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衡量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是一个国家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与自由选举，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自己的国情设定的民主标准，但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否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保持高效率和社会稳定，是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设定的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提出的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八条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标准问题的制度化成果。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探索，为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提出崭新的中国方案，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民主标准 自由民主制 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7.008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剧烈演变，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持续扩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民主化的失败，以及美国政治体制自身问题的不断暴露，民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要思考的首要问题是，民主有无标准？如果有，包含哪些内容？对此，中国人以自身和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为鉴，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西方国家设定的民主标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可谓目不暇接。东欧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余波尚未消停，始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使中东北非地区动荡至今，看不到尽头。它们的共同点是民众起来推翻现行所谓的独裁政权，追求所谓的民主。“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尽管均是由当事国的国内问题引发，但也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竭力推销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乃至政权更迭方案不无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策动的‘阿拉伯之春’，就是鼓励当地人民用暴力推翻现行政权。符合西方利益的就是民主，不符合就是不民主，就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推翻现政权，根本就不管这些国家老百姓的死活。”①在陷入政治动荡的泥淖不能自拔之际，“民主”这个概念，在中东地区大部分人那里，变成了美国霸权的象征。
西方民主“失灵”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否决政治”所导致的政治衰败。上个世纪90年代，福山提出了备受争议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但在20多年后，福山不得不承认，“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的美国，与其他民主政治体系相比，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②政治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多党竞争与三权分立体制。在利益整合与代表方面，这种体制使得政府“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③在决策方面，“诸个否决点好比把沙粒扔进齿轮，即防止了车轴前转，又阻止了它往后转”④，这使得政府“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⑤。福山的结论是：“无法实施有效统治的问题也临到了美国自己头上。它的麦迪逊式宪法，特意在各级政府设置制衡以防暴政，如今已变成否决制，一旦与政治极端化结合起来，证明无法有效朝前走或向后退。……美国政府很难再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⑥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政治。在这方面，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很有代表性：“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⑦，不存在“可以有说服力地称为代表人民意志的东西”和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的东西，⑧现实中所存在的只能是选民通过一定程序选举决策者的机制和过程，因而“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⑨精英政治的必然结果，是资源分配不断向掌握了权力、资本、知识的精英阶层倾斜，是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的无力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选举投票率的不断下降，可以视为人民对精英政治的无声抗议。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即时通讯工具的革命性突破，长期被各类精英垄断的权力格局，正在被撕开一个口子。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胜出，菲律宾大选杜特尔特的胜出，尽管夹杂着不少民粹主义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生活在最底层、沉默的多数人的不满。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政治上的变异能从根本上颠覆根深蒂固的精英政治吗？
熊彼特把民主视为人民通过选票选择政治精英的方法。达尔提出衡量民主的五项标准是：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⑩达尔提供的标准，貌似客观中立，但实际上是也是以多党制、自由竞争选举为基础的，这在他对“没有什么政治制度”在塑造民主国家上的作用能“比得上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分析中清楚可见。⑪事实上，他视“列宁主义”为“民主剩下的惟一的、也是一个极权主义敌人”，认为中国这个“有着四千年灿烂的文明历程”的、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来没有体验过民主”“至今还没有实现民主”，⑫“在21世纪即将上演的重大历史剧的结果将表明是否中国的非民主政权能够抵挡由市场资本主义培养的民主力量”。⑬遵循熊彼特和达尔的传统，亨廷顿更直接地指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被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益所要求的政策。这些品格也许使得这种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这种政府不民主。”⑭大部分西方民主理论，都把自由竞争选举、多党制或两党制，当作民主的核心特征。基于欧美历史与经验的特定民主模式，被普遍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标准。但如果亨廷顿所说的是事实，那样的民主对于人类还有什么吸引力？
依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中国政治自然属于非民主政治。福山认为：“中国目前是威权的体制，在这里没有竞争性的选举，没有可以自由批评政府的反对力量，所以它是一个威权体制的国家。”⑮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主要体现在“有一个高质量的威权政府”和“不受与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相伴而生的法治或民主制度的制约”上。⑯福山承认，“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体中，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进化模型的观念，提出最严重挑战的是中国”。⑰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也面临来自体制内部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挑战。在体制内部，“决策效率很高”，或者说“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的优势是假如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是好的、高质量的”，“但问题是中国如何保障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是高质量的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⑱在社会层面，不断增加的受过教育、拥有相当财富的新型中產阶级，“产生参与要求”“却得不到现存政治体系的接纳”，“它的表现就非常相似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增长放缓和面临危机的时候”。⑲鉴于此，福山认为中国的体制并不比自由民主制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