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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意力基础观的提出为注意力研究提供了话语基础和学科交融空间，政治注意力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在梳理政治注意力知识谱系发展脉络基础上，提出政治注意力研究仍有其局限性，需要回归注意力研究的基础观和本土化，以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强化政治注意力研究的基础观，需侧重对政治注意力生成、传播、影响等基础机制的理论与实证探索;在政治注意力研究的本土化过程中，则需侧重对本土情境的把握，基于本土问题建构理论，并用以解释和预测政治注意力现象。应当从研究问题导向确立、注意力主体选择、测量方式甄选，以及学术共同体与话语体系建设层面，推动政治注意力研究向本土化发展。把握政治注意力的基础观与本土化，可推动构建基于政治注意力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 政治注意力;基础观;本土化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理论与方法的交叉促进了学科对话、融合与创新。针对某一特定社会现象的多学科聚焦，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对话，有助于获得关于此现象的全景解释。注意力正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它所具有的元理论特性使得不同学科皆有相应发挥空间，为多学科对话和学术共同体发展提供了话语基础。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注意力研究，已有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组织学、管理学开展了前沿探索[1]，政治学视角的注意力研究的加入，进一步强化了注意力的多学科研究趋势。在管理学领域，受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研究的影响，注意力研究中通常认为注意力受常规事务和有限理性的影响，而注意力又影响着组织决策[2]。管理学和组织学领域的注意力研究的聚焦主体总是与企业相关。威廉·奥卡西奥（William Ocasio）于1997年发表的《企业注意力基础观》一文，提出企业管理者受到环境、信息、组织结构等要素的影响而存在注意力的分配差异[3]。布赖恩·琼斯（Bryan Jones）和弗兰克·鲍姆加特纳 （ Frank Baumgartner） 的系列研究率先将注意力引入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4][5]，并聚焦政治注意力对政策变迁过程的深刻影响。
在管理学内部，注意力研究的商业途径与政治-行政途径就存在差异。商业途径聚焦于企业行为、知识创新、制度影响等层面，侧重于对企业相关主体（企业管理者、员工、消费者）行为的数据收集与实证分析，力图获取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的微观运作机制。而政治-行政途径的注意力研究则聚焦于政治或行政领导者、机构的注意力分配，在研究层次上呈现出宏观层面的注意力运作特征。学科差异带来了注意力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差异。从政治注意力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如果研究中把政治注意力完全当成象征、工具，而不去关注注意力本身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就将忽略掉政治注意力研究的更多有趣维度。因此，一方面，应当向注意力基础观回归，全面系统地把握注意力基础观的内涵。另一方面，要注重注意力基础观所强调的情境意识，这意味着，开展中国的政治注意力研究，应当强化本土情境意识，在本土政治与行政环境下开展政治注意力运作规律研究。本文尝试开展政治注意力基础观与本土化的学理探索，以求推动政治注意力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学术增量。
一、政治注意力研究的知识谱系与基础观
企业注意力基础观视组织为一个注意力配置系统，承认决策者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6]，管理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者自身如何配置注意力的影响。奥卡西奥将注意力定义为组织中的决策者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发现、解释和理解议题环境并做出行动选择。企业注意力基础观将决策者所关注的议题视为注意力焦点，管理者所处特定的情境将从宏观上影响其注意力范围，而影响注意力结构化分配的因素更多取决于组织的规则、资源与社会关联[7][8]。有学者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总结出：在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中，管理者的注意力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创业行为、战略决策行为和国际化行为[9]。另有学者研究23篇中文文献后发现，其中21篇关注的注意力主体为高层管理人员。这与高层管理人员在企业决策中的重要作用、高层梯队理论的影响力，以及相关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均有很大关系[10]。可见，企业层面的注意力研究对象与议题选择带有显著的商业途径特征。
自政治注意力被引入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以来，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迅速，初步形成了具有学科话语特征的研究导向。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总体形成了两个基本脉络。其一是将政治注意力视为一种话语方式，强调注意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影响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问题[11]。在这里，政治注意力被当作一种象征，用以描述政治主体影响决策与执行的方式。政治注意力被视为研究政府行为的新视角，它将深刻影响议题识别、政策设计与执行[12][13][14]。其二是将政治注意力作为一种测量方式，用以表示政治主体在公共政策或议题上的偏好。相关研究重在探寻政治注意力在某项或某类政策上的分配情形[15][16]，并研究注意力配置对选择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的投入方向的影响[17]。随着相关文献的快速增长，国内政治注意力研究的类型也变得更为丰富，逐步与其他议题交叉，尤其是开始关注本土情境下的注意力分配与竞争[18]。
第一，政策变迁的政治注意力证据及分析。由布赖恩·琼斯和弗兰克·鲍姆加特纳所创建的比较议程项目（Comparative Agendas Project）①，提供了公共政策编码本，它由经济、工商、交通农业、健康等多项政策议题构成，并且被注意力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普遍使用，它也为政治注意力的国际比较提供了话语基础。此类研究主要是回溯政策变迁的注意力证据，验证间断平衡过程是否存在。一方面，政治注意力的变化可以在较长时间段内反映出政治系统对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如交通政策领域的政治注意力变化，可以为交通政策本身的变迁提供来自政治系统的证據。另一方面，政治注意力的变化也可在较长时间段内反映出政治系统对不同政策组合的关注的变化，从而可以透视政策之间的关联、竞争、变迁机理，如对于经济类议题、政治类议题、外事类议题的政治注意力比较，可以为某类政策变迁提供政治注意力证据，在综合比较中透视政治注意力在不同种类议题的挤出效应与替代效应，进而把握政策变迁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