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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和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的多边外交实践主要体现在积极参与国际会议、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划分以及重返联合国的努力。
关键词：毛泽东；多边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图分类号：A841；D840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6.03.013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他不仅在国家内部建设和治理上体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也在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高度重视多边外交，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一系列多边外交思想，为我国多边外交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战略指引。本文主要研究毛泽东的多边外交思想，试图为我国当前外交政策提供一些启示。
一、多边外交的定义和起源
多边外交不同于双边外交。多边外交指的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就共同关心的事项或者问题进行沟通和谈判。多边外交主要出现在国际组织内部或者国际会议场合。在当代，人们提到的多边外交主要是指由主权国家所组建的普遍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以整个国际组织名义或其内部成员之间所进行的外交活动。
从理论上讲，对多边外交的理论概括为“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当前没有绝对统一的定义。目前较被学界认可的定义有两种。一是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为代表的“形式论”，即多边主义是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相互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二是以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和江忆恩（Alstair Iain Johnston）为代表的“观念论”，即多边主义是一种在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按照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来相互协调它们政策的机制。基欧汉的定义主要强调多边外交的行为体数量。鲁杰和江忆恩的定义强调的则是多边外交的观念和准则。[1]
多边外交起源于拿破仑战争后以维也纳会议为标志的多边协调。当时欧洲反法联盟国家为镇压法国革命和反对拿破仑战争进行了长达22年的战争。1814年5月，反法联盟国家同法国签订了《第一次巴黎合约》，规定英、俄、普、奥四大国代表以及后来的法国共同协商欧洲的重大问题。随着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四大国同法国缔结了《第二次巴黎合约》，又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俄、普、奥三国成立了神圣同盟。神圣同盟后来发展为四国同盟。四国同盟的任务是保证《第二次巴黎合约》的实施。四国同盟根据需要定期召开会议，就一些重要问题和事项进行协调和沟通，这就是大国协调原则，也称为“欧洲协调”，欧洲协调就是近代多边外交的起源。
二、毛泽东多边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积极参与多边国际会议。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东西方冷战，帝国主义在外交上孤立中国，中国实行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政策，新中国没有条件参与战后广泛兴起的多边外交。当时中国曾希望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把联合国作为宣传中国革命成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舞台。1950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伍修权首次到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宣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中国也曾先后试图加入某些相对中性的国际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等，但申请遭拒，新中国多边外交起步颇为艰难。
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成为新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第一次重要实践。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举行。中国派出了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积极开展活动，为争取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日内瓦会议上的积极斡旋，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发挥了自身的影响。
1955年4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出席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不仅在会上宣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与到会各国政府领导人一道，提出了著名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共同缔造了影响久远的万隆精神。新中国从此掀开多边外交新篇章。1961年，陈毅率团赴日内瓦出席讨论老挝问题国际会议，新中国再次以五大国地位和身份参与多边外交。
二是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周恩来总理1953年12月31日会见印度代表团的客人时提出的。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印度、缅甸，并与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54 年9 月30 日， 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赫鲁夫人时指出：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之后，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再次指出应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 并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 政党与政党之间， 或是国与国之间， 都必须是互利的。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 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毛泽东这些观点对当时国际上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预防国家间冲突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 年12 月11 日， 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最后，周恩来总理又在1955 年亚非会议上的发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了最后的完整表述。[2]
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周恩来同志首先提出，得到毛泽东同志赞同并亲自提升为全党全国的对外政策之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三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有其客观基础和现实需要。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即“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3]“三个世界”的划分，表明毛泽东在当时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充分利用多边外交，广泛团结不发达地区国家，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四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谈到毛泽东的多边外交思想，不能不提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一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制于西方孤立政策和自身国力，同时又面临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特殊国际环境，中国多边外交带有明显“一边倒”意识形态色彩，即“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多边外交从形式到内容及最后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局限性。进入70年代，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重视与自己同处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帮助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会议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并驱逐了台湾国民党集团代表。
三、毛泽东多边外交思想的贡献及其对当前中国外交的启示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政权亟待巩固，经济迫切需要恢复重建，外交上也需要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充分利用有限的场合，如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等多边外交舞台，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树立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和平维护者和建设者的良好形象。而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和当时中国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和把握。这有助于中国人民以及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努力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毛泽东和他审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宣言中提及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后来的不结盟运动同样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出现在国家间双边条约中，也出现在众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宣言中。1970年第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赞同。这也是毛泽东多边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同志的多边外交思想始终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念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等举措，毛泽东同志主张最广泛地建立于我有利的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当前，我们的多边外交也应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要打造让世界各国容易接受的多边外交理念，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多边外交要服务于我国的安全、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要构建全方位的中国伙伴关系网，服务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中国制造和中国产品“走出去”。
新中国刚成立时，外交上的处境较为艰难，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基本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中国在创建这些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基本没有话语权。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当今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如全球气候问题、贸易问题、反恐以及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等。我们要积极利用联合国、G20峰会、APEC、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10+3等机制，广泛参与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同时，在尊重现有国际制度的基础上，对不合理的国际制度进行改革或调整，积极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楚树龙.多边外交：范畴、背景及中国的应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0）.
[2]宫力.试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4）.
[3]李捷.正确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内涵[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2-29.
作者简介
董川，北京语言大学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中国外交史。
责任编辑 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