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外交思想的哲学价值底蕴深厚，突出体现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价值取向基础，公正与平等的价值评价尺度，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价值选择标准，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外交思维。
［关键词］政治哲学外交思想价值取向国家利益
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外交思想的哲学价值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体现了他对以和平与发展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国际局势作出的敏锐观察和深邃洞见，以及对自己政治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升华，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南。邓小平外交思想崭新的价值理念，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事业的发展，对当今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关于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基础
哲学范畴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人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正确的评价客体，把握客体的价值。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历来强调“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在２０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一直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期。到了８０年代，世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政治力量有了新的对比，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果断地调整对国际形势基于战争背景的价值思考，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他认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１因此，“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２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邓小平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应随之转变，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应成为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总方针。他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４“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５
邓小平外交思想价值取向的变化，是以他大力倡导、始终不渝贯彻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基础的。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这个讲话，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新局面的宣言书，又是邓小平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进行思考和总结，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重大挫折而陷入低潮的关键历史时刻，展示的全新的政治哲学价值思维取向。因为，维护世界和平，促使人类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是世界不安定的根源。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密不可分，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必然产生矛盾，诸如领土争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贸易逆差、壁垒问题等。邓小平指出，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达国家欺负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６“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７邓小平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所以，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外交的宗旨，更能体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二、关于外交思维的价值评价尺度
价值评价与价值思维取向是紧密相联的。价值评价是按照一定的尺度进行的，并且“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８邓小平针对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的时代主题，强调世界变了，我们的观念也要变。我们坚持把注重发展、维护和平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外交政策的价值评价尺度就应该客观现实，更加合理。邓小平从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了既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又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国际关系评价尺度，那就是以公正与平等为价值尺度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现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９他特别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１０
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和充实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提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的外交理念，其根本目的是要改革旧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舞台运行秩序。他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现在都应该停止，要努力在世界上创造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际上的事物由世界各国平等的共同参与。各国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经济模式；各国有权利用、开发本国的资源和参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是平等的；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他认为，国家之间必须坚持公正与平等的外交评价尺度，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换而言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必须是公正、平等、合理的。
首先，要在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认为，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实质是维护几个大国的霸权地位，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动辄干涉别国内政，以大压小、以富压贫，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军事集团、军事同盟，进行军备竞赛。在这种国际政治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软弱，对国际事务毫无发言权。他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地位。在谈到中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作用时，邓小平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１１，“中国永远不结盟”。
其次，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因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实际上成了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初级产品加工厂，产品单一，结构畸形。在不平等交换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发展中国家遭到了严重的经济掠夺。从本质上说，这种旧秩序维护的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和生产等方面依附发达国家，严重影响了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致使南北差距悬殊。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南北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日益加深。所以，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应该是当代外交思维的基本价值评价尺度。
三、关于外交活动的价值选择底线
人们的价值选择标准很多，但归根到底是人的需要，其实质不过是人的需要的外化和具体化。现实社会，每个人、阶级、民族和社会，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其需要来评价事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九十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１２当今世界各国国情不同，传统习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也会有差异，甚至相互冲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传入国内，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甚至不惜做出有损人格、国格和民族尊严的事情，在对外活动中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和形象。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从维护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出发，在不同场合和讲话中，提出了外交价值选择的底线条件，那就是外交活动必须讲国格、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他认为，这是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是一个原则立场问题，是容不得半点让步的。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１３
值得重视的是，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人权”为借口，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现实，邓小平始终站在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权”这个国际关系的新概念。他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忘记还有一个国权”１４，国权是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价值基石，国权重于人权。”他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１５，“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１６邓小平认为，国权本身即包含着“人权”。“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１７我们强调人权是国权和人权的统一，首要的是国家、民族、的权利和利益。才能为个人权利提供前提和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主权、丧失了国权，那么人民的基本人权就失去了根本的保障。
邓小平关于“国权重于人权”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不仅是对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打着维护人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欺骗性口号的揭露和批判，也在理论上创新了国际关系的价值原则体系，在实践上成为指导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妥善处理对外交往，维护各国民族利益的行动指南，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事业的蓬勃发展。
注释：
［１］［２］［３］［４］［５］［６］［７］［９］［１０］［１１］［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０５、２３３、１０５、１１６、５７、３５３、３８３、２８２、３５９、１６２、３３１、３３１、３４５、３４８、１２５页。
［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４７页。
［１２］《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８６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