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所主张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综合表达。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发展的性质与方向，而承载民族共同记忆的红色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与精神追求，是增强民族自信的根基。在不断变迁的社会进程中，考察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内涵表达与现代困境，尝试从不同层面重构新时代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对于我们摆脱西方强势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红色文化;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1-0068-05
作者简介： 李飞（1976-），男，江苏徐州人，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李涛（1969-），男，江苏徐州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社会话语体系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社会层面被普遍认知与广泛运用。可以说，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性质与发展方向。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创新、体现民族内在价值与独特魅力的红色文化，承载着民族的共同记忆并指导着当前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增强民族自信的根基。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与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全球各种价值体系面临着激烈的斗争与反复的较量，红色文化的内涵价值与话语体系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解构。因此，在当前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背景下，在不断变遷的社会中考察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内涵表达与现代困境，从不同层面重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当代红色文化话语体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表达
对话语体系的理解可以追溯到拉丁语，拉丁语认为话语由穿过与行走组成，指的是不受任何限制与干扰的言语表达。后来，戴维·克里斯特从传统语言学角度来理解话语，他认为话语在内容上体现为比如一次会议、一次采访等可以被识别的语言事件，在形式上体现为一段话的集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提出了话语分析概念，在突破传统抽象研究的基础上将话语研究运用于个体的现实交往，重视话语与现实社会、与具体语境的关系。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对话语内涵的考察不能脱离相应的社会关系，话语体系就是个体运用语言来体现权力并深刻影响社会领域中各种力量，他甚至认为权力制造知识，并深入研究了话语与权力的构建互动关系，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通过对符号权力的分析后认为，话语就是在表达意义的基础上制造意义，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上建构现实，是行使权力者与接受权力者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而马克思站在辩证唯物论的高度，认为话语体系是人类各种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在突出个体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强调了话语体系的核心作用[1]。结合以上研究，我们认为，话语不仅体现为一种表意符号与社会交往的形式，还体现为运用这种符号、形式改变他人思想、行为的功能，进一步说，一种成熟的话语体系不仅体现为语言的学习，更体现为话语主体所蕴含的精神意志与核心价值等因素对受众客体所产生的影响力与规制力，当前语境下话语体系更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作为文化软实力资源的红色文化，既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又是对革命文化的时代演绎，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往与价值追求，在当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红色文化话语体系不仅通过强烈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护、巩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是通过维护政治合法性、引领社会思想文化、规制个体价值判断等方面的表达不断促使目标的实现。
首先，通过对维护政治合法性的表达，维持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的合法性就是一定社会的整体政治秩序被民众认可的价值。政治合法性是一定的社会政权得以产生、存在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与思想基础，而这种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离不开政府的组织结构与政府的系统能力，更需要民众的情感与实践认同。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产品，包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等丰富内涵，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与影响力并贯穿于执政过程始终的稀缺社会资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强大文化支撑基础。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在受到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也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思想都是占据统治地位思想的体现，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变迁进行调整。而受到社会存在决定的红色文化意识形态指导、影响着社会个体的行为，红色文化的话语体系也在不断推动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传播，通过构建科学的话语内容，调控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对上层建筑进行有效干预，将执政系统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外化为民众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形成一种积极稳定的情感态度，使自身蕴含的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信念、民主自由等话语体系得到有效传播，促使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持续认同，从而维持着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其次，通过对引领社会思想文化的表达，巩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出现的各种传统与现代、优秀与腐朽的社会思想在不断左右着人们，而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民众的认同并非一致，为了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被社会民众的自觉认同与接受，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但一种思想能对其他社会思想文化起到统领支配作用实现传播与接受的有机统一，绝不能仅仅依靠权力的威力，必须发挥自身与时俱进的对话能力与对其他社会思想文化的解释能力、整合能力[2]。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就是将中国长期的历史实践与人类其他文明实践有机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在对科学理论的深刻把握与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对传播话语体系的重构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权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时期，红色文化话语体系整合、解释了当时社会的状况，确立了其服务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时期，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目标演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与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葛兰西认为社会集团为实现有效的领导，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精神与道德领导，这种形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与收买的手段来完成的[3]。针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多元化态势，作为思想文化软实力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以其承载的红色精神内涵通过多种载体予以体现，通过价值转化创新，并对新的社会问题与现象不断进行理论总结，体现出巨大的整合性、凝聚性与包容性，引领各种思想意识形态文化，从而巩固了主流价值体系的一元化地位。
最后，通过对规制个体价值判断的表达，强调了社会价值评价的标准。价值判断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并随社会存在不断调整的社会意识。拉思认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都会按照个体的价值判断行事。当代中国社会多种思潮价值判断并存、碰撞、交融的状态使个体面临选择的困惑，而红色文化话语体系本质上体现为社会运行的传播与持续状态，不断修正个体原有的政治理念、情感、认知模式等，通过内在的价值评判标准以多种渠道传递给社会成员，通过极力倡导的价值话语体系规制社会成员的意识并影响个体的政治行为，从而使社会个体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比如当前政府话语体系倡导的“工匠精神”就是红色文化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的内涵就充分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同时也强调了其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将国家、民族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通过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合力推动，为社会个体的政治信仰与政治选择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当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物化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产品，要想达到预期效果，让民众认可并参与其中，还需要关注当前社会进程中出现的消费文化与场所文化。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认为，对个体而言产生最直接统治权力关系的是比如家庭、工作地点等日常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个体往往通过行动、谈话等形式来花费时间听取他人的目标并追求自身目标[4]。因此，我们还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个体的道德规范与仪式行为等都以某种感性形式表现为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均体现着一定的社会价值评价的标准。
二、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现代困境
具有五千年深厚底蕴的中华优秀文化从周秦到清初在世界上形成了具有最普遍价值的话语体系，但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西方社会率先完成经济转化与社会革命后不断向中国进行文化殖民输出，我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与话语体系遭遇全面解构危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不仅为国内民众提供了精神动力，也影响着亚非拉国家，在一定层面上也为西方社会的青年学生提供了反体制素材。但在社会主义探索初期，在当时冷战世界格局与国内社会主体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片面认知下，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出现了整合与嬗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尽管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在维护我国政治合法性、引领社会思想文化、规制个体价值判断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一些人习惯运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权衡我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同时作为蕴含特定价值观的文化话语体系在快速社会变迁的进程中也不断成为全球争夺的资本之一，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社会群体认同、个人消费等领域中面临着现代困境与冲击。
首先，从国际层面上看，红色文化话语体系面临着西方社会更加隐蔽的意识形态侵蚀。近代社会，西方国家凭借其发达的科学技术不断向非西方国家大肆输入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冷战结束后这种状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演变成更隐蔽的具有感性色彩、实用主义特征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全球话语体系竞争。美国著名学者福山认为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历史的终结，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的最后统治形式，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都将不可更改地接受这一终结的西方普世价值。亨廷顿更是用文明的冲突理论来解释意识形态，认为当今社会人类的最重要区别是文化的区别，而不再是意识形态了[5]。实际上，西方国家的非意识形态化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策略式的意识形态宣传，隐藏其背后的是更深刻的全球利益重组与利益结构调整，其目的是在体现西方国家文明优越论的基础上不断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就认为没有比将意识形态予以淡化的设想更加唯心的了，其实意识形态时代从未真正消失。在学术研究上，西方国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西方话语式解读与解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歧义性、目的性的阐释，否定必然夸大偶然地将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出现的失误无限放大，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在学术交流上，他们围绕世界政治、经济甚至环境等热点问题不定期举办研讨会，借此将其认可的价值观念输送给非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新自由主义等思想均体现出他们对未来社会建构的期望;在文化交流上，通过开展国际知识合作进行文化殖民，推行文化霸权，渗透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资本主义价值观搬运工，不断移植社会主义国家所坚守的价值思想;在科技生活上，利用人们崇尚实用科技、淡化信仰价值的生活取向，推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面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的隐蔽渗透性意识形态侵蚀手段，加强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建设在国际社会秩序中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因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处于被动的局势往往比经济体系的失灵影响更为深远。
其次，从国内层面上看，红色文化话语体系面临着社会群体的认同弱化境遇。话语客体直接影响着话语体系的效果，只有当红色文化话语主体所传播的价值理念被红色文化话语客体认可与接纳时，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效果才算真正实现。学者赵汀阳认为，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文化学得很好，但对其理念我们未必认可，在文化或者知识体系之间不存在理解与否问题，存在的只是接受与否问题[6]。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修复能力不断增强，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体制干预的常态化、阶级关系在形式上趋同化甚至一体化、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等状况使国内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质疑。与此同时，我们在革命与建设中存在的失误在全球化时代被放大，民众对改革中出现的利益分配等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异化为民众思想的松动与理论的疑惑。可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成功实践尚没有真正形成理论的优势，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没有充分转化为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与道路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崇公抑私，而市场经济更加彰显个人權利自由，如果社会主流话语体系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上存在脱节，将会导致现实社会出现二元价值与双重人格现象，当然也会加速理论的认同弱化，因此必须实现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转化创新，处理好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形成独具特色的符合现实国情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7]。还有，我们没有充分借助新媒体采用大众化的形式宣传红色文化理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力与社会群体的认同效果。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的分裂、冲突与融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危机会威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地位，导致人们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缺失。因此，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全球化时代里，我们必须解决红色文化认同问题，满足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需求。
最后，从个体层面上看，红色文化话语体系面临着碎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的解构。随着互联网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涌现的新媒体成为各国争夺文化话语体系的重要阵地，并以强烈垄断式的占有影响着社会个体的生活内容与认知行为，个体的日常生活与价值取向日益碎片化与多样化。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正在被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重塑。湯普森也认为，很难想象今天的社会如果没有不断传给我们各种信息的报纸、网络媒体与各种媒介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8]。在这个民众不断将各种媒介作为自身延伸的碎片化世界与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选择自身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信仰也不断多样化，他们不再将超越自身的所谓秩序神圣化，传统社会下的崇高与权威性的政治教育被无情消解，个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我，红色文化的话语体系被不断消解与减弱[9]。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神圣价值与英雄主义被调侃式地解构，大众化的享乐文化与消费文化加剧了个体的主观臆断，人们的精神世界似乎获得了不受约束的绝对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个体被不断异化的价值混乱与理想虚空的自由，这种自由带给个体的更多的是理想与目标的虚无。碎片化的生活在现实上还体现为个体所主张的新奇与炫耀的消费文化，这种文化形式上商品被替换成一种生活方式或社会认同的符号，通过这种符号可以实现个体的心理满足感并掩饰现实世界的缺失，无节制的物质消费与享受变成了人生的终极目标。这种通过象征式符号操控的更易于为人接受的消费文化具有强烈的隐蔽性，消费者可以在愉悦的感官享受中潜移默化地认同某种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消费文化通过对个体的生活控制给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带来巨大的威胁[10]。
三、变迁社会中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重构
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因此，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重构必须从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在变迁社会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对红色文化话语体系进行时代创新与价值转换，从红色文化话语体系主体、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内容与红色文化话语体系载体三个方面加强努力。
首先，在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主体方面，构建与提升政府与民众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生成机制。美国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认为，话语体系权威的产生与话语主体的身份、形象密不可分，而话语体系的权威性与可信度直接影响着话语体系的效果。在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主导影响着文化建设的方向，首当其冲的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维持我国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守是最危险的失守，如果思想意识领域的话语体系与价值导向出现方向性的滑坡，政权的丧失与社会的动乱就不可避免了。政府应加强思想意识与舆论传播领域问题的研究与判断，不断强化自身主体队伍的政治素养与业务水平，不断增强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的主动性，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与话语表达方式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政府还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建设与管理，完善舆论宣传制度并加强导向管理，深刻认识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性，通过正面客观的网络宣传不断瓦解西化的意识形态思潮，揭露西方社会以救世主的姿态、虚伪的面孔对世界资源市场掠夺的真实面目;通过对国内文化资本市场程序审核与管理为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文化环境，将红色文化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到国民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中、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另外，作为红色文化中能动性、生动性载体的个体在文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民众个体的思想意识与实际行动是对文化最好的诠释。面对不断丰富的现代物质社会、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不断隐蔽的文化殖民策略以及现实社会中的消费与享乐文化异化了个体对红色文化崇高精神的思考的状况，民众应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树立为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使之有序引导规制个体的精神世界，通过不断转换红色文化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营造具有亲和力与吸引力的氛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自觉体现对红色文化价值体系的情感与实践认同。
其次，在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内容方面，推进与转换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现代语境。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只有立足现实，不断创新与转换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内容，不断回应社会才能呈现出持续的生命力。我国语言教育学家罗常培认为，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被这个时代客观现实决定的同时，也在反映着这一时代客观现实的面影。近代西方话语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的发展，但在本质上不断消解着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的民族性与独立性，因此，构建民族的、通俗的、中国化的现代红色文化话语体系非常有必要。新时代我们需要立足现实对红色文化资源重新审视，挖掘红色文化的集体主义理念、民本思想、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共产主义信念等内涵实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包容、天人合一、静悟冥思等理念，结合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局部战争、生态环境等热点问题，借鉴当今国际上在社会治理、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国际话语，吸收具有时代气息的网络与信息话语，融入全球性的现代话语语境减少文化传播中意义的价值失真，不断增强对世界范围内的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在学术文化话语体系创新上，面对西方社会主导性的国际话语体系压力，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体系、研究范式与中国文化研究深度融合，坚持研究当前中国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形成既具有严谨性又具有道义性、既符合逻辑又不失亲和力、既能解释现实又能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不断提升应对西方社会学术殖民的能力。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文化话语体系的理解与解释相对过于抽象，导致传播难以引起认同与共鸣。比如学者吴建民认为，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释有点复杂，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认同，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思考与研究[11]。
最后，在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载体方面，创新与拓展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传播渠道。习近平指出，宣传工作要积极探索破解工作难题的新方式，重点抓好理念与手段的创新。因此，提升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实际效果关键是要实现宣传手段与宣传载体的创新，不断拓展宣传媒介与阵地，既要重视传统媒介的影响力更要发挥新媒体的宣传力，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数字媒体、手机等载体让通俗易懂、积极向上的影视作品有效传播红色文化的意识形态;通过既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精通互联网技术的高层次人才密切关注信息网络发展的新动向，帮助人们消除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知误区，保证宣传阵地在重大问题上不失语，形成资源共享、深度融合的协同文化宣传创新机制。在拓展宣传媒介的同时还要注意增强媒体的公信力，有学者认为媒体公信力就是媒介实际表现与公众的社会期待之间一种契合程度，媒体的公信力对传播效果具有关键与实质性的影响。创新与拓展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传播渠道还可以借助文化产业的载体扩大其辐射力，通过培养红色文化高层次人才队伍、强化红色文化法制建设制度与意识、培育知名红色文化品牌、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的商业运转能力、拓展红色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合作、推动红色文化产业走出国门等途径实现[12]。创新与拓展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传播渠道还可以通过公共外交渠道提升其感染力，通过积极拓展外向型媒体、开发优秀的公共外交资源、强化民众的公共外交意识等途径构建一个多维化、最大与最优化的公共外交体系，不断争夺国际话语权，培育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国际情感与行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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