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战略主要是以追求国家政治利益为主的“革命外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改革开放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服务。这种重大转变是由国内外、历史与现实中的多种主客观因素促成的，但总的来看，国内的变革和观念的变化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关键词]政治安全；革命外交；和平发展；经济外交；影响
[作者简介]韦世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治与社会学系副主任、讲师，广西 桂林 541001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6-0065-04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外交战略曾经历过多次调整和变化，其中最大一次变化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后。这次调整使中国对外战略实现了由追求政治利益为主的“革命外交”到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国家改革开放提供良好外部环境的经济外交的转变。这种转变源自国内改革开放的实施，又反过来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
一、改革开放前，以追求政治安全为主要目的的外交战略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战略最主要的特征表现为奉行国家安全和国家政治利益至上的外交战略，使外交为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服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大力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斗争。支援“世界革命”
毛泽东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对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除了道义支援，还提供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项：一是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给越南的援助价值达200亿美元，其中无偿部分达188.4亿美元。二是对当时人口只有200多万的“欧洲明灯”阿尔巴尼亚援助总额接近9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三是中国援建连西方都望而却步的坦赞铁路工程，费用总计达109437万元，其中原预算98837万元为长期无息贷款，因物价上涨而超支的10600万元为无偿赠送。在铁路修建过程中，我国还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最多时达1.6万人。
与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援助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属于不计回报的“无偿援助”，所以，即使在中国国内遇到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时，这种巨大援助都没有中断过。
(二)依照敌友关系划分国际关系主体，并以此决定外交战略
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系列国际战略和理论，如“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等，都是将世界各国按敌友关系划分为左、中、右派，并以此确定外交方针。“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样的划分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控制与反控制”的革命原则。毛泽东晚年一直把第三世界国家当作自己最可靠的朋友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后，毛泽东始终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我国外交的重点，把第三世界国家视为我国国家利益所在。
(三)因“革命”理念不同不惜与苏联决裂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曾经义无反顾地“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一边，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却决裂了，其中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动辄对其它共产党发号施令，以及鼓吹“三和一步”的论调，因而苏共丧失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革命立场变成了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极为担心苏共的“变修”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因而一度把“反修防修”作为中国内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以“革命外交”独步于世界，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一直把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置于国家利益的首位，如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毛泽东优先考虑的问题。其次，中国实行“革命外交”战略，也是毛泽东头脑中的革命意识在外交领域中的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一直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因而在他的一系列外交战略中，明显地带有强调战争(反侵略)、强调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后来苏联“变修”，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外交的目的是推进“世界革命”，“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政策，取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它在建国初期为巩固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我国赢得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大大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打下了基础，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邓小平曾评价说：“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革命外交”战略也带来一些预想不到的副作用：一是使我国经济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使一些国家误以为中国是在“输出革命”，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忧虑和不安，限制了中国自身外交空间的拓展，使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受到影响，错过了与许多发达国家发展关系的机会，影响中国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四是导致中国外交宗旨与外交实践自相矛盾。中国一直强调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革命外交”的推行，使中国外交既不能独立自主，又难以以和平外交面貌示人。邓小平就曾经指出：“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
二、改革开放以来。以促进和平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外交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些调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外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前，我国把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和领土完整视为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因此政治利益与安全利益成为当时中国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处于相对次要地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重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在继续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的同时，中国特别强调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
要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此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邓小平说：“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还指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此后，实现国家的经济利益开始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中国不再是“经济为外交服务”，而是“外交为经济服务”。
(二)真正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战略
改革开放前，无论是50年代的“一边倒”，还是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都是事实上的结盟战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即在国际关系中既不“以苏划线”，也不“以美划线”，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说公道话，办公道事。中国不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都要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中国奉行真正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使中国外交获得了战略主动权，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
(三)开展全方位外交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外交对象主要是苏联、东欧、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则是主要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到了70年代，虽然我国与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但外交的重点仍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这种敌友分明的战略使我国的外交领域受到很大抑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外交中的敌友观念渐趋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宽，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而是推行全方位外交。邓小平指出：“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情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
此后，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从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现在转变为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普遍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实行全方位的多边外交，既强调南南合作，又主张南北对话，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改善，特别是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此外，中国还不断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
(四)外交战略重点转向发达国家
改变开放以来，我国在继续巩固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同时，重点转向改善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美两国与1979年元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8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密切，中英、中葡通过谈判，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出访的国家屈指可数，美、日就在其中，可见邓小平对其重视的程度。此外，中国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大力引进国家建设所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以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力主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邓小平认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不仅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合理解决边界争端与纠纷，而且力主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则用“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来解决。“共同开发”是邓小平的一大外交战略创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问题绝大多数都已得到顺利解决。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原因非常复杂，学术界对此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内学者主要倾向于国内因素所致，认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L9J。国外学者则主要倾向于国际因素的影响，认为中国战略的转变，主要是外部压力的结果。但也有学者认为内外因素兼有。这些意见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国内外、历史与现实中的多种主客观因素，但总的来看，国内的变革和观念的变化是最主要的因素。
(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实行对外开放必须争取的有利外部环境
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总是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相联系的。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内部最深刻的变化，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曲折发展的历程，使我们党深刻地意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为太穷，“我们就把工作的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邓小平还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实行改革开放，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推动了中国外交目标的根本转变和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邓小平认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
为了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睦邻友好的国际环境。因此，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方面，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伙伴关系政策，积极通过战略对话和谈判协调大国关系。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强调不当头、不扛旗、永不称霸，积极援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于周边邻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
(二)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推动了外交战略重点的转变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的代表汉斯·摩根索说：“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中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政治需求，国家利益的侧重点会很不一样。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把政治利益置于首位，外交战略重点是维护政治安全，从“一边倒”到“一条线”都体现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后，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阶段，中国社会整体利益的核心无疑是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而经济利益成为国家核心利益的一个主要方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因此，我国在继续巩固国家安全的同时，已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不再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外交战略的重点也就转到了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上来。
(三)外交理念的变化推动外交目标的改变：从推动世界革命转变为维护世界和平
外交理念的变化源于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认识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一直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不怕世界大战，相反，认为紧张的国际环境对社会主义有利，对资本主义不利。毛泽东就说过，或是战争引起革命，或是革命制止战争，所以，中国立足于早打、大打战争，致力于推动世界革命。70年代末以后80年代初以来，美苏争夺的战略态势和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的趋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他认为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同时，紧张的国际局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极为不利的。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转变，因而中国外交不再谋求世界革命，而是努力维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