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十五次(2010年)学术年会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等研究机构，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80多所高校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年会。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之一。学者们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丁堡骏认为，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所谓“里昂惕夫和斯拉法时代”的批判，非但没有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学说，恰恰相反，萨缪尔森的这些表演，充当了这出戏剧中的丑角，其所谓实物量关系分析，不过是一个狂想到不要还原方程就想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分析与斯拉法的实物量关系分析相连接的空想理论。朱宗炎认为，马克思建立了两层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理论，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体系，从本质上概述了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指导意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岳宏志指出，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的前提和基础是雇佣劳动，即劳动的买卖。崔占峰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除了对“时间”和“劳动尺度”的规定外，还隐含着对“劳动”在质和量上“必要”的基本规定。傅泽风指出，最终决定劳动量或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或交换价值。价值增殖过程是凝结工人的劳动的过程。薛韬指出，价值的本质是社会对人类无差异劳动的认同度。并以此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风险投资活动、人力资本的价值等问题。安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了供应链的价值形成和分配。杨立探讨了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彭必源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是特指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不能将其范围任意扩大。在地租理论方面，杨继瑞认为，绝对地租也类似于土地所有权的特殊“利息”，绝对地租来源于利润平均化前的扣除。葛扬认为，地租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为前提的，土地有偿使用实质上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一种形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及成因
与会专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深刻剖析了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专家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全球化特点，不仅使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国际化，而且也使危机发生的条件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及其对危机根源问题分析的思路，为研究、分析当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方法论基础，必须以此为依据，放开眼界，制定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弱化延伸到我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降低危机在我国发生的机率，减少危机的风险和损失。赵学增认为，马克思把经济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内在错误，扬弃了前人孤立考察危机的局限性，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的整体过程去把握危机成因秘密，凸显了他与众不同的理论考察方法与结论。胡钧、沈尤佳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全面、完整、系统地创立了关于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仍具有解释力。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周肇光、程恩富、胡乐明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发生金融危机，并通过构建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维度的V—R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实证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独立性和必然性。唐思文认为，特殊利润生产是经济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白暴力、白瑞雪认为，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逐步下降，致使社会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这种被约束并向下运行的趋势构成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基本原因。马怀礼、马艳等认为，计划调节和价值调节可以缓解经济危机，但是只有个别劳动能够转化为社会劳动时危机才会消失。郭殿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表现为生态危机，他分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绿色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力和局限性，并指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与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实行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袁正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最大障碍，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要想拯救生态危机，就必须放弃资本主义发展思路，走社会主义道路。黄新初认为，当前深化《资本论》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必将为我国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二是必将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三、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方面，与会专家对“中国模式”、收入差距、劳资关系、节能经济、国企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业问题等都给予了关注。丁任重、郭洪涛认为，中国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使得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学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还认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世界各国在各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多种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并存的现象，我们应当积极地研究、吸收和借鉴。李炳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应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贯彻到完善“中国模式”全过程，从而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理论，可简称为“人本模式论”，从而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陈维达认为，当前我国的社会利益结构体现着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既表现了一般市场经济利益结构多元性、差异性、倾斜性的特征，又表现了公有制模糊、利益行政化和过渡性这些中国式特征。利益结构失衡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波动和宏观调控出现不同效应的重要因素。张良、何易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自发力量与政治决策相互作用、演化博弈的过程和结果，自发力量的累积、演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政治支持，政治决策设计出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两者在经济发展目标上达到一致或契合，从而取得较好的经济发展绩效；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来趋向主要取决于政治决策者行为与自发力量实力之间的互动。
在对市场经济的探讨方面，胡世祯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突破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只是对私有制经济的羞涩表述而已。任
洲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类“第二大(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张作云认为我国目前有“私有化倾向”，应该予以抵制。张昆仑对六种经济体制进行新的探索。在构建节能经济方面，李成勋提出要特别关注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形成财富的原始要素，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倍加爱护土地、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王岩认为应着力构建使低碳发展内生化于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和机制。在就业问题方面，李保民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城乡就业一体化理论，创新城乡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机制，化解城乡就业矛盾。在收入问题方面，郑贵廷、陈晓君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过大过小都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康静萍认为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并认为保证工会的独立性是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的根本途径。刘凤义运用马克思的“关系分析法”指出，和谐劳动(劳资)关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国企改革方面，王中保认为，完善全体人民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监督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是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取向。韩文龙认为，现有的国企改革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竞争环境理论都不能完美地解决国企的本源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第三种方向，即社会企业方向。
学者们不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应用，还积极吸纳现代经济学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中形成的有益理论、经验，并利用了计量经济学验证结论。政治经济学兼容并蓄的趋势已凸显出来。
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科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基于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中国化，以使其更富有时代性和适应中国国情。刘方健认为，应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富国”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探求中国社会由“富国”转向“民富”的原因，阐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揭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和未来发展趋势。应通过分析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演变过程，阐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本主义扩展，提出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观。应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角度，对这一经济发展观进行审视，展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未来构架。颜鹏飞指出，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为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分析工具。杜辉在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历史沿革梳理的基础上，根据目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现实背景，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三个方面，即，从政府、收入、农民工和农业的角度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以保持其发展性；从学科的局限性、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转型期对理论创新的诉求角度开展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以保持其开放性；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历史延展、数理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以及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的角度客观选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保持其科学性。缪国亮认为，应积极探索把《资本论》原理融入经济学原理教材。黄铁苗认为，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经济学一直研究节约问题。当代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深入研究节约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深入研究节约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节约问题；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节约问题。因此，应该创立以节约为中心范畴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将节约范畴贯穿于各部门经济学，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节约问题，探索节约和浪费规律，以达到消除浪费、实现节约的目的。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讨。郭广迪提出，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是比较客观的，评价也是比较公正的；了解他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对待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对于全面把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武建奇认为，“最大化”理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体系，“软稀缺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最大化”思维的理论前提，市场经济是“最大化”思维的体制支撑，竞争把“最大化”思维变成行动，而人类生存的不可持续性则是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理论、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行为的综合后果；摈弃局部“最大化”思维，树立“可持续生存”理念，探索非市场决策∞资源配置体制，将是经济学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贡献。唐思文指出，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是由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等三个规律决定的，是不科学的。经济危机将会逼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即以私人特殊垄断利润生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必会和以国有特殊垄断利润生产为主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殊途同归。
本次会议的召开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有深刻的解释力，马克思主义没有被边缘化，并又兴起了另一股高潮。中国的经济学正在经历从“寻找马克思”到“回归马克思”，从“重构马克思”到“马克思重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更具有了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在研讨内容上，不仅有传统理论的运用，更有从新视角进行的阐述论证，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与创新。在研究群体上，不仅有学界的老一辈权威人士不知疲倦地研究，也有中年学者孜孜不倦地探索，还有青年工作者不落窠臼地尝试，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更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然会在中国继续繁荣。
责任编辑：蔡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