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的建立有其理论与现实背景，新自由制度主义作为其理论支撑，即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通过国际机制来进行合作；同时又有其现实的需要，如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以及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现实资金缺口。亚投行的建立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为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带来发展机遇，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关键词]亚投行；国际机制；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34 — 03
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内涵
由于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强，在国际机制的框架下进行国际合作便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
在国际政治中，相互依赖即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新自由主义提出复合相互依赖这一国际系统的理想模式，是指国家之间存在着多渠道联系，各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各国之间彼此不使用武力。复合相互依赖的分析模式有力的论证了当前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亚洲作为具有巨大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加之其各个国家的多样性，使得亚洲国家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从而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深化。
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由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①。相互依赖的深化，促使着国际机制的创立。基于目前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还处于整合发展阶段，要推动形成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与执行力的区域合作组织，则需要建设一套区域合作机制，以规则制度约束各方，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
国际合作，即通过国际谈判，国家之间的政策进行相互协调而达成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所遵循的政策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认为该国所遵循的政策能够促使自己的目标的尽快实现，从而形成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国际合作的实现离不开国际机制的保障，因为国际机制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的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②亚投行的设立正是为亚洲国家间，乃至欧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
二、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态势落后于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政治与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与亚洲密切相关的三大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成员国，其利益与愿望也很难得以实现。动态调整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在客观上要求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①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起一个平等、互利、共赢的金融机构——亚投行。
（二）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实力的上升，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上台以后，中国的对外战略逐渐由“有所作为”变为“奋发有为”，中国对于重要的地区和全球事务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期待不再一味采取“低调超然”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了积极参与国际机制构建、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强烈政治意愿。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更是提出亚洲新安全观，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可持续安全。成立亚投行，正是我国主动尝试外交方式创新，将自己的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与新设想、新方案等“软产品”更好的融合，通过构建多边国际机制的方式积极介入地区事务，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三）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现实资金缺口
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陷入了困境，地区内许多政府都减少了基础设施的投入。“亚洲世纪”需要亚洲国家可持续的快速发展，而亚洲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它们在基础设施方面都比较落后或相对滞后，迫切需要巨额投资。从当今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来看，区域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缺乏互联互通问题是制约发展的一大瓶颈。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无论在质还是量上均低于国际标准，对亚洲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制约，即使把世界银行集团、发达国家开发援助都考虑在内，资金缺口依然很大。②
三、亚投行成立的意义分析
（一）对世界的意义
从经济意义来看，亚投行正式投入运行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就有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从短期来看，有利于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将拉动区域内和亚洲以外其他经济体的投资，从而加快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从长期来看，亚洲仍然是全球经济的引擎③，亚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便于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资源、区位等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发展机遇。比如东盟国家可以通过亚投行这个融投资平台，推动公路升级改造、区域高铁、贸易港口以及通讯等基础项目的建设，在提升东南亚地区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的同时弥补东南亚地区国家地域狭小的劣势，拓宽容纳产业转移的空间，以便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更好地接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资本的转移④。
从战略意义来看，一方面，亚投行投入运行后将与世行、亚行等现有多边金融机构形成互补，有利于缓解现有国际治理机制出现的治理赤字问题，完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成立亚投行，而且是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多边金融机构，虽然不能重塑国际金融秩序，但将推动现有金融治理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促进世界经济更加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建立公平、正义、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对亚洲地区的意义
第一，亚投行不是个纯粹商业性质的机构，是亚洲广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基础之上服务于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具有亚洲特色的多边开发机构，成员国多为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因此更能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便于用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思路和方式扶持和帮助成员国的发展。同时，亚投行是一种多边机制性安排，无疑将会推动国家间合作机制化，有利于国家间长期、稳定的合作。
第二，亚投行的成立有利于地区国家加快交通上的互通互联，增强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同时，亚洲地区国家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能够明显改善地区国家的投资环境，便于更好的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区域经济潜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
第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投入运行以后将会推动泛亚铁路、第三欧亚大陆桥、贯穿亚欧的高铁项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中国与中亚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陆上和海上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国家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其他领域的合作，加快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对中国自身的意义
首先，亚投行为我国推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要义在于密切我国同东盟国家、中亚、南亚周边国家以及欧亚非之间的经贸关系，实现区域国家互联互通，深化区域交流合作。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能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深化互联互通建设，加强我国与亚欧非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且，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外汇储备等问题，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可以帮助实现产业转移、资本输出，让外汇储备变成外汇资本提高其投资效益，以实现国家利益。
其次，亚投行是我国对“走出去”战略进行的顶层制度设计，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投资的安全保障系数，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多元化。新世纪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走向海外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海外投资驶入快车道。中铝收购力拓失败、TCL收购汤姆逊最终不得不因为巨额的损失而放弃的案例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中外制度、环境的差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顶层制度设计①。国际机制的主要功能是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国家间信息沟通的渠道，提高信息质量和减小信息不对称性。亚投行就是一个政府间多边机制性安排，我国参与对外投资的企业可以通过亚投行这个投资平台获取高质量的可靠的有关投资对象国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可以减小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避免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而且，亚投行作为一个政府间多边机制，成员国政府在协商基础上达成的一系列有关原则、规则和规范的共识可以调节和约束成员国行为，可以避免出现投资对象国单方面终止合作和撕毁协议的情况。例如2013年中缅合资莱比塘铜矿开发项目被缅甸单方面停止②；2014年中国在济州道的多个开发项目突然被韩国方面喊停③；2015年斯里兰卡政府突然宣布暂停中方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总之，亚投行通过向我国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或惩罚故意欺骗行为的方式来提升我国对外投资的安全系数。
最后，成立亚投行不仅仅是我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公共产品，同时也是我国外交方式创新和创制能力提升的标志。一方面，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和我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我国在保持外交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需要积极推动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④，而成立亚投行就是我国外交方式的重大创新，是外交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投行是中国将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与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观念等软实力相结合的产物，表明中国开始通过构建多边国际机制，运用巧实力来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是外交方式的重大转变。另一方面，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受到国际社会尊重、支持、信任的大国，必须要敢于担当，要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要通过主导国际多边机制的构建，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比如，美国在二战以后，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经济、军事硬实力，通过构建多边制度网络来主宰国际秩序。即便是在21世纪，由于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经济高速增长，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仍然极力通过主导构建区域性多边机制来维护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比如，美国在积极推动TPP和TTIP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谈判，就是想先发制人，加强发达国家联合，率先建立引领全球下一轮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新规则，以维护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领导地位。⑤虽然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谋求世界霸权，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可以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世界大国。亚投行是在中国倡议、组织、协调下建立的多边机制性安排，是中国创制能力提升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在通往世界大国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结语
亚投行，作为符合亚洲发展中国家意志和利益，同时具有亚洲特色的国际治理新机制，既是对现有国际治理机构面临的治理赤字问题的有效弥补，又是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不平等的治理体系的矫正。因此，成立亚投行不仅可以为亚洲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自主权，搭建共谋发展的平台，而且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成立亚投行是中国主动适应外交新常态的尝试，是中国外交方式创新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创制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中国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多边机制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新设想等“软产品”的方式积极介入地区事务，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塑造力，而且这些外交实践最终会形成制度红利回流中国。亚投行的成立，将成为中国加强与亚洲国家以及域外经济体合作的重要制度载体，为我国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参 考 文 献〕
〔1〕〔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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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Stephen D. 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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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阮宗泽.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王达.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J〕.东北亚论坛.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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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