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是国际关系研究特色化、非美国化发展的典范，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具有较多启示意义。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视角更为润和、客观、理性，针对世界秩序、国际社会等议题的分析，也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一般认为，传统的英国学派研究具有较多规范理论色彩，较少涉及安全政治与大国关系。近年来，英国学派研究者在后一领域取得较多突破，学派的理论纵深进一步强化。英国学派的大国关系研究具有哪些特色？对理想的大国关系状态有哪些思考？英国学派如何看待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和平崛起的异同之处？它如何评估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为此，在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共享安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 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本刊特约记者有幸独家采访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巴里·布赞（Barry Buzan）是英国学派领军人物与集大成者，也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现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LSE）教授，同时兼任哥本哈根大学、吉林大学荣誉教授、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项目中心主任等。曾任国际研究协会副主席、英国国际研究学会主席、《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编委等职。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论著包括《人、国家与恐惧》《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等。
英国学派与大国关系研究
领导文萃：英国学派如何认识当代大国关系的变迁与革新？
巴里·布赞：在我看来，当代大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古典时期、近代时期都有所不同。古典时代处于无中心国的状态，只有几个相对独立的次体系实体文明，相互间接触少而缓慢。大致从16世纪开始，古典世界因为欧洲的崛起而受到侵蚀，以至完全瓦解。晚至18世纪，几乎所有文明都还是以农业生产模式为主，欧洲的权力优势不是很明显，它与外部大国打交道时甚至还低人一等。然而，在成长为民族国家并且历经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创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至19世纪末，所有的大国都是西方国家，而只有日本挤上这趟“大国列车”并买到车票。19世纪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属于一种类似于“中心与边缘”的分立状态，至少在人们印象中还是大致如此。
扎卡里亚所谓“非西方的崛起”，对理解当代国际秩序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是一场多重的革命，涉及技术、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多个层面。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心边缘”“不平衡的连带发展”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但毕竟现代化超越各种障碍得以扩展，其不均衡性质也在减弱，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区域间实力差距的弱化态势。中国崛起肯定是一项关键的推动因素。当然20世纪初期以及20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崛起也有其历史意义。所以，随着现代化的扩展，核心国家可能会继续增加，边缘国家似乎确定会有所减少，甚至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会过时。
单个甚至数个国家已经无法自如地支配国际社会，例如全球治理已经出现多个中心以及多种力量，我称之为“无中心的全球化”，没有任何国家再称之为绝对的“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只能在权力分布绝对不均衡的条件下存在，而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型权力模式正在被更多国家所掌握，我们有数个大国以及诸多区域强国，而不太可能有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无中心的全球化具有某些基本特征，可以视为当代大国关系状态变迁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国家间权力与地位的分布趋于分散。这表明，我们不应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美两国，应该看到大国与地区强国很难获得绝对优势，因此不大可能为所欲为。美国是最后一個超级大国，之后的国家将不再以超级大国形式呈现。其次，国家间暴力概念发生变化。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现代国家间大战的可能性压缩到最低程度，而技术的进步和扩散使得越来越小的团体乃至个人可以获取大规模杀伤的能力。在一个多元化、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中，大国政治已经转向多层次政治。其三是意识形态的趋同化。如何处理文明间差异，仍是一项重要议题，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当然也没有强大到消除这种差异，然而这可能没有原本或想象的那样重要，如果因为坚守理念特殊性而放弃全球市场以及外部资源，无疑等同于放弃大国地位。基于这一点，即可以理解当代大国关系变迁的真实性与进步性。第四点与第三点有关，我是说当代国际社会正在得到稳固，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多共识性的规范、规则和原则，或者也可以概括为“基本制度”。它已不仅是西方的遗产，尽管大部分来源于西方；它同时也体现非西方的意见与原则。固然这些基本制度之中，并非完全没有争议，但已经不再那样尖锐和严重，世界大国都在致力于维护一个有序的全球贸易、金融以及生产体系，并且基本上都在信奉“合作主义”而非“斗争逻辑”。这是当代国际“基本制度”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点还包括当代国家认同的变迁。19世纪之前的认同主要是地方性的。经过长时间发展，当代认同已经完全置于全球语境之下，原有的地方性认同也在经历挑战与重塑，文化多元主义成为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西方国家需要越来越多接纳其他文化的观念与实践，融合成为新的文化路向。文明冲突论只适合于描述过去，而非展望未来。在古代，不同文明交往伴随着太多的暴力与侵略，而在当代已经可以有更多选择。我们不妨作一类比，未来的世界可能更像是一个在更大范围内的“美国式大熔炉”，当前则只是一个初级版。因此，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分化或同化进程的复杂交融。
领导文萃：在英国学派视角下，更为理想的大国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巴里·布赞：刚才提到，“无中心的全球化世界”正在生成。在全球层面将存在一个基于规则与规范的多元化国际社会，其成员国以共存为主调，但也围绕共同问题与难题展开相当程度的合作。认同的差异当然还会存在，但各种认同之间的分野进一步模糊化，全球性借助网络迅速成长。所以说，大国间共生共荣不仅可能，也是必要的。“无中心全球化”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有相对平衡的国家间权力分布，还有高度发达的一体化与相互依存状态，各国与各地区的发展高度关联，各种价值观在合作中竞争，而不是强加。美国的领导可能是成少败多，失去美国领导也许不值得惊慌，但似乎无需再为反对美国霸权而反对其政策。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现实主义认为美国应该维护地位、挫败崛起国，运用其权力塑造一个理想的大国秩序，这种看法趋向极端，因而很难成为主流。自由主义学者则试图折中，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促使这一秩序向非霸权化和制度化前进，与崛起国家展开合作。或许这种思路更接近实际情形。
至于你提到的“理想的大国关系”，还没有非常确定的答案。我想有几点是比较重要的。首先是非霸权化。霸权不再是一种习惯，而像是一种过时的思维。美国与西方应该了解它们不代表唯一的发展模式，其追随者也已今非昔比，因此原有思维方式应该调整，所谓普世性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基于非霸权原则，更有建设性的思路是全球大国协调。搁置淡化政治分歧，更多聚焦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基于共同秩序、共同威胁、共同利益、共同命运，构建一个有着共识规则、规范和制度的大国关系状态。英国学派强调“多元主义”秩序，对差异的宽容和尊重，以及主动适应现实权力的变化。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应该在非霸权原则上做出表率。当然，中国外交一直强调反对霸权；“中国例外论”也主要属于内向型而非外向型，不会像美国例外论那样张扬。另外，非霸权化意味着文化权力上的“新多元主义”，摒除所有文化可能具有的傲慢心态，重新回归前西方霸权时代。非西方大国有必要探索如何将自身文化历史特色与现代化的历史特色更好地结合起来。其次是“负责任的大国”原则。维系一个理想的国际秩序，主要还是有赖于大国的选择。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做到：慎用武力、遵守协议与承诺，以及维护秩序。当然也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地位，共同处理国际事务，回应他国的正当要求。这一定会涉及多元主义、自我克制、相互宽容、务实态度。进而在各国之间培养一种互动的文化，建立共同认可的规范和制度。第三，与此相关，就是保持意識形态的谦虚谨慎。苏联崩溃、“华盛顿共识”的破产，都表明大国应该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开放与谦虚的态度，允许多元化实验。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权威资本主义等各种形式都可以放松心态，共生共荣，将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国家实力。不必傲慢自负或相互拆台。第四，“共同命运意味着共同安全”。人类面临共同问题，事关共同命运，共同安全的思路是：与他国一起而获得的安全，而不是因为“反对他国”而获得的安全。国家安全当然也还是很重要，有些事甚至值得诉诸武力，但大国间战争不太理性，意识形态分歧也不至于引发生死存亡的争斗，共同问题与共同命运的地位愈加突出。最后，“地缘政治经济的区域化”。在“无中心全球化”世界中，权力分布更为分散，大国或许会有区域舞台可以发挥作用。各类区域组织与合作机制就是一例。区域化与全球化不是相互背离的关系。区域化的发展当然有利于维持不同大国的独特性，有可能导致竞争型、重复型的制度建设，但总体而言，大国对所在地区的重视，未必导致其放弃全球视野。大国都试图在自己的地区建立一个有稳定性、共识性、合法性的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各大国与其所在区域的关系，将影响到它在全球多元秩序中的地位与能力。全球意义上的权力转移可能不再是新兴大国崛起过程的全部内容。当前状态或许意味着：大国与区域强国与过去200年相比，更有机会书写自己的历史。美国崛起与中国崛起的对比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参照。
中美和平崛起的历史比较
领导文萃：中美和平崛起的历史有哪些相似之处？
巴里·布赞：这是很好的问题。首先我们要问，中美和平崛起的历史是否具有可比性。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历史上也存在很多反向案例，譬如说法国击败西班牙与奥匈，然后崛起；英国击败荷兰与法国，然后崛起；德国击败法国与奥地利，然后崛起；俄国击败瑞典与奥斯曼帝国，然后崛起；日本击败中国与俄国，然后崛起，等等。在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崛起似乎不是采取这种形式。当然，中国的崛起始于1978年，正在进行中，目前应该说是成功的；美国崛起可以认为始于1865年，至20世纪初已经基本形成英美霸权的和平转移。这些都是国际关系中很重要的“基准时间”。参照加尔滕对和平的论述，我把大国崛起概念大致分为三种：战争式崛起、负面意义上的冷崛起、正面意义上的暖崛起。冷崛起状态下，国家间虽然没有爆发大战，但国际环境充满威胁与疑惧；暖崛起的国际环境相对温和，威胁度较低。和平崛起的现实主义标准是：崛起国能够在已有实力和地位基础上，赢得其他强国的友好关系，从而获得相对和绝对收益，不至于引发巨大的敌意和外部攻击。此外，和平崛起实际上要求该国主动融入现有国际社会的规则与结构之中，其他国家也能够适应新成员的加入对现有规则的渐进改造。
有趣的是，现在我们看美国，认为它是和平崛起。而在历史上，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崛起中的美国却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很多欧洲国家并不认为美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因为它与英国在加拿大的领地有边界冲突，向西大肆赶杀土著居民，与墨西哥冲突频繁，与西班牙爆发战争。当时的美国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干涉主义传统浓厚。但是，这些都不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权力转移”导致的“霸权战争”。在美英关系中，和平崛起模式似乎还是适用的，因为二者之间并未爆发一场标准意义上的大战。而且在冲突之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好关系。
中国的情况是：官方话语中的和平崛起始于十年前，而其中的逻辑可以一直溯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层希望实现国家现代化，使整个国家富强有实力，改革开放被认为是必要的路径。因此，和平崛起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外交辞令或外交策略，而是一项内在的战略信念。目前为止，中国在和平崛起方面取得很多成绩，但不得不说，这些可能还是“冷和平”，中国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强国建立一种类似“暖和平”式的关系状态。中美、中日、中印关系自不必说，中欧关系经常不温不火，中俄关系或许也还不能称为“暖和平”。本质上，中国还没有结盟和深交朋友的习惯，这使得它的和平崛起可能面临更多困难。
现在我们转向讨论中美和平崛起的相似之处。简单而言，中国和美国在地理上、人口上、经济体量上，都是超大型国家，这与欧洲国家有所不同，不必展开谈。还有一项因素很有趣，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崛起环境都是相对宽和的，中国的历史相对更复杂一些，但没有改变问题的性质。1865年之后的美国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都迎来了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潮，从而获取了第一波发展动力。中美两国都是在经历内战之后启动崛起模式的，它们在崛起的同时，都去尝试与外部世界建立更多经济联系，同时也将关注点集中于自身发展与工业化过程，在政治上也都处于自我防卫状态，不太热衷于参与全球事务，因此军事上一度都采取相对防御的态度，包括海军曾有的弱势状态。基于外交的孤立主义政策倾向，两国也都很不情愿过早承担与其地位相称的国际领导权与国际责任，当然也还是都参加了国际社会的基本构架，在其中都持有某些不同意见，强调国家主权自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两国在其崛起时期尽管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政治孤立主义，然而都引用了一种类似的“和谐主义”修辞。美国是强调普世主义的自由观念，而中国则是从意识形态的革命主义退回传统儒家的“天下”和谐。这就是说，它们都强调尊重差异、共生共存，而且一度都有施行“保护主义”的冲动。当然，中国在已经高度制度化的全球经济秩序现实面前，受到的限制可能多于当年的美国。我要说的最后一点相似之处是，尽管中美两国的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两国的社会实际上是相似多于相异。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更像美国。因此，美国实际上与一个“企业家中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尽管前者不太愿意承认。同样，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成功与权力优势也歆慕有加。这种意味似乎在当年美英关系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领导文萃：中美两国和平崛起过程的主要差异有哪些？
巴里·布赞：最基本的差异可能是，中国是一个历史异常悠久的国家，而美国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国家。当然，美国人也可以说它是最早成立的“现代”国家，它的现代国家史最长。然而这不是重点。另一项差异则是，中美两国崛起时面临的国际社会条件不同。当然，它们同时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然而中国更加晚近。最主要的是，美国处在一个大国间战争频繁而正常的年代，维系全球经济秩序的难度很大，当代中国的崛起环境则大为改观，至少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导致大国间战争变得极端困难，世界经济与贸易秩序的维系更容易实现。中美两国在其崛起过程中，都面临其他大国的群体崛起。但是，美国面临的国际意识形态分歧更加明显。中国面临的国际分歧烈度相对较低，同时崛起的国家没有哪一个试图武力推翻现有秩序，最多是寻求渐进地修正这一秩序。
我们已经提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面临一个由相对孤立到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这一过程旷日持久，直至二战结束后才最终实现。中国则迅速而积极。特别是在体系层面，美国的情况是：自20世纪初开始，世界更需要美国，而非相反；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现在看来可能是中国更依赖外部世界，寻求市场、资源、资本、政治支持等。就国际社会的认知而言，美国基于其自由主义的普世观念，形成了相对清晰的立场；然而，中国在国际社会进展预想方面，态度还是有些模糊。这种差异有可能源于两个国家在内战后形成的不同政治与国际理念。在区域层面，中国与美国的崛起环境也存在差异。简单而言，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将外部势力排除在本区域之外，也很难自封为“领导国家”。美国至少就其区域崛起环境而言，比中国更安全和稳定。
领导文萃：关于中美和平崛起的比较，能够得出哪些重要启示？
巴里·布赞：这个问题很有必要。首先，从美国崛起的案例可以看出，某种形式的和平崛起实际上的确是可能的，这点与现实主义的判断有所不同。总体而言，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还是与霸权国及其他强国保持了相对温和的关系，暖和平崛起与冷和平崛起兼而有之。其中的关键点在于，美国并没有挑战当时的霸权秩序，而是支持这一秩序。但同時它对邻国则表现出一种相对强势的态度，并且也没有因此遇到崛起的障碍。但做这种类比一定要谨慎，不能忽视历史背景与偶然因素。
其次，我们似乎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崛起相比美国更容易一些。由于大国战争变得极端困难，国际制度也相对完善，国际环境已经变得非常友善。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在全球层面正在“暖和平崛起”，但是在局部的区域层面，可能退回到“冷和平崛起”。美国对东亚事务的深度介入与力量投射，有可能导致中国“冷和平崛起”导向“更冷”，这对中美两国与区域安全而言，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征兆。
第三，可以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立场强硬度总是相对弱于美国。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与新玩家；中国在本区域的安全感弱于美国，区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压力兼而有之；此外，中国的崛起虽然可能不再面临霸权战争，但是既有霸权与其他强国也不会因为战争而退出，所以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可能激化。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中国的世界观有一种内在的限制在其中，似乎不太习惯超越全球领导国，因此无需臆想中国采取旧有的权力政治方式。这就是说，中国希望做得比领导国更好，但无意与领导国撕破脸面。
第四，中国不大可能采取暴力形式替代霸权国，同样也不可能渐进而彻底地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在是否以和平方式适应与变革现有秩序方面，中国的可选项并不多。中国在试图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霸权”，加入到全球经济制度和规则的渐进改革进程中。这就表明中国不是一个极端而莽撞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深刻自知力、自我清醒的崛起大国。
第五，对中国而言，区域层次非常关键。与美国相比，中国更难以寻求地区优势或领导地位。通俗地讲，美国可以在处理邻国关系时表现得更强势，但中国不大可能拥有这种选项。所以中国如果照搬美国模式，将可能付出更大代价。2008年以来，随着东亚局势的一系列变动，这些战略的效力呈现不确定性。对中国而言，同时与多个周边国家关系不和睦，已经不是一种战略上的明智之选。注意这点当然不是说战争威胁迫在眉睫，而是说和平崛起战略可能受到某种严重影响，加速转向“冷和平战略”。
最后，对一个长期奉行独立自主或者说孤立主义的国家，重返国际社会并承担大国责任的道路并不平顺，也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目前尝试推进“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的战略设计，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行动。关键问题是，能否获得外部大国特别是领导国家的理解。在美英霸权的和平转换过程中，美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导致20世纪30年代国际社会解体，大战不可避免。我们今天看这段历史，还要认识到美国可能不会衰落到英国当年那种情形，中国也不会指望在所有领域都全面超越美国。它可能只是希望在力量所及范围之内，为国际社会做些事情。这种努力值得鼓励而非打压。
中国和平崛起的客观前景
领导文萃：您如何评价到目前为止中国崛起的基本历程？
巴里·布赞：我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它与国际社会的密切程度超出以往。总体上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成功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但并非坦途。中国需要考虑进一步的战略重点与政策调整。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太重要，既不能用过于简洁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也不能诉诸民主主义或意识形态式的自我理解。中国崛起是一种内生的主动过程。在国家认同、战略文化与利益认知的深刻变化基础上，经济发展正确地成为国家首要任务。这就奠定了“现状国家”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参与全球政治经济、维持稳定合作局面的综合安全观，而非旧式的军事、政治、领土至上的零和冲突观念；不仅重视国际社会的工具作用，同样还延伸到实质层面。中国目前正在加速融入各类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这自不必说。然而它在政治、安全等关键领域还是相对边缘化的角色。在某些方面，例如联合国事务中，它经常采取守势；在国际公共事务干预和管理议题上，也相对被动，这些领域的成就不像经济领域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中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巴里·布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向前看。当前崛起态势是否意味着中国有能力沿着过去30多年路程继续走下去，还是说这些形势意味着不同的挑战，需要新的应对策略。在我看来，中国确实需要新的观念与思路，或者说它面临一个有实质意义的转折点，崛起的可能性取决于这项转折的顺利程度。
概言之，由于先前崛起过于迅速，中国对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可能有混乱之处。关于过去中国的贫弱与落后，不必细谈。如今中国经常谈论它自己的权利，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已经高度认可“世界经济引擎”的封号，重新获得它在“中华帝国”时期的某些国际地位和荣耀感。这样的后果是，它不再可以装扮成边缘大国或“学徒国家”，其行为一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反馈既有正面内容，也有更多的负面消息。由此可能导致很多过度反弹或心理的不适应。如果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批评越多”大致成立，中国就不能因为外部的不同意见而失去耐心，或过度反应。相反，它需要顶住压力，继续做好内部和外部事务。中国当然宣称它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社会领导秩序。然而这一秩序的“去中心化”显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中国官方话语强调反对霸权主义，支持多极化，暗示中国欢迎一个衰弱下去的美国；另一方面中国强调国际稳定是和平发展的关键前提，又暗示中国愿意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当美国和世界经济形势都很乐观时，这种矛盾可能得到较好的平衡；当二者出现了消极面向时，矛盾可能难以调和。未来和平崛起面临的形势与之前一定有所不同。
和平崛起的未来变数还在于，以“中国特色”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导致独特的、相对封闭的处事方式。中国过去一直强调，只要发展好自己，就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已经足够大，牵制了全部的管理精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也是事实，但不是故事的全部。
领导文萃：中国和平崛起面临哪些关键的挑战和机遇？
巴里·布赞：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的路径不是“基本照旧”，而是有所变革，就更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答案可以有太多的方面，我在这里想以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为案例，简单做一说明。
中美关系是我们很熟悉的问题，并且不断有新内容出现。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在借助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获得它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希望避免其他大国崛起的覆辙，与美国和平共处；中国反对霸权政治与恃强凌弱。这样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中国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其修正主义行为令美国感到威胁；或者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更负责的现状国家，不被美国视为威胁。到底哪一种会成为现实，部分取决于中国国内政策的转变，当然也取决于华盛顿的判断。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不相互依赖。问题是，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现实主义者相信，崛起将不可避免导致对抗和紧张。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也未必就是真理，不能迷信；但中国想要把握其中的机会，就必须展现相当的善意，与世界各国包括远亲、近邻都保持稳健关系，未必会使其他这些国家疑惧中国崛起。因此战略目标未必仅仅锁定美国一家。如果只有美国对中国不完全放心，而其他国家则欢迎中国，至少不过分怀疑，事情就比较好办。当然，中美关系还是需要认真经营，但我认为中国只有和它的邻国改善并提升关系水平，才能有效化解压力，对美国有所触动，虽然这并非易事。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中日关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周边关系之一。但可能中日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两国的政治关系薄弱而不适，社会关系也受到各种问题的纠缠。领导人似乎无意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导致敌意不断扩大。当然，即使是最明确的现实主义者也同意，中日关系恶化对美国很有利，美国甚至可能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日关系改善于己无益。对中国而言，如果不能与周边大国友好和睦，也可能削弱和平崛起誓言的可信程度。树立一个与远方对手站在一起的近敌，很不符合中国式的战略思路与长期定位。不过，中日之间的分歧或许要比中美之间、日美之间更小一些。它们的合作基础并没有动摇。如果能实现某些突破，比如淡化历史冲突，强调未来合作，则有望对美国产生某种对冲效果，促使后者进一步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进展，至少使美国故技重施的效力大打折扣。进而言之，中国和平崛起的首要战略，应该是获得区域内主动乃至主导地位。因为置身事外不太可行，对外征服不流行也不合法，建立制度成本很高，建立有共识的区域秩序可能更现实。这也被认为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标准之一。中日关系的改善，无疑是中国在区域内赢得主动的重要条件，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最后我们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现在的挑战在于：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对外关系战略。时殷弘认为，中国没有清晰且一以贯之的长期国家目标，也没有长久的战略或外交哲学。铃木省吾认为，现在不清楚中国如何将其对外政策的不同因素组合成为连贯的形态，并将其反映在行动之中。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它是想寻求一种主要以全球化为基础，以全球秩序变革为核心的国际社会，从而适应国内安排，还是想在东亚的小区域内建立更强有力的国家间安排，将不平等的全球秩序暂时搁置一边？现在看来，中国似乎是在随意采用这两种观点，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变动不居。这样，它对自身以及全球走向的定位或愿景总是带有模糊与矛盾性。这种状态能否有效地说服他国？也可能说服他国本身并不是那样重要和迫切？至少在我看来，中国可能是希望利用并加入全球经济，增加实力与财富，但避免付出过多成本。政治逻辑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张力，决定了这种想法的可实现性存在疑问，相当良好的自我感觉与其他国家的认知总是存在差距。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可以考虑更多以他国的想法来思考或反思。正如拉莫所言，如果中国希望实现和平崛起，让其他国家大致接受其世界观至关重要。所谓的反华之声只是很微不足道的一小撮，但是普遍疑虑状态才是真正需要担忧和认真应对的问题。
总结一下我的基本观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今后一段时间遇到的困难可能比之前几十年更多更棘手，需要革新与创造力。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要想延续过去的成功，中国需要更努力思考自身和国际社会。它必然会触发一些张力，鉴于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某些代价与成本不可避免。中国有能力选择这些张力具体表现为何种形式，只要应对得当，这些张力并不必然与和平崛起冲突。如果中国希望在全球层面大展身手，就必须预料到将承受持续压力，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加大改革力度。经济危机为中国沿这条路走下去提供了相当大的机遇。随着华盛顿共识变得支离破碎，多元的选择对中国崛起将是一个利好消息。无论中国做出何种选择，就和平崛起前景而言，中日关系将是关键因素。中国也应当勾画更为一致和明确的国际形象，并确定如何在更长时期内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