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纷繁复杂的國际形势和危机重重的国内实际情况作出的理性选择。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是“一边倒”形成的历史必然，体现了新中国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边倒”政策处在中国由屈辱外交向完全独立自主外交的灰色地带，在我国外交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家利益；“一边倒”；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出于在中国获得既得利益的考虑，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态度有所改变，也试图向中国共产党主动示好，双方开展了对话和交流，双方关系也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暂且不论其真实的意图到底是好是坏，是馅饼还是陷阱？但似乎可以认为，中国除了倒向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外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是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还是苏联的“附庸”？ 还是独立于两者之外做自己的“主人”？ 面对种种可能，该如何抉择？这无疑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 国家利益要求：“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背景
独立自主是主权国家自身利益的内在要求。在此利益的要求下，新中国当然也希望独立自主于业已形成的两大阵营之外，在美苏之间实行平衡，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1944年与美国记者史坦因所讲的那样，中国与美苏应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但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外交中真正的做到独立自主是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成正比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中国有多种选择并且可以自主的抉择，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新中国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
从国际上看，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两大对峙的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形成。这时，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成为二战后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由于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所以新中国就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亚洲就是他的了，这是美国侵略的整个如意算盘。”[1]的确如此，“中国是具有极大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大国，东西方两大阵营都难以允许中国在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必然想办法将之拉入自己的营垒。面对这种对抗性的两极世界格局，新中国即使想采取中立的立场也是难以办到的。”[2]
从国内形势上看，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很不稳定，各种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加之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经济上封锁、禁运；政治上不与承认；军事上实行封锁和包围，这就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的最高利益——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由于战争的创伤，能否取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恢复和发展经济，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关乎着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近代以来，中国有着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一百多年的沧桑历史，饱受战争侵蚀、生灵涂炭，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人民那样迫切期盼和平的。但是，如果我们走中间路线，独立于美苏两国之外，这无疑会把新政权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这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承受不起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这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3]
因此，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不可能独立于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不能保持中立和不结盟的立场，也没有能力走“第三条道路”，新中国必须倒向一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要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
为了打破各种敌对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的颠覆破坏以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包围，新中国必须要争取得到国际国内多方力量的支持和支援，这就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必须要有所倾斜，但关键是倒向哪一方？
在外交问题上，中共提出了新中国建交的原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5]，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6]但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加之一直以来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美国政府仍是一心支持蒋介石决不放弃国民党。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公然采取了单方面“援蒋和反共”的政策，致使蒋介石反动集团在1945年8月以后得以借助美国的援助，在华南、华北和东北等地发动战争，从而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苦难的中国人民也再一次陷入了战争的泥潭。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革命的形势却逐渐转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驻足观望并没有及时的转变对华政策，中共向美国寻求合作的大门也因此紧紧关闭了。
美国不仅在外交上拒绝了与中共合作，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中国采取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把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然而，对于新中国这个主权国家来讲，政权的生存在当时看来是永远居于首位的，这是新中国的最高或首位的国家利益。所以，新中国外交政策只有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一边倾斜。这样做有利于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也有利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新中国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要巩固新生的政权，争取获得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这就需要能够给自己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伙伴。在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中，新中国选择了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
正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舍的联系，也因此造就了双方传统的友谊。二战后，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深入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加上中共一直为中苏合作所做的积极努力，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逐渐改变了对中共不信任的态度，彻底的抛弃了亲蒋政策，中苏走上了合作的道路。
二、国家利益至上：“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原因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实行，是意识形态的亲疏远近所决定的。由于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共性，新中国便自然地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这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一般地来说，当一个国家在其鼎盛时期，可以比较注重意识形态的利益，当其国力衰弱时或者国力较弱时，就应该不那么注重意识形态的利益。”[7]众所周知，一切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就会严重的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稳定。所以在外交问题上，意识形态从来不是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依据，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一边倒”政策正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在与美外交努力夭折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果断地选择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值得注意的是：“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部分而并非全部，只是表明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心，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中间地带”和“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国家”。它有着丰富的内涵而并非就是简单的倒向苏联这一边。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边倒”不是封闭的，它是一项开放的政策。“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8]
站在国家利益上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行“一邊倒”政策的同时，也希望同其他国家甚至是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是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在政治交往中，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与他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交往中，“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上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9]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还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10]
“一边倒”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定和实施的，在实践中它只是表明了外交工作的侧重点。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贯彻到与各国的交往关系中，“一边倒”外交就开始不再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三、简短结论
近代以来，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没有独立更谈不上自主，总是跪在地上求外交。“弱国无外交”，是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总结。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 “一边倒”对外战略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安全、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11]并且，“一边倒”政策的终结，“也使中国外交摆脱了历史上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的存在而造成的羁绊，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特色从此变得更加鲜明。”[12]因此，“一边倒”是中国从屈辱外交转向“全方位”独立自主外交的过渡地带，是中国在独立自主外交的道路上成功迈出的第一步，从此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并同时全面开创了独立自主外交的新局面。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2]胡联合：《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变革》，《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4年04期，第63页。
[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1995年版，第279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
[7]隋淑英：《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齐鲁学刊》， 2004年06期，第54页。
[8]吴成玲：《新中国建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再认识》，《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年23期，第313页。
[9]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第116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11]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第279页。
[12]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50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01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