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失误引发的各种危机将会给国家利益带来巨大损失。渐进式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正确选择。中国应当审慎地推进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适应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规则，满足国内民众对民主的期待；另一方面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建设强大的国家，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确保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政治发展；国家利益；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3-0010-04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空前加剧，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弱化，一个国家丧失重要的发展机遇将很难再赶超先进国家。国际环境没有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更多的试错机会，如果选择激进式政治发展道路，其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民族危机、经济危机将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一、全球化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
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追溯到15世纪新大陆发现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兴起并逐步向全球扩张的时期。现在人们一般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进一步趋向深入。在全球化时代。“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过程都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多国企业共同协调、组织的过程”。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而获得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在政治、文化方面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同一化，而是表现在各国在政治上相互影响加深，文化交流增多，通过国际组织展开更多的合作，遵守共同的国际政治规则，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价值，民主政治成为各国在主权独立的基础上自觉的政治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竞争主要表现为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各国都把发展经济和科技，在国际竞争中赢得综合国力的优势作为本国的基本战略。各国政府都积极寻求扩大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占有份额，通过经济、政治方面的各种手段提升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活动是西方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主要途径，各国都不遗余力地支持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壮大。在近年来美国所发生的跨国公司的兼并浪潮中，美国政府不仅在政策上予以支持，甚至从中穿针引线，推波助澜。其目的就是提升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世界经济中强化其已有的优势地位。在全球竞争中，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活动愈演愈烈，规模不断扩张，具有科技研发和产品创新的强大实力，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科技革命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也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关键因素，各国都把科学技术作为增强国家实力。巩固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各国为在高科技领域占领制高点，扩大本国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纷纷推出高科技发展计划。与此同时，各国都把培养和吸引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作为重要的国策。人才竞争已经取代传统的资源争夺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的焦点。
各国之间的竞争同时也是政治制度和政府能力的竞争。在全球化时代。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世界市场自由流动，寻找实现自身价值增值的最佳位置，各国要在竞争中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吸引更多的人才为本国的建设服务，必须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及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统。为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西方各国兴起了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改革运动。各国都在努力改善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政府能力与绩效，建设有利于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的制度体系，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提供平等的待遇和法律保护，力争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实质仍然是国家之间关于利益和权力的竞争。虽然联合国、欧盟、国际法庭等国际组织在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之间的各种冲突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机制来加以解决，虽然世界多数国家都在尽力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努力通过协商与合作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共同的重大问题，但不可回避的是，国际社会从其本质来说，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因为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中央政府。国家的安全并不能通过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协商机制获得根本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维护安全，因而必然要通过一切途径谋求国家利益，争取更多的权力，尽最大可能增加本国的安全系数。就像华尔兹所说：“由于存在许多主权国家，由于缺乏能约束这些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加上每个国家都在自己的理智和愿望支配下看待本国的不幸和抱负，所以冲突(有时会导致战争)是必然会发生的。为了在这类冲突中赢得有利的结果，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手段，还必须对这些手段的相对有效性给予不断的关注”。正因如此，各国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在为获取更多的权力而展开竞争，虽然这种竞争更多地采取了较为间接的方式，比如主要在经济、科技领域展开，但相互防范的意识始终存在而且非常浓厚。在当代世界的大国关系中始终存在国家实力的较量。一国实力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其他国家实力的相对下降，因而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和防范。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种大国地位客观上决定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尽管中国一再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在平稳发展，但这种战略利益的竞争是无法回避的。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风险
中国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中国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必须在国内构建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提升本国制度的竞争力。同时。全球化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民众逐渐了解并接受自由、人权、民主等普世政治价值，有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民主化已成为全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也将建设更高水平的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何增科精辟地分析了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指出，全球化要求“我国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促进国家权力的社会化，要求我国扩大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自由度和增强自主化，要求扩大政治生活公开化，扩大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化以及政治过程的程序化和法治化”。
在看到全球化能对中国政治进步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所面临的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国内政治发展的任务尚未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又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政治发展本身就存在极大的政治风险，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政治发展出现失误，国家的主权独立、经济安全、政治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又将面临着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遭受重大损害的风险。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
际竞争。过去落后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如果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就能够抓住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机遇，甚至一个国家可以有多次赶超的机遇。像日本、德国这样的国家在成功实现赶超而后遭到挫败之后，又能够成功地实现第二次赶超。中国在多次失去利用后发优势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机遇之后，在20世纪后期又迎来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处于全球化的时代，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信息及科技人才的优势，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主导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按照自己的意志构筑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来谋求更多的国家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中则处于明显的弱势。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后发优势对于落后国家发展的积极效应正在减弱。中国如果选择激进式政治发展道路，可能会损害现有的权威与秩序，无法继续推进经济与政治发展；甚至可能使国家处于动乱和分裂之中，再次错失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这种机遇很难再次获得，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将因此而变得遥遥无期。因此，中国应该选择渐进式政治发展道路，通过审慎的政治改革，在保持现有政治秩序的前提下实现政治民主化。
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中国推进政治发展不得不考虑的又一个国际政治维度。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通过与世界强国结盟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也不可能通过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与发展。中国只能依赖国家的实力来保护自己。而且，中国具备发展成为世界性强国的潜力，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崛起和强大势必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因而中国的发展与走向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特别关注。美国国内许多鹰派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国际政治现状的挑战，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也抱有深深的疑虑。虽然西方国家总的来说，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也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抱有极大的热情，但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无论采取哪种制度模式，都会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存在战略利益的冲突。因此，即使在中国急剧民主化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一定的防范与遏制措施。如果中国的政治发展遭受挫折，国家的实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有可能长期受制于人。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国家的民主转型问题上已经没有试错的机会，中国必须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但中国的民主转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颠覆国家政权再重新建设将是整个民族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俄罗斯的教训是深刻的，俄罗斯的激进政治改革受到西方的青睐，虽然最后基本实现了民主转型，但仍然是西方国家防范与遏制的对象。俄罗斯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害，而且在政治发展方面不得不走一些回头路。激进式政治发展风险巨大，即使侥幸能够避免内战和分裂，也摆脱不了政局动荡和暴力冲突，对国家利益更是会造成重大损失。
三、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发展，都需要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统一的国家。没有主权独立，不仅民主与法治国家的目标实现不了，已经取得的政治发展成果也会丧失，国家利益也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显然不能像过去那样走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道路，也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的口号就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全面提升国家的政体竞争力，要为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这方面，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于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非常重要。因此，对政治发展不能采取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方式，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实现民主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包括与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冲突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走渐进式道路，要在确保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前提下推进政治发展。政治发展要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推进，不能使国家的内外利益受到重大损害。
中国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不紧紧跟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在国力严重落后的条件下，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更难以保障。政治制度的落后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误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国家政局动荡就会破坏本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导致民族工业一蹶不振。外国资本纷纷撤离，有可能使国家失去重要的发展机会。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政治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与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竞争结合起来考量。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有限，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不强，在经济发展、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发展民主，就可能会削弱政府的能力，使其无法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与公共秩序，不能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以使其成功地介入跨国经济体制或全球市场，因为民主“有可能把国家政策的重心转到再分配和福利问题或族群差异上来。而不注重维护吸引跨国的商业活动并使之有利可图的那些条件”。因此，政治发展首先要保证一个强大政府的存在，才能为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只有当本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能够脱离政府的支撑而在国际竞争中立足，政治发展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不会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造成重大危害的时候，才适于推进民主的转型。二战后亚洲政治发展比较顺利的国家都是在政府强力扶持下实现经济起飞，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本国经济从容地介入国际竞争之后，才开始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而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在本国经济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或者依然没有摆脱依附地位的时候，急于推进西方民主制，结果都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
中国应当审慎地推进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中国要适应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规则，满足国内民众对民主的期待，迎合全球化时代普遍的民主潮流；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态势，中国又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建设强大的国家。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政府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是必需的。权威政府需要保持对国内外局势的驾驭能力，对国内经济、政治的调控能力，提高治国水平和执政艺术。积极稳妥地解决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既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赢得优势，又能保持政治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必须要推进政治发展，提高政治制度的竞争力，但同时一定要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推进政治发展，政治发展要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实际经济、政治问题，政治发展目标的选择要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威亚尔达指出，那些在政治发展方面比较成功的国家，一般都保留自己强势的政治文化，它们在全球化的压力和影响之下，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民主政治中好的方面，吸收来自西方的有用事物，同时又继续遵循自己的道路，将“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外部潮流融入它们自身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它们自身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上的价值观、优先性和思想意识的滤镜来对民主的概念、制度和实践加以筛选”。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家利益应该成为政治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考虑政治发展问题必须有国际政治的维度，以确保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不受损害。但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也可能导致极端的国家主义，拒绝宪政民主，忽视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在这方面，高全喜先生提出的“自由的国家主义”的政治理念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所谓“自由的国家主义”，就是既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也强化作为现代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国内政治中不放弃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价值，建立自由政体，增强政治制度的正义性，通过强化国家权威与增强民族凝聚力来保护“公民的自由、安全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侵犯”；在国际政治中，强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是首位的，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我们的立国之本，但决不称霸，和平的崛起，按照国际规则与秩序同其他国家进行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往来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