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同化力、引领力为内核的文化软实力,是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外面临着西方社会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设置的“冷战”屏障、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对内存在着文化结构层次脱节、硬实力支撑薄弱的困难。确立为人民谋利益、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文化发展方向,构筑国家文化安全防御体系,构建并完善文化发展目标“三位一体”的实现机制,是应对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所面临挑战的首要战略选择。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同化力;引领力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4-0190-05
宁德业(1968—),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约研究员,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尚久(1970—),女,吉首大学副研究员,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湖南长沙410082)
本文系湖南省200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8YBB303)、湖南大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2009年招标课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全球化、一体化日趋深入,国际竞争领域日益拓展,从经济领域的技术竞争到文化领域的价值竞争,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面对日趋激烈的文化竞争,只有深入挖掘文化发展潜力,激发文化发展活力,大力提高文化软实力,全面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可以赢得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解读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和文化力概念的统整。界定与把握文化软实力的内涵,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软实力的涵义与实质。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在“美国衰败论”的氛围中提出的,是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趋于多极化这样一种国际关系的视角下来阐释的。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独立于硬实力(Hard Power)而存在的国家力量,它源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国际制度,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其重要性在信息时代将更为突出。这正如他本人所言:“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它,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实现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定议程,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他们改变同样重要。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如果我能够让你期望去做我所期望的事情,则我不需要迫使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信奉的价值观念,则其领导潮流的成本就会降低。”[1](P6-7)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概念的阐释,指出了软实力在主体、对象、特性、来源(要素)、实现手段等方面的基本内容。
在此基础上,我国一些学者对文化软实力概念做出了界定。他们指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转化,构成一国文化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包括凝聚力、吸引力、创新力、整合力、辐射力五方面。”[3]“文化软实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文化亲和力和文化规制力。”[4]这些学者的界定无疑存在一定的科学性,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理解只是从不同视角对奈的软实力的实现手段予以了阐发,并未真正揭示出软实力的基本内核。
根据约瑟夫•奈的阐述及国内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软实力概念中的“软”指的是一种依附性,它同时依附于目标、目标作用的对象和硬实力,软实力的体现需要硬实力的支撑、目标、他者认同这三个条件。没有必要的或强大的硬实力支撑,软实力失去了根基;离开目标,软实力无从体现也无法衡量,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创新力、亲和力其实都只是潜在的软实力,必须在某一目标的统领或引领下,才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软实力;软实力必须借助他者(目标作用的对象)的行动才能体现,他者认同是软实力实现目标的前提条件。沿此思路深入下去,不难发现,他者认同是同化力的结果与体现;方向是目标的内在属性,方向引领力是目标的潜在功能,因而同化力和方向引领力是软实力的内核。同时,需要是力量的源泉,同化和引领都必须以国民的生存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是文化的产物,其生存生活需要是在文化的濡化中和引导下形成的或改变的,是通过其生活目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得以体现的。离开文化,无法理解与把握人的生活需要尤其是高级需要,同化和引领也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软实力无从实现,因此,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综上,我们认为,文化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借助文化媒介同化与引领其受众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以实现共同目标(利益)的能力。换言之,文化软实力就是一国文化对其受众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同化力和引领力。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热潮的兴起
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时下已是国内传媒的“热词”和学术研究的热点。我们借助中国知网()检索查询到:国内学术界对软实力、文化力的探讨始于1993年。最早探讨软实力的是王沪宁,1993年他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文化力研究始于贾春峰,1993年他在《党校科研信息》上发表了《加强市场经济的“文化力”研究》一文。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对软实力、文化力进行研究的起步时间也并不算太晚。但我国学者关注软实力(不包含软力量、软权利)的热潮却是从2004年才开始兴起的,关注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热潮更是从2007年才开始兴起,这种情况可以从表1、2、3中列出的具体数据中获得非常清晰的认识。同时,在文化力、软实力及文化软实力所属研究范畴占有的比例方面,文化力研究一直以经济为主,文化次之;软实力(包含软权力、软力量)研究在2004年以前以国际政治为主,从2004年起经济成为软实力研究的主要范畴,但软权力、软力量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政治(国际政治)领域;文化软实力研究以文化为主,经济次之,这种情况可以从图4、5、6、7中列出的具体数据中获得非常清晰的认识。
是什么力量导致了文化软实力研究热潮在我国的兴起呢?又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其所属研究范畴的转向呢?在我们看来,这最终应归根于经济因素。众所周知,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经过两年多准备和试探,2004年后中国企业大范围、大幅度地进军国际市场,在发达国家垄断技术、规则制定权、市场话语权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为提升自身的形象和竞争力,独辟蹊径地选择了发展软实力的路线。同时,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热潮兴起的主要推动力还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7年,北京奥运会的大量场馆设施建设完成,需接受国际奥委会的检查验收并开始试运营,中国的国家形象、国民形象面临着国际社会的检阅与考验。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热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三、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了解到,当前我国学术界出现了文化软实力研究热潮,足见学者们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党和政府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决心和信心。但是,就当前的世界格局和国内发展情况看,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仍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主要包括西方国家设置意识形态“冷战”屏障、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硬实力支撑力量相对薄弱以及文化结构层次明显脱节等四个方面。
其一,意识形态“冷战”屏障。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然而,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围绕意识形态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的“冷战”思维依然暗流涌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社会就意识形态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的“冷战”,是西方社会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设置的“屏障”,是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隐性的深层次挑战。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文化较量与竞争就从未中断过。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冷战”虽以西方的胜利告一段落。但是,“冷战”思维依然是西方社会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模式。进入21世纪后,在西方社会发展速度普遍减缓甚至衰退的形势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的中国却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对此,“中国威胁论”一度成为西方社会的讨论焦点。“中国威胁论”是西方社会沿用“冷战”思维模式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体现。试想,如果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引发“中国威胁论”吗?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模式,西方社会常常刻意歪曲、丑化我国,引导西方社会的国民抑制我国的文化发展,既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直接妨碍了西方社会国民对我国文化的认同与接纳。
其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威胁。“霸权”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大国、强国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可以将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解为:西方强国通过强大的传媒优势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强加于他国人民,重塑其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认同,最终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西方社会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提供了全新的平台。西方强国凭借经济、技术以及英语应用范围广泛的优势,牢牢控制着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定义权及信息流向。在垄断互联网的同时,西方强国却煞费苦心地赋予互联网“开放、自由、平等”的“包装”,假借“开放、自由、平等”,大肆向外兜售、宣传其自身文化的价值观、行为模式,侵蚀与消解受众本土文化的影响力。西方强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严重威胁着我国文化在国民心中的主体地位,是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目前,我国的许多青年人,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明显地“西方化”;在高校中,西方节日“红红火火”与中国传统节日“冷冷清清”对比鲜明。这些都是青年一代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表现,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障碍。此外,约瑟夫•奈在冷战告一段落后“不失时机”的提出软实力理论,指出并强调了和平时代、信息时代中软实力的重要性,实质上为西方社会吹响了进军文化领域的号角,为西方社会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合法”性,导致西方社会向文化扩展的更大投入。这为我国发展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增大了难度。
其三,硬实力支撑力量相对薄弱。软实力实质上是对力的方向的属性规定,而不是独立的“力”,须依附于必要的硬实力而得以凸现。在和平时代,国家之间竞争与共同利益并存。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事务时,硬实力强大者更容易赢得主导权、话语权,左右事态、时局的发展方向与轨迹,体现并提升其国家文化软实力。此外,文化传播是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基本环节,在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条件下,源自技术的硬实力支撑是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总之,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必须依赖硬实力的支撑。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硬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我国的硬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时,硬实力的支撑力量仍显得相对薄弱,难以赢得主导权、话语权,这制约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提升。硬实力支撑力量相对薄弱,是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其四,文化结构层次明显脱节。文化是一个指涉宽泛的概念。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5](P1)就这一影响广泛的经典定义看,文化的结构包括精神或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三个层面,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因而,文化结构中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协调一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文化生命力和活力的基础,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源泉。然而,目前我国文化结构层次明显脱节,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相互剥离。譬如,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但“以人为本”的理念却并未真正渗透到制度规范、执政行为及国民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在个别地方、个别部门成为空谈或仍停留于观念层面。这种文化结构层次的明显脱节,既直接制约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也间接制约着国家硬实力的提升,还影响着国民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度,是当前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的核心挑战。
四、应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面临挑战的策略选择
面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遭遇到的上述内外部挑战,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探讨各种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以期真正克服其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消极影响。毫无疑问,在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选择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该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力提升国家硬实力,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动摇更不能背离这个中心;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主导作用;我们还必须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集思广益,真正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主体作用。这些都是宏观战略选择,我们在强调其重要性的同时,特别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对策,以求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一,确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文化发展方向。面对当前“西风”强盛的世界格局,以及西方社会就意识形态“冷战”而对我国文化交流与传播设置的“屏障”,我国可确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文化发展方向,通过积极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式予以突破。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借助文化媒介,同化与引领其受众以实现共同利益的能力。在处理与发展国际关系时,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体现与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文化是最具同化力和引领力的文化。因此,真正具有强大软实力的文化必然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为广大人民(无产阶级)谋求利益的过程中诞生和发展的,体现与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我国当前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立足点,同时积极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文化,具有巨大的潜在软实力。在参与国际事务时,积极谋求人类共同利益,既可突破西方社会为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设置的“屏障”,也可逐渐将国家文化的潜在软实力转化为现实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第二,构筑国家文化安全防御体系。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蚀,我国须构筑国家文化安全防御体系。国家文化安全防御体系的构筑,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的关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化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增强国民对西方价值观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二是严格审查外来文化产品,加强对信息传播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监管,阻断直接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产品或信息的流通和传播。
第三,构建并完善文化发展目标三位一体的实现机制。提出并确立体现国民需求、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价值理念,这是构建并完善文化发展目标三位一体的实现机制的第一步。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我国并不缺乏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引领人类发展方向的价值理念,譬如,大同世界、和谐社会、和而不同、以人为本等目标与理念,都深切地关注着人的生存生活需求,充满了人文关怀,均可引领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将体现国民需求、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求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相应的规范并制度化、法律化,这是构建并完善文化发展目标三位一体的实现机制的第二步。就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这是问题的重点和关键。通过教育、舆论宣传并动员社会的其他力量,引导、督促适应价值理念、制度规范的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的养成,这是构建并完善文化发展目标三位一体的实现机制的第三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和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同化力、引领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骆郁廷.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N].光明日报,201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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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威.“2009文化哲学论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7).
[5](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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