境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书中将国民头脑中陈旧、错误的观念归纳为36种，围绕每种观念，剖析事例，论述危害，追根溯源，旨在促使国民自省，变革观念。
《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出版后，解思忠不断地收到境内外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都希望他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他自己也言犹未尽，觉得在国民素质的研究上有破，也得有立；于是，就有了200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此书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分8个方面、50个子项，并对每项素质作了通俗简要的阐述，形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关于素质的内涵界定与分类方法。
至此，解思忠历时三年、累计60万字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已告完成。后来，解思忠又相继出版了《素质与命运》、《国民素质演讲录》等共计10部国民素质专著，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等多篇论文。近年来，他还经常应邀就国民素质的相关问题到各地作演讲，受到广泛好评。
解思忠自1998年担任副部长级职务后，仍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做官”与“做学问”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他说：“我也应该像企业一样，使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面对“如何处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提问，他如是坦陈：“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首先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
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提升国民素质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解思忠曾寄厚望于社会，但后来发现，对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主要还是依靠自己——只要大家都能自觉地独善其身，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会大大提高。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呢?解思忠认为，不能光是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欲望，启迪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智慧。鉴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既可激发国民实现圆满人生之愿望，又可启迪国民实现圆满人生之智慧，故解思忠便将研究方向又拓展到人生，并与研习已久的小篆书法相结合，创立了“人生篆书”，即用小篆书写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格言。
当问及为什么要采用小篆这种古远的书法形式时，解思忠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发源辉煌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而篆书亦诞生于这一时期，故用小篆书写中国古代格言不仅具有久远典雅之韵味，还能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和谐完美，而且，自己对小篆的兴趣也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中曾躲在一个角落里研习中国书画，至今还保留着1967年用小篆书写的“箫笛曲选”四字。其实，解思忠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早在中学时代，他对古代典籍就很感兴趣。“文化大革命”中搞“斗批改”时，常将一些“糟粕”油印后供大家批判。有一次，他偶尔得到三本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格言联集古》、《中国格言录》和《西洋格言录》，便如获至宝，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偷偷摘抄完这三本书，至今还保留着——可以说，解思忠的“人生篆书”即发轫于此。
为了使自己的人生篆书能全面反映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从2003年开始，解思忠历时数年，潜心研读儒佛道典籍，辑录、编撰了100句人生格言，每句少则两字，多不过20余字，力求都能反映传统人生哲学的一个方面，整体上可以涵盖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按哲理、修身、待人、治学、处事、管理分类后，分别撰写出一篇600多字的感悟文章，并用小篆书写成对联、中堂、横披和斗方等形式，于2006年以《人生篆书——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髓》为名出版。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展示书法成就的作品集，更重要的乃是一部浓缩人生感悟的智慧书，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主要不是用于“如何写字”，而是用于“写什么内容”。
解思忠虽然年届六旬，工作依然紧张繁忙，今年当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在负责监管中央企业的本职工作之外，又增加了参政议政的责任义务；但他业余时间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几十年如一日，以读、写为主，所不同的是以前的“写”主要是写作，而现在的“写”则主要是写字——他要把自己对人生的认知与体悟，不断倾注于人生篆书之中，并以“人书俱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随着步入老年后世事洞明，心态平和，努力使自己的书作在融会贯通之际，无心自达，臻于化境。
文字编辑 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