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法国国际关系；年鉴学派；国际关系社会学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
［摘 要］ 在美英学派主导的国际关系学术界，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法国的国际关系学与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形成了年鉴学派、国际关系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三个主要的理论流派，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美国主流学派的单一研究模式，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多样化。但长期的自我封闭与孤立对法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许多法国学者开始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英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积极参与论争，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
［中图分类号］ D8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10-0085-07
在美英学派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学术界，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发展也较缓慢，长期缺乏与美英国际关系学术界进行沟通和交流，整体上处于自我孤立和相对封闭的边缘状态，在国际学术界也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史、理论方法及其学术视角具有自身的特色①。
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发展
从学科发展的源流看，法国国际关系学的产生与政治科学联系最为紧密。法国在历史上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缺乏自主性，对国家政权具有很强的依赖。而且，学科发展不平衡，“与法国发达、自由的人文科学相比，政治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学由于其特有的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得不到发展，甚至成为学术界无权涉足的领域。”［1］(P30)“在绝对主义王权时期的法国，政治是政府垄断的，在这方面任何学术性的思考和意见都是不合法的。”［2］(P707)
1923年巴黎大学法律系建立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法国的国际关系学自此开始起步，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45年戴高乐建立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此后，法国国际关系朝着实证化（如国际法和外交史）而非理论化的方向发展，法国外交史与国际法研究的这种优势为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然而，由于法国语言与文化的自我优越感，法国学者不仅很少用英文出版著作，而且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得不到法国学术界的相应认可，这样导致法国学者很难在国际学术舞台发挥作用，缺乏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的能力，其理论研究仍借助国际法和外交史传统的研究方法，难以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因此，法国始终没有出现类似美国的三次理论论战。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没有参与美国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60—70年代，法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未受到风靡美国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80年代，法国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甚至还视结构现实主义为谣传。“法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不接受卡普兰的系统理论，对肯尼兹•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置之不理，并对跨国主义（如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相互依赖等）持怀疑态度。”［2］(P708)总体上，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与社会学、哲学、人类学联系密切，自身固有的封闭性使其失去了学习和借鉴美英主流理论新思维和新视角的机会，一直徘徊在主流理论圈的边缘。
从法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源看，它受益于18、19世纪的三大认识论传统——实证主义、百科全书主义和历史社会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规范理论和批判理论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向。［3］(P120)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和勒努万与迪罗塞勒合著的《国际关系史入门》是法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阿隆作为现实主义者，长期迎合美国的标准，在法国扮演着“外国哲学家”的角色，坚持“基本的美国信仰”，其诸多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英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勒努万和迪罗塞勒则选择“依靠自己”的战略，将国际关系研究引向年鉴学派的历史思维方式。迪罗塞勒批评国际关系领域“日益渐增的美国化”现象，勒努万的《国际关系史》也借鉴了法国“土生土长”的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这两者代表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主要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区域一体化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为了弥补法国国际关系学在区域理论研究方面的缺陷，促进欧洲一体化研究，法国政治学会（French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建立了欧洲研究部（European Studies Section），主要任务是推动法国学者的国际化，积极参与学术研究网络与国际会议。在此过程中，法国主要的政治学刊物《法国政治科学》（Revue francise de science politique）和《政治》（Politix）、《国际评论》（Critique internationale）、《文化与冲突》（Cultures et conflits）、《国际政治比较》（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olitique comparee）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法国欧洲研究的理论方法看，主要表现为：反对国家中心论，拒绝国家是单一行为体的概念，不承认内、外两分法；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属性以及欧盟机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分析政治现象中，规范和认识标准的重要性。法国对欧盟研究的贡献主要是通过详细案例为深入的理论分析提供未经加工的原材料。法国学者很少尝试对有争议的假设进行检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定性研究方法和经验定性材料，除了在选举研究等特定领域，极少采用数量分析方法。但是，法国的欧洲研究仍存在“困境”，一体化研究不仅缺乏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而且还一直为内部发展危机所困扰（如方法的规范化、小集团主义的出现、适应欧洲乃至国际学术网络的能力有待提高、年轻学者和博士生的前途不明等）。
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流派
法国国际关系学发展至今，虽然其国际影响力有限，但拥有不同于美国主流学派的研究方法和一批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法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年鉴学派、国际关系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三个主要流派。［4］
（一）年鉴学派
外交史与国际法研究是年鉴学派发展的基础，也是法国早期国际关系学的两个主要来源，如今它们对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法国早期国际关系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外交史和国际法中发展出来的，主要关注和强调重大国际历史事件及重要人物，缺乏一种“自觉”的理论和方法论。相对于历史事件发生所遵循的普遍规则，学者们更注重叙述具体的外交事件、人物或决策过程，再现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全貌；［5］(P5)国际法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是对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的纯粹描述而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论内容。马塞尔•梅勒(Marcel Merle）就将外交史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称作经验描述，把认识的对象构想为“那在”，不借助任何概念或抽象的方法进行观察。
年鉴学派是植根于法国学术传统逐步成长起来的国际知名史学流派，这一学派具有浓厚的法国特色。年鉴学派提倡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把社会科学各领域纳入历史科学的范畴，倡导“总体历史”的思想原则；不限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对象广泛，并综合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状态学、地理学、人口学和数量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比较分析的手段，对经济、社会和大众心理状态进行剖析。年鉴学派主张，人类历史可划分为长时段—地理历史、局势—社会经济史和短时段—历史事件。地理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局势说明人类社会活动的不同层次，事件仅是人类历史的表层旋涡。［6］(P33)近年来年鉴学派不断发展和完善，开始注重数量分析方法，开辟了以精神状态史为主的深层历史学。
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从历史学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在这些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对国际关系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年鉴学派是“世界体系论”的主要源流之一，它“直接塑造了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一种总体史的建构和作为一种理论的价值判断”。［7］(P56)年鉴学派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世界体系理论借鉴了年鉴学派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在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历史社会学的设想；二是世界体系理论继承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大范围研究方法，提出世界体系这一多元时空和宏观的分析构架；三是世界体系理论发展了年鉴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7］(P56)
年鉴学派在法国史学界乃至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为国际关系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勒努万和迪罗塞勒合著的8卷本《国际关系史》，就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融合了当时史学研究的三大取向：外交史、深层因素演变史和对意识形态、情感、心理等精神因素的分析，［1］(P29)采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分析历史实践，关注历史上深层次社会力量与政治家活动之间的互动。勒努万通过界定“深层次社会力量”拓展了外交史的研究框架，他从国家、跨国间、国家内部三个层次探讨了影响国际关系的结构和文化因素，如地理条件、人口、经济和财政利益、国民心理、民族凝聚力和对和平的追求。这些因素影响着国际政治中各国政府的行为，超越了外交史研究只关注国家内部管理的方法。迪罗塞勒主要论述政治家个人如何受到“深层次社会力量”的影响，即政治家如何驾驭民众力量，如何为他们的国家利益决策以及剖析领导人的性格和感情偏好。他认为，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如果把领导者个人（包括情感、性格、处事手法等）的作用排除在外，就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因素。［8］但遗憾的是，迪罗塞勒逐步偏离了原来的研究方法，返回到对抽象化理论存有很大偏见的偶发性历史事件的关注上，放弃了“深层次社会力量”这一概念，最终退回到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的纯粹归纳研究中。“国际关系的目标不是对历史现象的重现，历史是由事件构成的。凡是相信能脱离历史事件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最终必定成为这个危险错误的受害者”。［4］(P35-36)
（二）国际关系社会学理论
雷蒙•阿隆是法国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是国际关系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将国际关系学与社会学的主要观点结合起来看待国际问题。雷蒙•阿隆认为，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有其特殊之处，它并非全要通过真实边界，不被而且不能被物质性地隔离开其他社会现象，这是它的一般性。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具有自助性质，这两点塑造并制约了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国家的行为方式。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性可以通过解决马基雅维利问题和康德问题消除。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存在本质的区别，研究国际关系不能忽视国家的内部构成，如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9］(P55)阿隆认为，国际体系分为同质体系和异质体系。同质体系中的国家属于相同类型且价值观相似；异质体系中的国家按照不同的原则进行组织并具有相互矛盾的价值观。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属于同质多级体系，1945年后的美欧体系属于异质两极体系，同质体系比异质体系稳定。在同质体系中，国家有相似的政权，代代继承下去，政治家服从传统习俗，他们能够预期对手或盟友；在异质体系中当权者不仅为国家还为自己而战。战争创造了异质体系，异质体系即使不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也是大战的历史背景。
阿隆是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他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修正的经典现实主义”。他反对将权力绝对化，利益抽象化，反对现实主义者提出的“客观的国家利益”；他的国际关系社会学理论植根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历史学，超越了经典现实主义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权力政治。他反对用科学、计量取代政治、历史、哲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认为价值中立不可能实现，任何试图以理性超越价值矛盾的努力，都有走向乌托邦的危险。［9］(P56-57)［10］(P123)
自雷蒙•阿隆之后，国际关系社会学理论被法国国际关系学者视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框架而采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马塞尔•梅勒。他是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政治提出质疑的先驱者，向美国主流国际关系范式发起了挑战。他试图引入系统理论研究国际关系，用系统分析方法整合所有相关因素。除民族国家外，国家内部、国际和跨国行为体都是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不同于一般理论的抽象简约，马塞尔•梅勒的理论过于接近现实的复杂性，因而没有受到足够重视。［11］梅勒对国际关系学如何独立于政治科学过于乐观，但他承认，国际关系学有待整合，其弱点是人们缺乏对国际体系基本变化的关注。梅勒一生致力于用历史学和比较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梅勒敢于挑战“权威”，批驳阿隆和霍夫曼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世性的观点，［12］(P28)批评年鉴学派、比较历史学和政治科学方法仅仅考虑到跨国和跨文化的深层次社会力量，并未把国家置于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位置。
另一位著名学者埃德蒙•茹夫（Edmond Jouve）的研究则具有多样性，其代表性著作是《第三世界的国际关系》。茹夫重点解析权力的概念，探讨传统国际关系的“去殖民化”，认为国际关系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学科。他与梅勒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均存在重要区别。梅勒认为公正与和平是否存在不是问题，如何协调两者才是关键，怎样从一种社会形态顺利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是研究的重点；茹夫则致力于追溯“新国际经济秩序”观念演变的根源，并将这种活动定义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斗争。梅勒认为如果没有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变，即如果没有权力再分配和重新获得平衡，就不会有新经济秩序产生，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府是否有能力在政治调整时期避免无政府状态出现，利用国际法与国际机制进行合作；茹夫则更关注在变化调整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能否实现有利于自身的权力分配。［13］(P141)两种观点比较，梅勒继承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茹夫采用激进且带有一定政治目的方式，对国际关系发展更具启发性。
一些学者还试图探索新理论来克服原有国际关系社会学理论的局限性。20世纪70—80年代，法国涌现出一大批关注南北冲突问题的国际关系学者，在法国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一股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浪潮。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政治体制也存在巨大差别，加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失败，法国的第三世界研究陷入困境。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方法也没能在经验层面继续发展下去。［4］(P39-40)目前法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自治与文化认同的新问题。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在未忽视南北政治结构不平等的情况下承认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内部存在“自治边缘”，这种分析国际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影响的创新方法以比较研究的发展为基础，不仅关注政治体系，还研究产生政治动力的外部机制性因素。
（三）后现代主义理论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战后法国哲学家反对20世纪40—50年代存在主义哲学而兴起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进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福柯、德里达等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对70、8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包括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后现代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制度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公平和公正”的观点；反对“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结构是不变的”，否认社会科学存在中立性；不承认独立于“主观”之外的客观现实，认为所有事物包括人类都是主观的。
扎基•拉伊迪（Zaki laidi）是法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早期研究西方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它们的互动模式。1989年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向后现代主义，其著作也由清晰易懂的描述转向封闭模糊的话语风格。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使权力与理性之间的联系消失了；全球化使得地球空间距离缩小、时间节奏加快；西方普世主义导致多种身份认同危机。但是扎基•拉伊迪没有详细说明这种危机的具体含义，也没有分析应该如何应对危机。
与扎基•拉伊迪的风格不同，贝特朗•贝蒂借助丰富的经验证据，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他对非西方世界（主要是伊斯兰）的政治理念与实践进行解剖，创造性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世界不能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认为伊斯兰和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概念是完全对立的，西方霸权塑造的现代国家模式长期以来歪曲了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概念。然而，随着西方普世主义危机的加剧，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文化传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西方霸权的终结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或者文明社会的无序。贝蒂与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曾试图将文化、认同与法国社会学的传统结合起来，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存在多种认同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范式已经不能充分解释各种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贝蒂与斯莫茨认为，领土主权原则是国际体系的重要构成，如今它受到挑战：一是全球化使领土主权原则变得过时，二是文化、宗教和种族身份的重叠使由领土主权原则建立的传统秩序无法维持。贝蒂的理论植根于雷蒙•阿隆国际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但他的著作是“批判的”或“反思的”，他更推崇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方法，认为主权或国家的概念不具普遍适用性，研究国际关系不能以这些概念为基础，不存在所谓“特定的国际体系”。两位学者都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反对实证主义和百科全书主义。［12］(P38)贝蒂关于“文化与政治”及“发展”的著述借鉴了古典“国际关系”学说的分析框架，为国际关系学领域带来新的视野，［14］(P226-227)但他忽视了“英国学派”关于文化多元性和认同多样性对国际体系影响的论述，其著作没能超越国际关系社会学的法国传统，［4］(P42)贝蒂和斯莫茨的批判也没有为国际关系学提出任何替代性理论。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打破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使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被传统主流理论忽视却产生重要影响的边缘问题和偶然事件，弥补了传统主流理论的不足。同样，后现代主义也具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不但抛弃了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国家分析法，还企图解构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概念如主权、国家等，显然无益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性发展。”［15］(P105)
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及评价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到政治科学等传统学科的影响，另一方面缺乏对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区分。［16］(P223)这种“双重性格”使其呈现鲜明的法国特色。相对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相同领域的发展状况，法国国际关系学在结构上更具异质性。［12］(P21)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处于美英主流学派的边缘，带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学烙印，但它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的贡献却不可忽视。勒努万和迪罗塞勒的著作《国际关系史》尝试将年鉴学派与外交史研究结合起来，此后，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甚至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
雷蒙•阿隆创建的国际关系社会学理论将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结合，以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为法国国际关系学赢得国际声誉。此后，许多法国国际关系学者都沿用他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后现代主义思潮自法国兴起后，传入北美并扩散至世界各地。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法国学者贝特朗•贝蒂将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起来，为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法国特色的新路径。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还包括对地缘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近年来，法国地缘政治或政治地理学重新崛起并处于领先地位，马克思主义分析第三世界问题的方法也引入主流理论中，包括新帝国主义概念、不平等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南北关系等，对此，法语世界的推动功不可没。此外，法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擅长对世界特定地区进行经验研究，尤其是近东与非洲。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的区域研究没有从国际关系中分离出来，区域问题专家用政治科学方法分析国家的社会政治属性。在社会或纯人文学科，法国至今保留着帝国时代的学术结构，原有的学术机制和研究框架仍保存下来。［17］(P166)
但是，法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分属于不同的学术团体，彼此孤立，缺乏互动与交流。由于教育体系的差异，法国与美英国际关系学术界之间很难进行联系与沟通。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极少受到传统的束缚，各个学派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解具有多样性，学术气氛活跃、论争繁荣，而法国国际关系学科根源于法学传统，同时受到哲学、社会学的影响，在沉闷的学术气氛的笼罩下，学科仍然处于相对分立状态，发展受到限制，学术研究鲜有创新。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薄弱，在国内各学科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多数学者往往借鉴相关学科经验，套用、效仿“美英框架”，用本国语言“克隆”他人成果，出版相关著作。但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仍然有其可取之处，“法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相对孤立有其自身的优点，脱离了美国主流学派的单一研究模式，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它的创新性与独立个性使国际关系学术界感到震惊。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独立且充满智慧的”。［2］(P709)当然，法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意识到长期以来的自我孤立对国际关系学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许多学者开始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英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广泛参与论争，取长补短，力争不断扩大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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