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良性政治生态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良性政治生态既需要制度，也需要文化，制度是“硬件”，文化是“软件”，两者互相兼容、相互匹配，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共同推进政治生态的良性演进。在推进有中国特色先进公民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努力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转换政治心理角色，实现由传统政治文化转向现代公民文化。为此，必须着重从培养公民的政治主体观念、法治观念、政治参与意识、政治监督意识和政治宽容品质等方面入手，大力加强公民文化建设，为良性政治生态的有序演进营造健康的“软环境”。
关键词：政治生态；公民文化；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公民文化；法治观念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5-0010-05
腐败问题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反腐败必须从多个方面着手进行，其中，营造良性的政治生态乃是根本之道。习近平对构建良性政治生态问题非常重视，中共十八大以来，他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多次阐述。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次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1]可以说，优化政治生态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是反腐倡廉的当务之急。构建良性的政治生态有多重渠道、多重手段，其中推进公民文化建设对构建良性政治生态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是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软件”。所谓良性政治生态，对当今中国而言，是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 “三清”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上的“青山绿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仅仅依靠制度的硬性支撑是难以为继的，还需要以社会公众政治心理的自主转化为基础，从传统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公民文化。本文试从现代公民文化的视角对建设良性政治生态的对策做一分析。
一、政治生态与公民文化的内涵及其现状分析
1.政治生态的内涵和我国政治生态的现状。政治生态（Political E-cosystem）是建立在生态学理论基础之上，将生态思维与政治实践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理论范畴，是以生态学原理、方法与观点来对政治活动及其现象加以解释和分析的结果。最早对这种理论方法进行阐释的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他把政治活动及其社会环境看作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他指出，“从政治系统内部组织来看，它与其他所有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关键性特征，即它对于自身在其中起作用的条件作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确实，我们将发现，政治系统积累形成了借以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运用这些机制，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立自己的基本目标。”[2]22可见，在伊斯顿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系统，政治系统“处于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包围之中”，[2]20并且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适时调整内部结构、改变自己的行为、重新确立目标从而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要正确理解政治生态的内涵，必须从系统关联性、有机整体性、变革互动性等特征上加以分析。这种分析架构是基于以下三个视角来对政治运行走向进行把握，并对政治转型与政治形态特征的内在逻辑给予揭示：一是动态分析的视角，即以政治要素间的互动和走向变化为重点，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政治由各种相互联系、彼此制约、频繁互动的政治要素结合而成的自适应系统，社会、历史与文化等政治“外生态”要素与政治“内生态”环境彼此影响，并且政治内外生态环境之间不停地进行各种信息与能量的交换。二是“虚体”（无形）分析，即以“场态”分析为重点，环境有环境场，生物有生态场，政治生态当然也有一种“场”，即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的政治生态场，这些要素看不见摸不着，但对政治系统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决定着政治基本走向。三是静态（“实体”）分析的视角，即以政治的结构功能为分析重点，主要是以联系的观点和整体的角度对政治制度、体制与政治生活加以研究。
政治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既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也不只是为了以部分政治要素与个别政治现象的分析为切入点或是与传统经验主义加以区别而专注于审视政治的视角切换，而是重点把政治体系及其运行视为一种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并且把它放在处于各种复杂系统包围之中的且受到“来自于其他系统影响之下”[2]20的自适应系统，由此把政治归入到社会、文化、自然等系统内，并以有机体之间固有的联系与运动规律为原则进行考察研究，这是以一种非政治的视角来观察分析政治形态与政治运行，以期从自然、社会与政治生态中找到相互兼容的形态特征，积极汲取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有用机理，推动政治生态系统向良性方向演进。尽管在社会政治系统内难以简单地对自然生态运行原理加以机械性复制，但我们可以以自然生态系统如何保持动态的平衡并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为参照，来对当前我国政治生态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观照和反思，探寻一条构建良性政治生态之路。
我国当前政治生态在强力反腐推动下朝着总体趋好的方向发展，对当前政治生态的整体判断是：“我们制止了政治生态恶化的趋势，党风政风实现了初步好转，但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3]在我国衡量政治生态优劣的根本标准首先应看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执政党，所以整个政治生态由党内政治生态决定。当前我国政治生态的问题首先表现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关系不健康，其在现实党内政治生活中有一系列表现：第一，人身依附关系表现得非常典型。党内的“四风”问题、官本位思想归根结底还是权力依附造成的结果，以权力为中心，一切向权力负责，即向权力赋予者负责，导致为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眼睛只向上看，而不向下看，维护好了与上级的关系，就保住了乌纱帽，并赢得升迁的机会，党内关系不正常都源于此。第二，官本位思想浓厚。官本位即以“官”为本，把做官当成人生意义的最大体现，把人生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寄托在官职的大小上，这种思想观念造成的危害是，让民众都以“官”为中心想问题办事情，个人价值的直接体现都与官位挂钩，好像如果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或者没有混得与行政机关中某个行政级别相当的待遇，此生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思想认识早已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行各业中。第三，产生“四风”问题的土壤依然存在。中央反“四风”虽然取得相当成效，但近来少数党员干部又开始变着法地吃喝玩乐，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现象没能彻底遏止。干群关系虽然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期间得到大幅改善，但没有体制机制作保障，极易导致风头过后，一切如常，当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正在乔装打扮，以新的面貌悄然出现，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