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所谓政治知识化，就现象层面而言，指的是存在着政治生活的现象、经验不断理论化、社会化的认知机制；就本体层面而言，指的是政治本体的知识建构性。现代民主政治的确立，推动了政治领域逐步由神秘性走向公开化，由经验性走向科学化，由精英型走向大众化，成为人们可知、可识、可与的为我之物。政治知识化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又离不开政治知识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革命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政治知识化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
关键词：政治知识化；民主政治；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1-0003-07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政治领域必将由神秘性走向公开化，由经验性走向科学化，由精英型走向大众化，即必将经过理性知识的考量，成为人们可知、可识、可与的为我之物。政治知识化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离不开政治知识化。因此，政治知识化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
一、现代民主政治是知识政治①(注：随着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概念的出现，国内外随即有人提出“知识政治”的概念。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知识政治的论述（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页）。在国内，洋龙、韩旭的《知识政治：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是国内较早讨论这一问题的著述。本文仅仅为了表述方便，在民主政治与知识具有内在联系意义上使用该概念，并不作为一个范畴来使用。如果就知识政治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形态而言，这一概念显然还不够成熟，实际上，就连知识经济这一概念也未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另外，知识政治这一概念也无法传达政治知识化所具有的特性、转变过程等丰富含义。)
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治领域都极具神秘性：要么是被罩上神圣的光环，要么是充满了夺权斗争的血腥色彩，要么是统治权术的不可言传，要么是尔虞我诈、落井下石的阴谋博弈，政治领域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是不可企及、不可洞观、无可逃避、更无法驾驭的自在之物。然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不可逆转地改变这一切。随着民主越来越成为一种神圣价值，政治领域也将不断地由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导致这一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基于知识的重建，是政治不断知识化的结果。所谓政治知识化，就现象层面而言，指的是存在着政治生活的现象、经验不断理论化、社会化的认知机制；就本体层面而言，指的是政治本体的知识建构性。换句话说，政治知识化不仅有借知识“识”政治的一面，更有将政治建构成知识、转化为知识的一面。政治知识化表明，知识对于政治来说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政治领域的本体，即政治是人类运用自身的知识所从事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普遍到来之前是无法被揭示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原来一直被各种理论学说弄得极度混乱让人一头雾水的国家，其实质竟是如此简单！——所有的政治统治形式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只不过人们在制造出这些东西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事情的本质，施加了层层迷雾。而民主政治意味着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一切，这样，政治领域的一切神秘性就不得不消失了。
其实，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古希腊城邦，人类对政治的理解一开始就是与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关于哲学王城邦的理想表明了城邦政治与知识的内在联系。哲学王城邦意味着政治领域是基于知识建构起来的，体现的是人类对某种实践生活的追求和理想，而不是基于权术斗争的经验，更不是赤裸裸的利益追求。对此，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政治学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2］可见，古希腊城邦追求的是知识政治，而不是权力政治和利益政治。当然，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是有极大局限性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妇女、儿童、老人以及外邦人和奴隶都不能参与政治，为此，城邦政治还不得不编制戏剧、神话等各种各样“高贵的谎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为了建立理想城邦而编制的政治谎言称作“高贵的谎言”。），政治与知识的联系还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与神秘性。
随着城邦政治的瓦解，政治与知识的金质纽带开始断裂。由于民众日益远离政治，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不可逃避的灾难被迫卷入政治，政治日益成为一小部分社会精英人物的专利，于是，政治日益沦落为权术斗争的领域，成为一种密不可宣的统治术。这一断裂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漫长，以至当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在15世纪大声宣告：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3］时，无论是惊恐，还是欣喜，人们不得不惊呼他说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最后，当休谟在18世纪指出，一切政治的基础都是意见而不是真理，政治仅仅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时，已经不再有更多的怀疑，真理已经变成常识了！
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各种工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民主化的时代开始到来。一个极富远见的法国贵族在观察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后指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4］（第12版序P1），“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4］（绪论P8）。的确，在这个典型的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学如雨后春笋迅速地繁荣起来，政治与知识的金质纽带再一次被连接起来，它表明民主政治与知识化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民主政治的普遍到来必然意味着政治的知识化呢？
首先，民主政治把政治生活从天上拉回人间，改变了人与政治的关系，为彻底消除政治权力的神秘性并为人类对政治现象的客观研究提供了认识前提。民主政治的观念使人类对国家等政治现象的思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开始从人的眼光看待国家，致力于寻找以人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政治权力来自人而不是神的观念，为现代政治的透明化、公开性、制度化提供了文化基础。寻找好的国家形式曾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和政治知识得以繁荣的重要动力，政体研究构成了古希腊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民主价值的确立，这种研究不是多余的就是相当困难的。一切专制政治之所以千方百计为政治活动罩上一层神秘面纱，就是因为统治者深知，政治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必将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不利于统治者在政治博弈中获得绝对优势。他们厌恶这种刺探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活动的性质与根源的行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所说，“政治学在专制国家实际上是荡然无存的。”［5］
其次，民主政治实现了主权和治权的分离，一劳永逸地确立了权力的最终归属，把最高政治权力从具体的统治者身上剥离开来，使之寄托在抽象的制度上，改变了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为现代政治的制度化提供了契机。牟宗三先生指出，在专制制度下，政权是靠打江山打出来的，权力为专制君主的私物。既然打得来，就必然夺得去，政权既然被看成可以打、可以取的东西，就毫无“道理”可言，关于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也就无法探讨［6］。由于治权跟着政权走，治权的知识化积累也常常中断，大多成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无法言传的官场经验。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最高权力永远属于人民，人民与具体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政治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关系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才能得到确认和执行。这样，人与人的关系转换成了人与制度的关系，政治生活就越来越具有规律性和可预见性，成为可以认知和把握的为我之物。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石，反映的正是人们对政治生活可认知性的深刻信念。
再次，民主政治分离主权与治权的思想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现代公共管理独立出来，促进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现代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私人行政的地方是它与现代主权观念的联系。按照这种联系，国家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现代大众社会的需要，公共政策是满足这些需要的基本手段。然而，在最高权力或几乎所有政治权力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情况下，社会是私有化的国家剥夺的对象，国家一般不考虑社会发展的需求，只有在政治权力陷入根本危机时，才会认真回应民众的需求。现代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如黑格尔所说是一个“需要的体系”，这一体系是不断发展的，识别、协调、引导、满足这些社会需要，构成了民主国家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政策的演进无疑促进了公共管理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的发展，进而推动这些学科构成了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民主政治确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变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开辟了现代学术与公共批评的文化空间，成为政治知识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国家最高权力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观念，为公众对政治的监督和批评提供了道德文化基础。政治权力既然为大家所共有，自然可以为大家所研究和讨论。此外，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现代政治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化，使得政治领域的知识主体摆脱了狭隘的阶级限制，政治知识的衍生、传承和流变摆脱了政权更替的干扰，于是，政治知识的积累具有了更加稳定扎实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由于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分离，市民社会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学术探究有了制度和物质上的保障，形成了政治知识正常的创新和发展机制。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正是市民社会的兴起，最终打破了政治权力对知识的垄断，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才使得政治科学第一次成为可能［7］。
二、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离不开政治知识化
现代民主政治的出现促进了政治知识化，反过来，政治知识化又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无论是民主价值及其理念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确立，还是民主通过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度得以实现，以及支撑这些制度正常运作和发展的公民文化基础的培育，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都离不开政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首先是民主价值及其理念的确立离不开政治知识化。人类一切政治形态的演变，归根到底是关于政治生活的价值理念的演变；民主政治不同于其他政治形态的关键，在于对政治的目的及其价值的不同理解。因为政治不外乎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体现的正是人们对某种目的和价值的追求，政治价值构成了政治的本体，所以没有价值观念这个本体的变化，政治形态的变迁便是不可理解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价值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最初也是由一定的知识转化而来的。一定的政治价值往往是对一定政治生活丰富内容的浓缩，因此，价值理念必然成为知识的提炼与升华的逻辑后果。
关注政治本体是政治哲学知识的特有使命。一切民主政治的时代都是政治哲学繁荣的时代。政治哲学把政治建基于理性的考量上，通过对一个个政治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思辨和批判，使得政治的本质像“金鱼缸”一样被人们看得透彻，由此，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才得以深刻而稳定。古希腊、罗马人涉足政治问题伊始，就不断从哲学的高度提出关于政治本体的命题。古希腊的智者们关于“正义”、“城邦”、“政体”、“德性”、“公民”、“善”、“法治”、“灵魂”、“理性”等基本政治理念的反复辩论、剖析，本身就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法律”、“责任”等基本政治概念的提炼和阐释，也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内容之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更是离不开一系列哲学概念的辨析和争论，包括“主权”、“人权”、“法治”、“社会契约”、“分权制衡”、“正义”、“自由”、“民主”、“平等”、“福利国家”等等。从启蒙思想家对自由、民主、博爱的歌唱和向往，到法兰克福学派对政治意识的呼唤，到新共和主义对公民美德的重塑，到罗尔斯政治哲学对政治正义的关注，再到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思想家对整个现代政治的重构，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民主政治的初步确立和巩固，还是克服民主政治的异化以寻求新的发展，政治哲学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思想维度。针对基于卢梭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有人提出“哲学对于民主政治是一种危险因素”的观点，休谟曾经指出，真正的哲学或者说彻底的哲学其本性是理性的、温和的。法国激进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负面影响，与其说是由哲学的本性带来的，不如说是那种哲学自身所带有的宗教和迷信色彩，这种宗教和迷信色彩正是当时的哲学家没有能够把理性贯彻到底的缘故［8］。
其次是民主的制度化离不开政治知识化。政治知识化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建构基本的知识原理，为民主制度的创设提供知识基础；通过知识创新，克服制度运作过程中发生的制度损耗；通过规范与经验的互动，克服制度的异化。现代民主制度大多基于人们的理性设计，或者对特定传统制度赋予了理性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化本身就是知识化的根本体现。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向建构制度的知识原理转化的直接产物。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理念和理论构造，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才能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19世纪至20世纪一批政治思想家的努力，启蒙思想转化成了一系列建构现代政府制度的知识原理，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些基本的知识原理包括：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原理、分权制衡原理、法治原理等。具体而言，基于人民主权原理的制度主要包括为政府提供合法性的成文宪法与基本人权制度、权力和平移交制度、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等；基于代议制原理的制度主要包括普选制度与政党制度等；基于分权制衡原理的制度主要有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以及人民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分离等。
民主制度的建立并非一劳永逸的事，由于时代变迁以及民情的不同，必然发生制度损耗与制度异化，只有不断创新制度，并且结合知识体系的更新，民主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美国思想家杜威认为：“每一代人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建构。”［9］所谓制度损耗，就是制度在运作过程中，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它的部分功能失灵，制度日益成为空壳的现象。民主政治是一种人民能够实现政治参与的优良制度，正因为如此，一旦它创造出来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然而，人民在选择和创设民主制度时大多凭借一种革命或改革的热情，对于现代民主制的复杂性大多缺乏足够的知识体认，对于民主制度得以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努力大多缺乏精神准备，在这种热情消退后，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就会发生困难。所谓制度异化，则是指制度的实际功能和作用违背了创设制度的精神和目的的政治现象。制度异化是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工具性和形式性，即任何制度本身都只是一种形式和工具。既然是工具和形式，就可能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制度的两面性又根源于制度本身的系统性、复杂性以及操作制度的主体的人性的复杂性。由于人始终是制度的主体，因而依靠制度自身的不断改进并不能彻底消除政治异化现象。除了制度创新外，克服制度异化的根本途径还需要改变人的主观精神状态，这里包括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现实中的民主制度脱离一定规范制约，必然转化为潜在的不民主甚至反民主。同时，任何民主制度都要能在现实的权力框架中运作，能为一定国家的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支持。它表明，健全的民主政治是结合规范与经验的互动实现的［10］。
最后，支撑现代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的培育离不开政治知识的引导。应该指出，现代公民文化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并非完全是理性设计的产物。因此，政治学家不能过高估计政治知识在形成公民文化中的作用。尽管如此，政治知识的引导对于现代公民文化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是一种“说理”的政治，但与现代民主政治匹配的主要是科学精神而非传统道德。
事实上，公民教育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使命。美国政治学家德怀特•沃尔多在《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一文中指出，现代政治学在美国诞生后承担的三项主要任务就是：教育政治领导人；为行政机构培养合格的行政官员；公民文化教育［11］。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哈佛大学的教科书《政治的科学——在与美国的制度的关联上》明确提出：“新政治学明确将‘青年作为美国的公民，为了尽其义务，有助于学得必要知识’作为目的。”［12］
从民主制度需要塑造新的人性这一事实出发，美国思想家杜威非常重视教育对于民主制度的意义。他认为，“民主是可取的”并不是一个基于人性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道德判断，因此“民主主义是否能够持续和繁荣下去，主要取决于维护信念以及通过工作证明它的可能性。坚持这种信念，以及坚持能够证明民主主义理想的工作方向，得依赖民主主义教育。……从理论上说，教育是在年轻一代中发展民主的态度，是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民主生活方式的唯一可靠手段”［13］。
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西瑟则在《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一书中系统分析了政治知识在引导现代公民文化中的作用。他认为，没有政治知识的引导，自由民主政体的原则不会自我实现。这是因为：第一，自由民主政体是一种复杂的政体，其机制不容易发现和理解，缺乏相应的政治知识引导，民众无法合理实现自己各种基本的政治权利；第二，自由民主政体常常因党派纷争而无力使自身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它需要一种冷静和超然的政治知识搭建一个使争论得以进行和解决的共同框架；第三，自由民主政体本身会产生它的颠覆者和反对者，如果没有关于自由民主政体的知识的引导，这些知识不随着环境和反对者的变化而变化，那么自由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就会丧失。最后他指出：“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个复合政体，对它的维持难度极大。它不仅需要一些支持政体的一般来源（共同体的‘偏见’、尊重法律、增进人民利益的实际能力），而且还需要得到一种新的支持：社会中一种致力于理解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质以及将这一知识与其代表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事业。人们曾正视过这一事业，它的名字是政治学。”［14］
三、政治知识化是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
自清末开设同文馆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1903年设立京师大学堂政治科，到民国政治学的兴起，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是与构建现代政治知识体系的努力分不开的。众所周知，这一过程充满了无数的艰辛和曲折，至今也很难说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结果。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即有非常丰富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政治有“德性之学”，无“知识之学”，或所谓“有道统而无学统”，有“治学”无“政学”的局面，至今似乎没有根本改观。究其原因，大致是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一，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专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专制政治条件下，权力是某种不能探究的私产，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任性和偶然性的支配，属于不可认知的神秘领域；政治规则不仅要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要求“思不出其位”，反对民众认知、获知的平等权利，统治者实行政治愚民主义，严重限制了政治知识的社会化；尽管科举制产生了权力与知识的结盟，但其主导倾向是知识权力化，而不是权力知识化，等等。其二，是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特点决定的。作为一种长期延续的小农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家族、农村公社等各种共同体为主要形态，经济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政治干预的需求极为有限，政治知识缺乏发展的动力。作为一种实用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体悟压倒分析、经验重于科学，政治生活大多仰赖政治精英的“修、齐、致、平”，讲究“独知”、“体认”、“自证”、“点识”等圆融智慧，限制了现代政治理性知识的发展。其三，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特质（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密利本德的论述，这一特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政治理论大多分散在关于社会、经济论述等综合文献中，给人以马克思没有系统政治理论的错觉；其二，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表述方式，给人以马克思不重视政治的基础地位的错觉；其三，马克思关于政治消亡的说法，给人以马克思不关注社会主义政治的错觉。参见［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一章。），加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传统因素的复杂影响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一度遭到严重曲解，政治学长期被忽视甚至被取消达三十年之久，政治领域也因而成为学术禁区，成为令人不寒而栗充满恐惧的他者场域。
在邓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政治学需要补课”论之后，政治学在我国得到了较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程度也在逐步增加。对此，国内不少学者认识到政治知识化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要性，认识到政治实践领域经验性色彩太浓，政治学术领域意识形态化太强已成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有的学者指出，必须通过政治知识化把人民主权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度，寻求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概念才能真正确立［15］；有的学者指出，构建政治合法性知识、政治规范性知识以及政治技术性知识等现代政治知识体系是完成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必要环节［16］；有的学者指出，应该把政治知识化提到当前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上来，把政治实践、政治经验总结、概括、抽象、升华为新的政治学理论，在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间普及政治知识，普及民主［17］；有的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现代政治具有衍生性特点，中国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使得政治学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18］；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知识化所产生的政治哲学化、政治科学化、政治大众化是科学执政的基础和前提性条件［19］；有的学者甚至提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政治将是21世纪新的政治形态［20］。
可以预期，政治知识化必将是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其客观依据在于：一是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是中国民主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动力和极为丰富的经验素材；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政治知识化提供了社会基础。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价值观的制约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根本区别，说到底也是基本的政治价值理念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更为彻底、更为真实的民主政治，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拓宽了政治概念的范围，将民主放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全视景中进行理性考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政治生活是所有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决定的领域，在这里没有任何神秘性可言。尽管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尚不尽人意，但是，作为一种领导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必将长期制约和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个过程，为之提供理念基础、思想指导以及现实趋向的标准和评价尺度。这一点也是不为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之比较，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虽然在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是我们需要大力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一个根本特点决定了其政治知识化的限度以及虚伪性，那就是它将民主牢牢地限制在政治领域，仅仅将民主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之上，决不允许动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教条，根本否认经济领域的集体压迫和剥削具有的政治性质。可以说，当代西方民主政治所产生的官僚制失范、金钱政治、精英政治、民众冷漠等痼疾都与此有关。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和广泛传播，也必将逐步改变中国专制政治文化传统的消极影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民文化。
其次是中国民主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动力和极为丰富的经验素材。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显然来自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中国政治知识化的最大动力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我们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也有过许多成功的实践探索，这也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之一。不过由于战争的残酷环境，也有过不少违背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至今仍没有从政治理论的学术上得到很好总结，将之提炼、上升为系统的政治知识，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素材。建国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比较缺乏系统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我们基本上沿用了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以之作为政权建设的理论基础，甚至是直接的决策依据。为此，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遭受了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进步和长足的发展。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待理论界进行理论上的提升和深化，以之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当然，要建立系统的、有说服力和竞争力，能有效解释历史和现实，并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没有相当长的时间以及学术界的巨大努力是很难完成的。
最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约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政治生态，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知识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主体条件。这主要包括：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理性精神必将逐步改变人们考量政治生活的的思维方式，逐步将政治世俗化、理性化、大众化；市场经济对法治的内在需求将逐步改变传统政治运作过程过度经验化的特点，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公开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格局，将逐步改变因知识主体独立无依产生的知识权力化局面，有利于建立权力与知识良性互动的公共平台，等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诸多影响，学界已有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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