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应对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多种问题，本文站在新型城镇化视野下，通过客观分析江苏城镇化发展现状，辨析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概念及关系，提出江苏统筹城乡区域互动融合发展应该解决好大中小城市建设所涉及到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被城镇化的人口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小城镇体系发展，从而推动江苏城乡区域互动融合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0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4）03-0036-07
一、新型城镇化基本内涵与理论分析
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时空转换的过程，自民国将镇提升为行政单位以后，中国的城与镇都归于城市的范畴，城市化与城镇化成为同义语。［1］国内不同学者对城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武友德、王源昌等学者认为城镇化包括直接城镇化和间接城镇化两个方面，直接城镇化—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分异，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间接城镇化—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进入乡村地区，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乡村地域的扩散，城镇化是一种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影响极为深广。［2］甘满堂认为，城市化的真实内涵并不是人口意义上的和地理意义上的居住集中，而是代表着一种文明、文化的过渡与转型，从农业、农村文明和文化向工业、城市文明和文化的转型，同时，城市化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和结果。［3］顾朝林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指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导致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向城镇聚集，同时在聚集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将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周围扩散，并在区域产业结构不断演化的前提下衍生出崭新的空间形态和地理景观。［4］《苏联百科全书》对城市化的定义为：城市化是指城市在社会发展中作用日益增大的历史过程。城市化影响人口的社会结构、就业结构、统计结构、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生产力的分配及居住模式。
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等四个方面，也是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基本要求。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之一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5］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业城镇化。［6］同其他发展城市化的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的动力和背景不一样。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镇化发展依靠工业化推动，受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中国要完成城镇化也需要工业化。［7］同时，中国进行城镇化还面临非常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低碳排放的要求。［8］新型城镇化绝不应仅仅是盖楼房、修马路、建广场，仅用钢筋水泥包裹起来的新城镇，是伪城镇化，是钢筋水泥化。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传统城市化发展，导致中国出现二元结构，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在拉大，新型城市化，要求出现一体化发展，促进创新互动融合发展。城乡互动融合发展，是针对城乡分割而言的，就是指改变“重城轻乡”、“城乡分治”的发展方式，打破相对发达的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农村之间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在此过程中，城乡关系由对立转向双向互动。任保平认为，城乡互动融合发展，主要体现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城市与乡村实现结合，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动，互为资源、市场以及服务，促使城市与乡村在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空间上协调发展。［9］
德国经济地理学家W·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中心地理论，他认为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为其周围区域提供服务，为城市的腹地提供中心性商品和服务。A·廖什在《区位经济学》中从企业区位的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心地理论思想。在廖什看来，区域城市分布是不均匀的，以大都市为中心，围绕其周围的是数量较多、职能等级较高 “多城扇区”和数量较少、职能等级较低的“少城扇区”，廖什认为这是提供货物和服务最经济有效的体系。由此可以得出，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合理地设置城市数量和规模，使得各个城市之间形成有规则的层级关系，特别是注重中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网络的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10］
地理学家J·戈特曼于1957年提出的大城市带理论，描述的是郊区城市化使得城市不断向周围蔓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农田分界日渐模糊，城市地域出现连成一片的趋势，进而形成大城市带现象。这对中国的城镇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注重区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信息、资源交流，促进中国城镇化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发展，提升城镇化速度的同时提高城镇化质量。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当工业存在无限弹性劳动力供给的条件下，当工业部门以现行略高于农民平均收入的工资增雇工人时，就会有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就能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下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来说，不断提高城镇工业发展水平，吸纳社会劳动力，特别是乡村劳动力，促使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进而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现状。
费景汉、拉尼斯认为刘易斯模型所忽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是农业劳动力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他们认为农业到工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创痛农业部门出现大量显性失业人口；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农业部门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因而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由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农业部门商业化程度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被一元经济结构所取代，城市化水平提高。因此，要加快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农村商业化程度的提高，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二、我国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与迫切性
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科学技术、人口、资金以更快的速度向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地区集聚，城市规模和城市发展模式正在急剧变化。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始于1984年，中央首次提出发展小城镇，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三个阶段。 “十一五”计划纲要提出，要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1950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详情见下表。表11950-2006年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
时期城市化进程1950-1957年（健康发展时期）在广大东部地区撤销一批小城市，有重点地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新建一批工业城市。1958-1965年（起伏发展期）“大跃进”期间，城市人口猛增，带来一系列包括城市就业、国民经济波动等问题；1961年以后，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市镇建制。1966-1976年（停滞发展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建设缺少资金、设备、技术等资源投入，新城市很少建成，老城市无力发展，中国城市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1977-1985年（恢复发展期）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加强，城市建设和规划逐步走上科学轨道，城市设置进入恢复发展时期。1986-1998年（快速发展时期）市镇设置标准得到重新调整，扩大了非农业人口的范围并适当地降低了条件，适应了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需要。1999-2006年（稳定发展时期）城市设置过程趋于稳定。资料来源：顾朝林、于涛方、李王鸣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科学出版社，2008）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转为优先发展轻工业，并开始逐步以消费需求为导向拉动工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GDP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且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城镇化的变化速度。如下图所示。
图11978-2011年我国城镇化概况
在经济发展方面，我国发展新型城镇化，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深刻影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将会带来数量庞大的就业岗位，给进城务工的广大农民工带来经济机会和社会效益，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镇迁移，在城市住宅建设和交通网络建设方面都会产生新的投资需求，以及伴随着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仅决定着本国经济走势，也将对各国对华投资和对华出口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活动会更趋活跃。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的可持续城镇化建设也是全球应对环境挑战的主要措施之一。工业化发展带来经济的腾飞，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发端，城市化促进了工业化发展。城市的集聚作用，吸引周围各种物流、能流等向其自身集聚，这些资源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初始动力，城市化增加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潜力，为工业企业提供了优质的生存保障，同时带来大量的人口集聚。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旨在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提高城镇化的量，另一方面不断城镇化的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促进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强大的经济后盾。
总的来讲，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史无前例的挑战。城市为农民工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但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就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等许多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他们一直处于“半城镇化”状态。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大量土地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这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面临转型。为了保证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要处理好多个问题：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农民市民化、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农村建设、城乡土地利用等，这迫切要求转变以前旧的城镇化发展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三、当前江苏城镇化发展形势
及存在问题分析
江苏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和强省，经济实力雄厚，随着科学社会的发展，位于长三角的经济大省江苏省已逐步踏入经济强省之列。2011年，江苏GDP达到49110.27亿元，比上年增长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6693.82亿元，财政收入5148.92亿元，经济总量位于全国各省份前列，区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11］与此同时，全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60%，达到61.9%。截止2011年，江苏共有13个省辖市，下辖104个县（市、区），其中24个县、25个县级市、55个市辖区。在城镇化进程中，江苏注重城市社会环境、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建设，积极改善城市居住条件，2011年，江苏城区面积达到13272.3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密度为2013人/平方公里。江苏城镇化速度居于全国前列，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60%，达到61.9%，紧随上海89.3%、北京86.2%、天津80.5%、广东66.5%、辽宁64.05%、浙江62.3%。表2是1949-2006年江苏城镇化发展历程，图2描述的是2011年我国城镇化发展整体情况。
表21949-2006年江苏城市化发展历程
时期城市化进程1949-1957年（徘徊阶段）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从而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全省城市化平均水平维持在14.5%左右。1958-1965年（波动阶段）由于“大跃进”等因素，江苏经济发展出现剧烈波动，城市化进程出现起伏，至1965年，城市化水平为14.17%，与前一阶段基本持平。1966-1978年（倒退阶段）从“文革”至1978年，国民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工业化、城市化停滞不前，此阶段城市化水平大多徘徊在12.1%上下。1978-1990年（乡镇企业为主导的恢复发展阶段）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江苏省“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至199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21.56%。1991-1995年（城市新区开发为主导的规模扩张发展阶段）城市开发区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到1995年的27.30%。1996-2000年（大城市与都市圈为主导的中心城市集聚发展阶段）许多大城市进行老城区改造和新区建设，小城镇建设稳步发展，促进全省城市化发展，到2000年，城市化水平为41.50%。2001-2006年(提升质量为主的快速发展阶段)全省城区面积扩大，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城市化水平和发展速度大大提高。资料来源：顾朝林、于涛方、李王鸣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科学出版社，2008）
图2 2011年我国主要省、市城镇化概况
鉴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公认的城市化水平指标体系，本文所构建的衡量城市化的指标体系包括：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GDP。下表是2002-2011年江苏城镇化现状指标原始数据。
表3 2002-2011年江苏城镇化现状指标原始数据
年份城镇化率
（%）城镇人均
GDP（元） 农村人均
GDP(元）城乡人均
收入比（%）200244.78178399648.9200346.89262423945.8200448.210482475445.4200550.512319527642.8200651.914084581341.3200753.216378656140.1200854.318680735739.4200955.620552800438.9201060.622944911839.7201161.9263411080541资料来源：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整理
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普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12］在历史、地理、自然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江苏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差异现象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出由南向北的梯度递减状态。在城镇化进程中，江苏城镇化在数量上具有领先优势，但城镇化发展质量滞后于城镇化的数量，城镇化是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江苏工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由于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数度变迁，在城镇化结构方面，江苏大中小城市发展并不平衡，城镇体系不协调，小城镇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同时，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较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土地利用、资源配置、环境保护、农民工城市化等。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在城镇化过程中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当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时，城镇化的数量、质量也得到较快提升。随着江苏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乡人均收入得到极大提高，尤其是2008年以后，农村人均纯收入环比增加幅度较2007年以前大。城乡协调发展政策实施对城镇化质量、数量的影响在下面进行实证分析。
四、城乡一体化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影响
程度的模型检验
城乡协调发展，注重的不仅是提高城镇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新型城镇化要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跨越城乡分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由第三部分关于2002—2011年江苏城镇化现状指标原始数据，用Eviews6.0对各投入、产出要素的数据资料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出结果如表4-2所示，各投入与产出要素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4三大指标数据相关性分析
城镇化率城镇人均
GDP农村居民
纯收入城镇化率1.00000.98590.9824城镇人均GDP0.98591.00000.9951农村居民纯收入0.98240.99511.0000附注：表中数据为Eviews6.0对原始数据所做的相关分析结果
选用江苏2002—2011年城镇化水平（zi）与城镇人均GDP(xi)数据、农村居民纯收入(yi)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a1、a2、b1、b2为回归系数)。其回归方程为：lnzi=a1+a2lnxi+um（1）
lnzi=b1+b2lnyi+un（2）其线性回归方程为：ln^zi=1.4481+0.2615ln^xi（3）
(9.37)(16.27)
(R2=0.9706SE=0.0191
D.W.=1.4216F=264.7509)
ln^zi=1.2104+0.3145ln^yi
(8.34)(18.97)
（R2=0.9782SE=0.0165
D.W.=2.0584F=359.8742） 从上面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对城镇人均GDP、农村居民纯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R2=0.9706，说明城镇化水平解释了城镇人均GDP变动的97.8%，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人均GDP显著提高。同理，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R2=0.9782也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纯收入也在显著提高。从（3）可以看出，城镇人均GDP每增加1%，城镇化水平将提高约0.26%。（4）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纯收入每增加1%，城镇化水平将提高约0.31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出，统筹城乡区域互动融合发展，将有利于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当促进城镇化的质与量的显著提升。
五、政策建议
欧美城镇化历史比我国久远，城镇规划与管理上历来贯彻理念创新与和谐发展的思路，在城镇化发展质量方面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法国，很多即使上百年的老房子质量同现代建筑相比均属上乘；巴黎在奥斯曼时代建造的地下排水网络至今仍在良好地运行；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开始尝试紧凑型、集约化的城镇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以公共交通节点为基础推进城镇化发展，提高发展城镇化地区的城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率，这种新模式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遏制城市的郊区化，从而保护农业等用地，减少民众对机动车的使用，进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方面为相关城区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可以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澳大利亚第五大城市阿德莱德，把控制碳排放量作为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主要措施，通过在市区建设更多的高层住宅，使中央商务区能容纳更多居民，减少交通流量，减轻了发展公共交通的压力，同时有计划地保留一部分农村土地，用以获得多种利益。
同时，吸取拉美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经验教训，在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有效地遏制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拉美国家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大量失去土地后进入城市的居民没有获得稳定的工作，反而恶化了国家的整体经济环境。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城镇化可能面临动力不足，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明显不足，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空城”现象。这说明，城镇化发展一定要与市场现状相协调，不可盲目用行政手段推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对于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借鉴我国台湾的成功经验。在台湾的城镇化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分享到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借助这些收益资本进行创业，促进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城镇。
从培育创新型都市圈的理念出发，实现大、中、小城市体系的统筹发展，从全局出发，带动整个区域城乡的发展，应当着眼于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城市人口激增、就业压力、社会事业、资源环境等迫切问题。首先，新型工业化能够为城镇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可以为城市化提供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新型工业化要求在提高工业总产值的同时提高工业发展的质，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其次，区域交通运输能力的强弱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是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可以拉动当地的消费需求，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交通基础设施建成后可以促进区域之间的资源、信息的交流互动，从而间接影响当地的产业布局，进而影响当地的城镇化进程；最后，妥善处理城市人口问题。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还是人们生活方式等的城市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逐渐增加，城镇人口的增加为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这对推进城镇经济的繁荣发展影响深远。在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要妥善解决被城市化的农村居民在就业、教育、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健全社会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促进人口数量及结构与城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相协调，从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城镇化，重点在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新农村建设要与城镇化发展相结合，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增加农民收入要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来实现，加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带动农业快速向前发展，同时普及农业科技生产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均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其次，为了促进城乡居民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形成，加强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通信、饮水、卫生、村容村貌等生活设施规划方面要因地制宜，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最后，在城镇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农村不止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也受到城市工业化所造成的污染的影响，在发展新型城镇化时期，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从根本上提高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农村建设的质量。［13］
发挥小城镇在实现城乡互动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明显优势，依靠小城镇由交通便利带来的区位优势，承接大中小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构筑城市、乡村工业化互动融合发展的缓冲带。在较高等级的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小城镇具有中介作用，是沟通城市与农村的纽带，尤其是在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上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在小城镇比较密集的地区，随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向外延伸，小城镇的区位优势得到显著提升。随着小城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凸显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的改善，相对较低的城镇土地利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吸引着大量投资。小城镇未来发展方向就是中等城市进而大城市。要建立健全、与现代化进程相匹配、与产业布局相呼应、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要因地制宜，根据江苏三大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城镇发展的数量与规模。通过合理规划小城镇发展，促进城乡在交通运输、能源设施、信息设施等方面资源共享，完善和加强小城镇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小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地区延伸，发挥小城镇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作用。为了确保城镇化稳步推进，实现城市规模由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再到大都市的逐次递增，从数量上保证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与农村区域的便捷交通设施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就近就业，通过小城镇对乡村人口的吸引力，为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注重农民权益的保护，提高环保意识，实现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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