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应邀正式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展开国事访问，开启大国外交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法国总理马克龙时指出：中方一如既往支持欧洲区域一体化建设，希望与法国在联合国事务、世贸组织改革、气候变化等国际重大问题上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纵观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外交大事件，均充分体现着中国的大国外交情怀与不断发展完善的全球治理观。
一、全球治理转型：基于国际秩序演变
世界秩序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剧变，而国际秩序的剧变通常伴随着权力、问题与范式的转移，随之带动全球治理范式的转型。冷战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进程，全球治理成为大国重要使命。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催生力量，中国崛起也成为全球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议题，同时彰显出国际秩序演变的三个重要特征。
1.超越霸权，大国合作，多重力量并存发展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综合国力、权力水平和意志力方面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保持一定程度的“霸权”地位。这一时期其他国家在全球治理层面话语权缺失现象较为严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崛起，从软实力、双边关系、区域合作等多方面对美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各国开始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求，重新审视“霸权”与“均势”，积极倡导多极化平衡。非政府组织兴起，地区主义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开始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参与国际政治，小国集团化成为制衡“霸权”“强国”的新兴力量。
2.相互依赖加深，竞争与合作并存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经济合作和技术互动日益频繁，推动各国参与跨国事务，各国的开放度显著提高，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也在加深，“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基于地缘因素建立的自然贸易区的地区作用也日渐突出。从另一角度讲，全球化本质上是矛盾的统一体，各独立行为体因目标与利益的不同，产生竞争、干涉、矛盾、冲突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全球化在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区域的矛盾，带来竞争，甚至分裂。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中美间的大国竞争，国内外有学者将新时期的中美国力竞争类比于战后的美苏冷战，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国力竞逐至少有以下两点不同于美苏对峙：一方面，中国是新兴大国，本着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治理观，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与美国一争高下或相对抗的胜负欲;二是冷战时期，美苏背后均有对应的阵营，而中国没有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国家建立军事联盟。
在传统安全威胁日渐减弱的现在，虽然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间军备竞赛，但国家间的“软实力”竞争占据重要地位，区域一体化与互利共赢是发展大趋势，和平与发展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基本目标。以中美关系为例，虽然近年来，中美关系在某些领域存在较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以贸易摩擦形式表现在微观经济层面。但是相对于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与最重要的两个权力行为体，两国间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共同利益與合作需求，这意味着中美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深于其矛盾程度，两国关系走向仍以和平、合作为主。
3.非传统安全威胁加重
冷战后传统的安全威胁逐渐减弱，新的国际秩序下的全球治理需求导向是和平、安全和发展。新国际关系体系建立后，全球资源相互渗透，这也意味着问题与冲突的相互渗透，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重。较之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定义不是非常明确，但二者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方面是主体不同，传统安全主要针对“国家”主体间的安全互动，被威胁主体侧重于“国家”，非传统安全主要针对跨国层面的安全隐患，被威胁主体侧重于“人”。另一方面，内容不同。传统安全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军事冲突上，而非传统安全则侧重于内部安全威胁，如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多种跨国犯罪、防疫保健、国际难民等全球性问题。同样，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大数据时代也已到来，信息安全、隐私安全成为“安全”这一概念的新内容，也是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沿革与阶段性目标
古代中国受地缘因素影响，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地区秩序，直到19世纪前，传统中国政治、经济政策仍趋向于封闭。新中国外交经历了冷战时期向苏一边倒、着眼第三世界、和平崛起等过程，也曾作为战胜国尝试参与共同创建战后新国际秩序，但是因综合国力等原因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但外交政策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与调整，正逐渐趋于完善。
1.发展沿革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原则为中国外交理念提供思想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于对国际社会后现代结构的实际分析，中国明确了国家利益，树立了正确的国家安全观，逐渐自信、自强，以独立、开放的姿态走上国际社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社会中维持“稳定”与“平衡”的重要杠杆。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做出几项重大调整，确立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反对国际霸权主义，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基本宗旨。中国实行开放型发展政策，参与现有国际规则，逐渐成为牵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力量之一。21世纪初，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外交理念，开始改善与调节周边国家关系，以中国的发展带动区域国家的发展，成为推动东亚地区秩序稳定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深刻意识到自身地区大国的国际定位，国际社会也逐渐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麻烦”的说法。基于这一形势与背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协调区域伙伴关系，如何将“全球治理”与地区秩序建设高效统一起来，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大国责任”与“全球治理”也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上必不可少的重大议题。因为国际责任具有阶段性与相对性的特征，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受国际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体系制度与行为体制度成熟度等多重因素影响，所以中国需要持续关注全球影响力、关注自身国际形象，并在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等方面承担越来越重的责任，所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与把握，基于对中国的新形势、新任务的把握，正式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概念。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大国外交”不同于“与大国”发展外交伙伴关系，而是指中国自身作为一个大国产生的外交行为。
2.阶段性目标
要定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阶段性基本战略目标，首先要明确中国自身的相关定位。第一，就国家的性质和政治而言，中国是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新社会主义国家。它在政治上是负责全球治理的主要大国之一，负有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国际规范和履行国际义务的责任。第二，在经济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虽然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提出质疑，甚至出现“中国威胁论”，但是发达国家的评判标准不仅仅局限于世贸组织常规界定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中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三，在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厚，但是文化建设却存在滞后性。全球化进程带来了不同文明间的交融与冲突，但文化是国家的核心标志与最鲜明的特征。从根本上讲，中华文化足够深厚，但文化精髓的发扬、继承和发展做得并不够到位。
基于以上多重国家自身定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现阶段的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首先是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层面目标：维护我国领土与主权完整，捍卫我国国家权益。随着“中国威胁论”的发酵，亚太区域间安全频繁受到挑战。以比较典型的南海争端为例，由现实主义安全困境、资源竞争、民族情绪、领海争议等多重元素导致的南海局部摩擦不断。日本修宪、美日同盟战略调整等，都对亚太区域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至今，南海海域安全与稳定仍是亚太突出议题。我国应发挥地缘优势，继续保持陆地边界线的和平稳定，并以此为基础，与主要海域大国建立合作，改善中国战略环境，促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
其次，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崛起带来的中国责任也不容忽视，中国应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时刻注意国际影响力。积极开展与大国间的战略安全对话，争取就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合作达成一定的共识。同时，将周边热点问题收缩在可控范围之内，避免形成区域内针对中国安全的对抗联盟，积极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治理。
最后，主动参与国际体系、区域体系制度构建，在创建和平世界的基础上，为国家发展开拓更广泛的空间和范围。中国应继续围绕经济建设来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带动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战略目标的设置仍然不能脱离“发展”这一中心。同时，积极主导构建国家周边安全制度，推动多边合作，打造国际安全体系，提出更多的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
三、全球治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西方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起步都早于中国，基于中西方政治发展存在的较大差异，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需从中国视角出发，以中国特色外交切入全球治理。
1.政治责任，捍卫国际秩序
中国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坚持维护国际规则下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维护联合国的中心地位，对周边国家实行“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稳定基本国际秩序，为全球治理的持续开展提供保障。中国也始终愿意在多方国际合作框架下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在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再次重申并强调坚持开放與合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坚持普惠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就区域而言，中国致力于维护区域体系稳定，发起多边行动与区域合作。在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尊重各国的不同发展道路，坚持深化与亚太国家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挑战，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交融互鉴，在良性竞争的同时互利合作。
2.发展责任，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占有了全球近1/5的人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已成为全球增速最快、最具潜力的市场，同时中国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引领力量。近年来，中国经济总体水平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30%以上，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约30%的增量，其中，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指数约78%。同时，中国进口贸易需求迅速扩大，成为平衡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之一。
我国多次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提出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区域伙伴关系，构建亚太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亚太区域应引导经济全球化实现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中国以“四大主张”引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四个基本导向，为全球经济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在2018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上，中国提出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式，实现与金砖国家间的深度对接，从而提升金砖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在2018年9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推出以“八大行动”为核心的上百项合作。同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拉美国家的集体合作也分别取得相应进展。
3.安全责任，维护全球安全
2017年，朝鲜违背国际安全秩序，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并以强硬态度对待美韩等国的反应。2018年金正恩对中国进行三次访问，朝韩两国首脑举行多次会晤，朝鲜拆除部分核试验场，年底朝韩两国分别拆除部分国防哨所。总体而言，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局面。中国积极支持美朝重建互信机制，鼓励朝韩以此为契机改善两国关系。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建设，关注叙利亚、巴勒斯坦安全和伊朗核问题。2017年，因民族矛盾堆积、公民身份问题，缅甸若开邦陆续发生多起恐怖袭击，昂山素季对此高度关注，我国建设性地提出三阶段思路，助力缅孟两国达成共识。
四、结论
全球治理正面临国际形势的多重转型，而中国的自身发展也需要依托安全、稳定、包容、开放的全球体系。中国的“全球治理”范式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延伸，是新时代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取得的重大成果，不仅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转型期的大国全球治理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在强调自身实力发展的同时，要坚持用理性的全球治理观，来管理全球公共事务，合理规避传统全球治理的困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将指导中国在全球治理的更多变局中，担当更多规则、制度的发起者与维护者角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