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社会发生观之，埃利亚斯认为，随着社会的职能分工越发精细化以及人际关系越发紧密化，“一战”是人类逐步走向更大区域的经济以及军事垄断共同体，最终通向人类全面持久和平的必然道路。而辜鸿铭却指出，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力量衰败，致使自由主义盛行，军国主义膨胀，在现代教育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所塑造的“群氓”则是“一战”的始作俑者，“一战”将会是西方文明的终结。从心理发生言之，双方对于“一战”及其影响的迥异观点也是缘于二者对于西方“人性本恶”的价值观和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的不同解读。总体而言，埃利亚斯看到了经济是文明的推动之力，而辜鸿铭却始终强调道德对于文明的塑造之功。因此，虽然二者都拥有普世主义的乐观与自信，但是其根本理论却截然不同。
〔关键词〕 封建；垄断；社会化；群氓；良民宗教
〔中图分类号〕K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5-0073-09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西人还是国人都曾以不同的角度来阐发其爆发的原因和影响，国家利益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紧张、实力均衡的传统策略、帝国主义的扩张、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战止战”的逻辑等等来解释这场似乎丧失理性和泯灭人性的相互屠杀。然而德国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1897～1990年）对于“一战”的乐观态度，是以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货币经济的深化、人际关系的紧密化为基础，用经济持续发展和区域不断整合的眼光来审视这场战争的。而在中国，除了那些受到西学影响的爱国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等等所演奏出的时代主旋律之外，作为“东南西北人”的思想家辜鸿铭（1857～1928年）则弹奏了在那个年代听起来格格不入的曲调。他認为“一战”的原因是西方建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道德系统崩塌，同时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强制的物质力量在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当中被彻底吞噬所致。
两者都试图以自身学说的基本架构，从宏观层面上即社会的模式与发展机制，以及微观层面上即个人的心理和人性的解读两个方面同时解读这场人类的浩劫。有过三十载飘零生涯的埃利亚斯和“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娶在东洋”的辜鸿铭，他们既有超越国族的视野，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做出了在当时独树一帜的解读。但是两个文化流浪者也难于逃脱他们自身文明的惯有逻辑，以此为出发点，发出了来自于不同文明的声音。本文旨在从二者针对“一战”的论述中，从其发生的宏观和微观的深层机制，去发掘他们的解读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性，从而也为“一战”的纷纭众说中增添一个不同视角，一个既印刻着东西方各自文明烙印，又具有个人学术特色的视角。
一、 埃利亚斯：“一战”——“垄断”的进程
在埃利亚斯看来，“一战”的发生是文明发展当中的一个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的环节，是较小的独立政权在这场血雨腥风当中逐步融合成较大的统一体时，必然会经历的震荡和流血，也是取得未来的长久和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牺牲。“战争是势所必然，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在迄今为止的实力进程中，较小联合体的战争是较大联合体的和平无可避免的阶段和手段……形成世界暴力垄断的前提，形成全世界政治中心机关的前提，因之促成和平的前提也业已出现。” [1]（532）这并非是简单的“以战止战”逻辑，而是埃利亚斯认为的“发展中的”和“演进中的”文明史观的逻辑进程。可以预想，在他的解说中，这两场战争还并非是风卷云涌世界史的落幕演出，而应该是更大规模争斗的序曲。按照亨廷顿所言，这个规模更大的冲突应该是在世界几大文明的分界线上展开。而与亨廷顿不同的是，埃利亚斯认为，即便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带来的并非是灭顶之灾，前提是战争各方理智地运用手中所掌握的武器。相反，却是孕育着一个关系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共生的一个难以割舍的共同体，而到那个时候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和平将会降临世间，“上帝之国”或许就此开启。
在达到终点之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将会如梦靥般缠绕世间，为取得和平，战争不可避免。埃利亚斯此般观点，有些无情，因为和平的取得注定是在鲜血的洗礼中诞生的。但是，就其最终的理想，他又无不是乐观而充满向往的——和平，世界的和平，永久的和平。从局部战争，到地区战争，再到世界战争，何以战争会步步升级走向不断扩大化？何以这样烈度不断升级的战争会带来最终的和平王国？埃利亚斯从过往的历史，尤其是中世纪史至今的历史发展，找到了一条可以有效解说历史的线索和脉络。
埃利亚斯认为，中古时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分封体制，使得大一统的局面始终暗流涌动，离心力最终会战胜凝聚力，因此分裂作为“常态”，而统一则是“变态”和暂时的现象。如在查理曼大帝所建立的帝国里，国王选派亲信，族人和功臣作为国王的代表和钦差大臣到王国各处担任行政长官，管理地方事宜，此时暂且可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羁绊了国王掌握中央权力的实力，一方面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货币或物资，因此很难按时按量地派发薪金给派驻各地的官员，只能以分封土地的形式作为奖赏。而另一方面这些被外派的官员，在“天高皇帝远”缺乏经济联系的地方，在中央领主无可奈何的默许下，开始独自坐大。国王的分封成为了一种适应自然经济的必然之势。然而一旦可获领土不断减少，外部威胁不断减弱，内部的凝聚力也就尽散。为了遏制这种离心力倾向性，国王需要新的武装支援来抗衡那些不顺服的贵族，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分封。但是在没有额外领土补偿的情况下，也就自然导致王室领土的进一步萎缩和国王自身力量的继续削弱，从而离心倾向则不可避免地势必加剧。帝国就在这样的悖论当中土崩瓦解，新一轮的全面竞争又卷土重来，所谓的王室也就沦落成这场竞争的角色之一。在优胜劣汰的血腥战争中，再次角逐出所谓的强者，下一个循环开启，分封制所制造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戏码在同一个层次不断上演，历史似乎无法推进。这是自然经济体制下的魔咒，无法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