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总结，深刻地揭露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主要目标，系统总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为中国当代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219-02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1]。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总结，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
一、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反思：“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2]。邓小平这里讲的“具体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这是邓小平立足于1979年后的新认识，是对建国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反思和高度概括。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形成的。建国以后，中国基本上是照搬原苏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开始暴露，反右斗争扩大化，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3]因此，邓小平在总结“文革”这段历史时，说“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最带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就是制度问题。针对有的人偏重于从个人责任方面对“文革”进行总结的倾向，邓小平又及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革”的沉痛历史教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因此，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尖锐的剖析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及其根源。“从党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邓小平指出中国政治体制这几个面的弊端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并行的，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各种弊端的总病根。
二、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重大意义的深刻洞察：“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4]。这是邓小平在经济改革过程的新认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中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的最高概括。
1978年之后中国的发展之路实质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路线。从建国到1978年，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后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导致了社会主义的普遍贫困。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人民生活始终在低水平徘徊。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在此基础上也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使得“改革开放“赢得了话语权，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折。1978年之后，邓小平一直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发展经济，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此，实际上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主要是侧重于经济改革。尽管1980年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没有具体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客观上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的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4]。因此，邓小平强调：“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4]。
“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句话无疑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重要性的最高概括。当然，这并不违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正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中，向人们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方面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基础；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巩固和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又推动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因此，邓小平说：“我们所有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4]。“政治体制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扫清阻碍，才能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4]。邓小平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系统总结：“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4]，这是邓小平在1986年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整体思路的深刻总结，对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从改革开放开始，邓小平就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到1986年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只是有待于进一步去实践。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整体上讲，就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具体内容来讲，就是“兴利”和“除弊”[5]。“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情感诉求和不同的实现形式。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搞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邓小平一方面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在“89”风波中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定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后来又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坚决制止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捣乱。另一方面不能墨守成规，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似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坚持高度集权的苏联政治体制模式。因此，政治体制问题一直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邓小平早在1986年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时就指出，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即使百分之百成功也未必符合中国和波兰的实际。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同时针对外界的各种争论，邓小平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三条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这三个标准实际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底线。
从具体方面来看，邓小平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基本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改革的内容大致可分为“除弊”和“兴利”两大方面。“除弊”，就是对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主要是指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兴利”，就是要继续发挥中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既有的优势，使其发展为充分。主要是指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不存在改革的问题，而且必须坚持吗，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性质”[4]。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即立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已明显滞后。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还存在不足。”[1] 当年邓小平尖锐揭露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未得到完全的解决，有些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甚至更加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人民日报，2011-07-11(2).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7-327.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9.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0-307.
[5] 陈奕善.兴利除弊：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7.
[责任编辑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