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正义战争论的历史演进
对于战争及其他大规模、有组织暴力使用的道德评判和论辩，从来就是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和政治实践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与此相关的原则、信念或思想状态对战争发动者、参与者和关切者的动员能力、道德自信心或情感认同的巨大影响，一向是决定战争能力、战争胜负或战争之政治与心理后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具有重大的实际政治意义。
在西方，有关战争正义性问题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伯来、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关于战争的实际惯例和思想活动。对战争伦理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是中世纪的三位基督教神学家安布罗斯(St.Ambrose)、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们奠定了用于分析和评判战争伦理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正义战争论”(just war theory)的主体内容。16－17世纪，随着战争技术和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苏亚雷斯(Suarez Francisco)和格老秀斯(Hugo Grotuis)等政治思想家或国际法学家将正义战争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注意到了战争过程中的正义问题，明确区分和系统阐述了“开战正义”(jus ad bellum)和“交战正义”(jus in bello)这两大理论体系。19世纪以来，国际实在法在进一步澄清传统思想的同时又做出某些修正，部分正义战争思想被法律化。但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最后一次殖民扩张高潮时期，对战争的伦理道德思考一度沉寂。正义战争论在两次大战期间再次抬头，但在冷战高潮时期又陷入低谷。随着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与扩散以及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正义战争论在美国和西方又逐步复兴。20世纪末以来，由于世界政治环境的急剧变迁，种族、民族冲突和各种地区性危机所引发的国际干涉现象异常突出，战争、特别是干涉战争之正义性问题，再次成为当代西方乃至全球国际政治学术研究和政策论辩的一个焦点问题。
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和古印度关于正义战争的思考可能更早。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都有论述。例如，孔子、孟子都主张“慎战”，但同时也明确肯定反击暴虐的战争的合理性；墨子的“非攻”，是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而“救守”，则是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中国当代领导人的革命与战争理论也不乏大量相关论述。西方学者在阐述正义战争原则时也经常引述中国人的思想。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就注意到了《墨子》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论著中的相关论述，特别是他们对打赢战争与正义地战斗这一核心伦理两难问题的思考。在印度的《摩奴法》中也可以找到关于战争伦理的讨论。总之，正义战争思想传统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跨文化传统。
然而，尽管“正义战争理论”已存在了若干世纪，以至于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正义战争传统”，由于政治伦理和实践道德所固有的复杂性，以及诸如战争行为者的资格、理由、意图之正当性及手段与后果之善恶等众多评判标准的同等必要性所导致的分辨和选择困难，对于战争的道德分析和评判，特别是对其中所包含的大量“道德两难”问题，始终处于笼统、模糊、零散和过于粗糙朴素的状态。
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战争和不正义战争：借助历史例证的道德论辩》一书，基本改变了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这本“从越南战争及其后续事态之中脱颖而出的具有经久意义的杰作”，将系统的理论思辨与广泛的实例分析熔为一炉，对西方正义战争思想作了全面总结和重要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义战争论的复兴，而且至今仍是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战争伦理著作，被誉为正义战争论“最重大的现代重现”，一部“使战争之道德问题重返文明讨论”的当代经典。
沃尔泽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与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齐名的著名社会批评家和“左翼”“公共知识分子”，他还是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的一位主要理论家，影响遍及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社会学诸领域。他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十余年，1980年以后一直担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他还是著名左翼杂志《异议者》的主编。《新共和》、《哲学与公共事务》和《政治学》杂志的编委。沃尔泽著作甚丰，达30余部，其中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的重要著作包括《正义与不正义战争》、《圣徒的革命：激进政治起源研究》、《责任：论不服从、战争和公民特质文集》、《正义诸领域》、《出亡与革命》、《阐释和社会批评》、《批判者群体》、《厚与薄：在国内外的道德论辩》、《论宽容》、《理性、政治和激情》、《关于战争的论辩》等。《正义与不正义战争》是其最享盛名和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也是战争伦理、国际伦理等国际政治规范理论和相关问题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著作。
二 沃尔泽的社群主义思想与一般正义论
正义战争论是沃尔泽思想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之一。要充分理解它，有必要首先了解沃尔泽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其社群主义思想和一般正义理论。
沃尔泽一贯坚持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其方法论原则也与此相关。他认为，政治伦理研究有三种基本途径，分别是发现(discovery)、创造(invention)和阐释(interpre—tation)，而“阐释”是研究伦理世界的最佳方法，因为“阐释”不仅有助于完整地理解道德生活、特别是社会正义问题，还为人们提供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不同时空的伦理原则。
“社群”是当代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领域批判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一股思潮。沃尔泽便是其主要理论家之一。在他看来，“社群”有两层含义：首先，在道德问题上，主要的观点告诉诸共同意义；其次，社群本身是一种“善”，也许是最重要的“善”。第一种含义具有普遍主义性质，强调道德的基础是共同意义，对任何社群而言皆如此；第二种含义把社群当作善的来源，因而又具有地方主义色彩。沃尔泽认为，人一出生便与其生活的社群建立了密切联系，其所属的社区、宗教团体及邻居关系等诸多先在的因素影响着他/她的感觉和信仰。对个人来说，社群是一个运用权利并对权利进行定义和解释的场所。社群为其成员提供了共享意义。从根本上讲，共享的社群价值是一切共同价值的必要条件，道德以共同意义为先决条件，而共同意义又以共同尊重的社群为先决条件。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范围更大的社群。
沃尔泽是“特殊主义”的社群主义者。他认为社群的道德意义不具有外溢性，任何一种社群都是道德意义的来源，不同社群的道德基本上不可通约。显然，这种道德特殊主义的前提，是认为并不存在可以在道德上评价所有社会或社群的普适标准。但这样一来，沃尔泽就必须面对一个基本诘难，即道德相对主义。然而沃尔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