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领域来看，“中国梦”的实现路径也可表述为三方面：超越孤立、被动的“和平论”，追求能够统筹协调、解决矛盾的“制度现实主义”；建立“道义”形象，“以民意对民意”，加强国家的软硬实力；以“富国强兵”与“民族尊严”为旗，凝聚国人对民族复兴的憧憬和期待，同时不失时机柔化解释中国梦，以摆脱“中国威胁论”掣肘。
“制度现实主义”
习近平就任后，中国外交政策有别于昔日强调的“韬光养晦”，更积极往外发展，务求在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建立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
就内部制度建设而言，早在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提上议程，但到了习近平就任后，委员会才正式于2013年11月成立。制度上，委员会抽离于国家机器，直属党中央，职能则和美国国安会颇为相似，而同期日本也针锋相对地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但从组织编制而言，似乎中国的国安会更像美国庞然大物的国土安全部，把对内、对外的国家安全政策统合在一起，解放军、国安部、司法、外交、公安、武警、宣传，乃至港澳办和中联办因而包括在内。
就国际制度建设而言，习近平推出“中国梦”，似乎希望把所有理论中凡是涉及制度主义的元素，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甚或建构主义等，都抽取出来，不过根本指导思想，还是接近于现实主义中的“政权理论”流派思想，即协助中国建立适合自己的国际制度，我们在此不妨称之为“制度现实主义”。从中国外交的“国家利益”角度看，东海和南海等主权争议的本质，是和美国主导的“重返亚太”格局乃至国际游戏规则角力。因此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努力在领土事宜、国际经济、金融范畴，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新游戏规则。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便是例证。
“以民意对民意”
外交战线重新强调“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例如动员外交官、亲政府学者投稿到西方媒体阐述政策。当中最被国际注视的例子出现在2014年1月，中国动员了40多名外交人员投书世界各地媒体，就安倍首相不久前参拜靖国神社展开“论战”。这种动员模式，承袭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传统，利用国家资源优势进行外交，并调动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力图“以民意对民意”，在国际外交界引起不小震动。
习近平期望展示的大国风貌，也包含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中国比以往花更多精力，通过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家，到世界各国包括在美国本土打舆论战，不断在各大媒体刊登广告宣传中国。彭丽媛也频频成为中国外交活动中的亮点，例如习近平访美期间，媒体焦点除了习与奥巴马会晤，彭丽媛与米歇尔的交流活动同样成为焦点，构成了习时代中国“软实力”的象征之一。
“富国强兵”与“民族尊严”
从响应群体看，“中国梦”首先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梦。习近平时代对这意识形态的弘扬，似乎比从前更积极。例如2014年，习近平、李克强等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首次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活动，习近平还首次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呼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今年将于抗战胜利纪念日进行大阅兵，更是连贯历史和现实的举措。
习近平就任后，颇积极地强调解放军的外交角色。例如2015年1月29日，习近平在京西宾馆接见全军外事工作会议和武官工作会议代表，会上强调“新形势下军事外交在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全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地位更加突出”，军队应“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其实是“中国梦”所说的“富国强兵”。习近平自己就身体力行，就任后首访俄罗斯时，成为首个到访俄国防部作战指挥中心的外国元首。此外，中国军队亦较以往更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如赴马里、南苏丹维和）及人道救援（如2013年救援菲律宾风灾，2014年救援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
追求“富国强兵”、“民族尊严”等，是“中国梦”的主要内容之一，意味着中国虽还未至于要推倒世界现状，但已不满足于此刻的国际角色，因而想“调整现状”。不过与此同时，官方论述强调把“中国梦”作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延伸。
（摘自《南风窗》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