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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对中国问题研究热点聚焦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5-25 19:25:14 点击: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中俄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俄罗斯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兴趣愈加浓厚。目前,俄罗斯的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思想以及中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了解俄罗斯学界研究中国的情况和相关信息,可以为国内研究者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俄罗斯学者;中国问题;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6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4)01007405

    2013年7月4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斯米尔诺夫研究员做客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他用流利的中文向与会者介绍了当前俄罗斯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斯米尔诺夫曾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当代历史与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达7年之久,对俄国境内的中国问题研究状况了解全面。因此,他的讲座信息量大、观点鲜明、见解独特,基本上反映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主流观点以及俄罗斯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和动态,使我们对俄罗斯的中国问题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得到很多启示。经本人同意,我们将斯米尔诺夫在交流会上的讲话记录加以整理,也参考了他近期的研究成果,供国内学者参考。

    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 Д.А,1952- ),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够熟练运用中文交流。197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1985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86年、1990年、1998年先后在中国的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修。现任俄罗斯远东所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心中共问题研究室负责人。近年研究成果侧重于中国现代化思想、中国政治理论、邓小平理论、中国国内政策等,发表学术文章及著作近百篇。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三个代表”思想:中国国家理论发展新阶段》等。

    一、俄罗斯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

    在俄罗斯,政府和大学建立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机构,这些学术机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园地,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其中较有影响的是:

    (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

    根据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命令,1966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建立,它拥有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专家约120位,是俄罗斯最大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俄罗斯与中国的全球和地区利益;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中国台湾问题;亚洲国家的领土问题;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与法制;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史的基本问题;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政治史的基本问题;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进程;世纪之交的中国文明——传统与现代化。

    十年前,远东所又建立了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的中心,主要研究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五国的一些问题。最近随着东盟地位和作用的凸显,组建了越南和东盟中心。学者们还注意到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尤其是经济、政治和领土问题,中印关系的发展。远东所每年组织国际研讨会,研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历史和东亚文明区域的发展。还有对中亚地区、俄中合作互动、中国外交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另外,还对中国与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关系,特别是中俄的关系、中俄关系的历史、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亚太地区的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是俄罗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也是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时间最长的机构之一。东方研究所下设中国问题研究室,主要的汉学研究工作都集中在中国问题研究室,许多知名汉学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研究室有远古和中古研究组、近现代史研究组和意识形态文化研究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史前社会、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社会问题、中国传统的国家制度、中国传统思想和文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等。研究室还翻译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文献。除几位学者研究当代中国、中国近代史,大多数学者侧重对传统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的研究。

    另外,圣彼得堡分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中国学研究中心亦是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机构,重点研究传统中国的文学、历史,尤其是明朝、清朝的历史。

    (三)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也是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这里师资力量雄厚,有250名教职工,其中30位教授、70位副教授。学院还专门聘请了国内外学术机构与科研机构的专家进行部分课程的讲授。亚非学院下设18个教研组,有部分研究生研究中国历史、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政治以及中国干部培养及体系的问题,也有的研究中国对华侨的政策等。亚非学院培养了大批活跃在俄罗斯国内学术界的中国问题专家。

    此外,新西伯利亚大学东方学系也在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据斯米尔诺夫介绍,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文明、中国语言有很大兴趣。俄罗斯的一些大学,近几年来组建了研究会、研究中心来研究当代中国。

    二、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谈到俄罗斯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时,斯米尔诺夫指出,大多数俄罗斯学者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涉及的领域主要有: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在俄罗斯,对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远东所,这里的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所、中共研究室和中国政策问题中心有相关研究。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是: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远东所的学者认为,中国走的特色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搞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的。在他们看来,与中国改革相比,戈尔巴乔夫虽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因为他太多地听从西方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提高经济改革的同时,改变了政治体制。1988年修改宪法,取消苏联共产党在国家的核心地位,提出苏共的权力是否合法需要民众投票等重大问题。结果,苏联崩溃了,而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全国的稳定。

    2.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俄罗斯有很多政治派别,特别是自由派有很多的支持者,在中国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及其走向这一问题上,各派都十分关注,并存在不同意见及态度。对最高层领导班子的设置问题,如谁为总理,谁为副总理,他们代表谁的利益等非常关注。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和成就问题上,斯米尔诺夫指出,有的学者,全部否认中国共产党、否认中国民主,认为中国的发达,必须靠接近西方发展模式来实现,但这是少数。多数学者认为,应客观研究中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施的改革开放、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都要给予客观对待和研究。大部分学者支持俄罗期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应该向中国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

    3.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

    对中国社会的评价,俄罗斯学者总体认为是很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两极分化;问题之二是中国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毛时代较简单,现在出现中产阶级。这是否是社会主义,或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是利用毛、邓、马克思、列宁名义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他们的观点存在争议;问题之三是中国的发展到底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还是官僚的需要,亦或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问题之四是中国社会的贪污腐化成为导致中国政治、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危险因素。

    综合上述情况,斯米尔诺夫指出,俄罗斯学者评价中国社会发展时,因代表不同的政治派别,也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自由派则取完全否认中国发展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们也承认中国取得的成绩,也认为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自由派眼中,中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条的国家,中国没有民主。但这种观点不是主流。

    斯米尔诺夫认为,对于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恰当公正的评价,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要用新的态度、新的方法来研究,而不能按自由派那样简单处理。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详细地介绍了俄罗斯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烈讨论。其中既有对中国经济发展成绩的肯定,也指出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和2005年,都有人预言中国经济将会很快崩溃,但是2008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中国差不多是损失最小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依然很快,中国有自己的模式,证明了“北京共识”是成功的。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始终保持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发展速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切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方针是正确的。大多数俄罗斯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好的潜力。

    2.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斯米尔诺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全体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体系网络的组建很不完善,还有很大的环境保护问题。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有难度:首先,恢复老百姓正常的生存环境、禁止不合法的运转、保持老百姓的健康都需要很多资金;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具有高级教育水平的干部、专家、学者,缺乏一些现代化的发明,将来应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以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方面。他又强调,俄罗斯学界认为,中国如果不能保持很高的速度发展,会引起社会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是客观的,但又不能发展太快,解决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需要时间,还需要投资。从经济发展来看,这些问题很复杂棘手,需要用综合性的态度来分析。

    (三)关于毛泽东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对毛泽东研究很少。主要成果是潘佐夫对毛泽东的研究。潘佐夫对毛泽东做了深入的文献研究,他专门到北京,看材料,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对毛泽东的生活进行生动的描述。他的《毛泽东》一书,可以说是俄罗斯学术界一部对毛泽东研究最全面的著作。斯米尔诺夫本人在《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中,对毛泽东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俄罗斯学者目前不太专门研究毛泽东,在论及相关问题时,也会涉及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数学者热衷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或研究当代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他们认为毛泽东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在斯米尔诺夫看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对毛泽东的研究一定要继续下去、一定要发展。

    (四)关于邓小平的研究

    作为研究邓小平的专家,斯米尔诺夫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下属的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理论思想。此外,远东所下属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也专门对邓小平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和理论进行研究。仅仅在远东所,从事邓小平思想理论研究的专家就有十五六位,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等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颇有造诣,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著。

    斯米尔诺夫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邓小平。他认为要研究好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必须研究邓小平,邓小平对现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只有对邓小平进行研究,才能弄清他是如何带领中国走出贫困、摆脱落后的,才能探讨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经验。

    新世纪以来,斯米尔诺夫多次来中国交流访问,在接受《国际先驱报》《百年潮》等报刊采访时都谈到了邓小平。在他眼中,邓小平具有谦虚朴实的品质、杰出的工作才能、过人的智慧和强大的政治意志。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邓小平思想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切从“国家发展”的立场出发;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他所提出的口号是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不论在政治思想领域、教育科技领域,还是经济等领域的改革,都是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此外,邓小平为解决中国的统一大业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外交方面,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

    另外,他还谈到俄罗斯人对邓小平的态度,他说各种政治力量对邓小平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对邓小平是非常崇敬的。可以说,所有俄罗斯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邓小平、尊敬邓小平,因为谁都不得不承认他所取得的成绩。有些自由派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他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资源相对贫乏,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俄罗斯却没能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实行的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已成为一个在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领域全面发展的大国。

    (五)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后,阐发了他独到的见解。斯米尔诺夫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既有国内现实因素的影响,也有国外因素的影响。从国内因素看,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20年后开始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进入与以往的社会心理和思想道德氛围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环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必然会重新思考执政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领导方式和方法,以及能否适应业已形成的新的客观现实,并起到推动作用的问题。从国际影响看,在制定“三个代表”思想时,也注意和考虑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

    在斯米尔诺夫看来,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体制内的腐败和堕落以及信仰危机,体制外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经济因素综合状况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能否满足社会阶级的利益。面临“执政党威信的严重挑战”,在新世纪确立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一种“客观必然”。解决合法性的途径有四:一是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和特点来不断完善思想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整合;二是发展和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三是完善政治体制和机制;四是遏制党内的腐败和堕落。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被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纲领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六)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对科学发展观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直接领导下、中共十六大后开始研究论证的。科学发展观拒绝追求经济指数的数字增长,而是要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发展,要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平衡、协调发展,经济效益和资源保护优先之路,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解决长期积累的重要问题,消除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他看来,“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现代思想理论纲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作为党的领袖胡锦涛的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传统和思想理论现代化的道路。

    (七)对中共十八大的研究

    斯米尔诺夫指出,十八大的召开强烈吸引了俄罗斯学者的目光,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十八大和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评价很高。如季塔连科院士认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形成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中国特色文化和精神价值体系,实现中国建设目标。他说,当下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遵循时代条件的变化,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十八大的召开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统一团结。十八大将延续俄中友好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中俄两国共同繁荣的目标。

    除了留意十八大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关内容以外,新一代中共领导层的产生也是俄罗斯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对于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层,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共新领导层的产生是一个多赢的结果,相信在新领导人的率领下,中国会有着光明的前景,而这对于俄中关系未来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有着积极作用。对于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取消官僚主义、呼吁改变工作作风的政策,俄罗斯人很赞同。

    俄罗斯学者的基本态度是,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八大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将更加广阔,中国发展前景将更加美好。

    (八)关于中俄关系的研究

    俄罗斯学者认为,目前俄中关系是友好的。斯米尔诺夫强调,邓小平对中俄关系的友好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说“两国之间关系紧张,使双方都消耗了巨大而宝贵的力量和精力。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双方都向关系正常化方向迈出了试探性步伐。1989年两国正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在与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讲到,我们应当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是原则性的一步,它对双方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斯米尔诺夫谈到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把俄罗斯当作中国的第一访问国,说明中国看重中俄关系的重要性,这对双方关系的发展有利,可以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他们看到今天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农业发展速度很高,俄罗斯把中国当作第一个外贸伙伴,对于这些老百姓心里也很清楚。

    此外,俄罗斯很多学者还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对此有专门的研究。如三农问题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过程等。远东所的经济学家、中俄关系的专家注意到中国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边境贸易、双方的经济贸易的交流,已经通过几个主要的研究报告来促进俄中合作和经贸合作。

    三、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态度

    斯米尔诺夫特别谈到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和导向作用。他指出,俄罗斯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可以部分地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主要有关注、支持中国和妖魔化中国两种态度。

    斯米尔诺夫认为,目前在俄罗斯除了学术界对中国问题高度关注外,俄罗斯的媒体也不断关注中国的发展。多数媒体是支持中国的,认为中俄需要全面的友好关系,如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等方面。俄罗斯一定要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互相帮助,俄罗斯在美俄关系处理方面要依靠伟大的中国,他们注意到了俄中发展和俄中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大部分电视节目支持俄罗斯政府对中国友好的最高政策。

    斯米尔诺夫指出,确实有一些党派,他们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亦或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停留在过去,他们至今还在疑惑“中国是否全部老百姓能吃饱?是否都有住房?老百姓的住房与俄罗斯比较,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依然很落后,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斯米尔诺夫强调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有的媒体节目,在老百姓不知道真象的情况下只选择一些中国有问题的内容播出,如报道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农民从事贩毒活动,或是在利用俄罗斯的资源发财。这些媒体要求政府取消这些不合法的流民。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里面有不少是极端的伊斯兰教徒,并不是中国人。这种节目的播出,无疑会让部分不明真相的俄罗斯民众对中国产生不好的印象。

    总的来说,斯米尔诺夫认为俄罗斯学界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并就很多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俄罗斯的中国学发展的很广、很深。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斯米尔诺夫看来,语言的障碍可以说是重要的阻碍因素。他说因为俄罗斯学者用俄语发表文章,又很少被翻译,这是很大问题。最近10年之内,不少俄罗斯学者也用英文作报告。如他本人近年在一些研讨会上用英文作报告,题目分别为《邓小平到南方的1992讲话》《毛泽东的新民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分析》,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到法、美、日等国也用英文作报告。其中有些学者水平不太高,这些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这种情况坚持下去,定会对国际社会准确了解俄罗斯学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梁怡:《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与中国问题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孙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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