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外交文化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概念，探索中国外交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所处的历史发展机遇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外交文化的国际体系根源和独特追求包括：平定天下的整体思维，阴阳对立又互补的中国式辩证法，建立在感性和类推分析上的综合治理观，国家间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及自然等级，克服被动和两难的当代外交创新意识等。在审视中国的外交文化传统和当代外交思路转变时，我们应当深刻地进行文化自觉的理性反思
［关键词］中国外交文化；比较视野；理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１７－０３
外交文化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概念，如同我们所说社会文化、科技文化、政治文化一样。纵观国际关系史，文化关系纳入外交领域始于１９世纪末。由于文化关系广泛扩展到思想领域、文学艺术领域和科技领域，国家开始对文化进行管辖和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文化关系的范围仅限于欧洲、美洲及地中海一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交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各国建立的文化教育交流机构和１９４６年成立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促进了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加剧。由于科技进步，包括因特网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文化关系的蓬勃发展。１９６１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特别提到使馆的职责之一是促进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关系。可见文化交流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已经得到国际法的确认。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证明，以“朝贡体制”为代表的东亚国际体系的三大基石包括：以礼仪为中心的辐射形外交秩序、以朝贡为主要交换方式的复合式经济关系和以各种军事存在为依托的连带性安全保护。“传统的东亚国际社会认识体现了丰富的中国政治文化内涵，其中包括：文化立国的伦理政治倾向、由个人修身到天下至善的个体政治色彩，配“义”与“道”的自然国际法、天下归一的大同理想。”［１］鉴于此，本文以探索中国外交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所处的历史发展机遇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外交文化的国际体系根源和独特追求，在审视中国的外交文化传统和当代外交思路转变时，深刻地进行文化自觉的理性反思。
一、中国外交文化的传统思想基础：平定天下的整体思维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世界大同是“求一”思维，整体思维。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社会一体化和思想大一统。“平天下”实际是想“定天下”，是纵向的控制与稳定，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多元势态、横向权力设置，由相互制约与平衡思维最后形成不同形态的均势局面。中国的大同思想理想色彩浓，虽不具现实可操作性，但就理想境界而言，则是有终极意味的。中国人或中国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或理想时总是显得模糊笼统。如“和而不同”的说法境界很高，但不能作为决策参考。不同的人如何“和”？是真能在多数问题上“和”，还是只能在少数（及什么）问题上“和”？是不“和”就公开说明和反复争论，还是先假装“和”在表面，再不懈努力“和”到内心？是像孔子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其道与吾道之间如何谋？这都是中国式整体思维避而不谈、含而不露、常立于不败之地的地方。
二、中国外交文化的深刻传统内涵：阴阳对立而又互补的中国式辩证法
中国文化传统将对立和矛盾理解成阴阳关系，这是一种中国式的辩证法。西方的辩证法首先重视区别和对立，尤其认为对立双方各有其独立平等的性格和地位，这种性格使对立常常达到彼此分离割裂和尖锐冲突的地步，然后再去寻求二者的统一；这样要达到和谐统一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国的阴阳辩证法却认为阴阳虽是基本区分和对立的，但由于阴阳这种势力的双方从来就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性格，如父子、夫妻那样，原本就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实际是不平等的，具有尊卑差异。所以，中国人认为“天尊地卑”，认为“和谐”、“统一”是头等大事，而且关键是思想要先统一。看到阴阳的区别对立，正是为了要说明：阴要顺从阳之合，才是真理。中国人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指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应该以基本原则不变的“变法”方式进行，即通过对前人之见作一些因时因地的、不伤筋骨的修改，在稳定的前提下以守为攻，以不变应万变；但西方人却一直在根据现实进程创建新的“立法”，实现比较“彻底”的破旧立新。
阴阳辩证法不仅使中国人在天地中实际重天，阴阳中实际重阳，强弱中实际重强，使中国对他人首创的东西常常只能认同其一半，却看不到其内在张力的争端的努力，不能接受国际组织武力干涉的可能性；能签署人权宣言，不能认可人权可以高于王权；能承认国家主权，不能想象主权之上还有人权；在外交事务上中国人更易接受和适应共同利益的局部谈判，难以应战“人类共同良知”一类的不休论辩。
三、中国外交文化的传统方法论：建立在感性和类推分析上的综合治理观
中国的整体思维以直观性、自然感性见长，对问题的讨论善于用类比和归纳，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形象化的类比；如非洲人民生活水平低、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家里人”，是兄弟姐妹，这是移情式类比；美国轰炸科索沃，就必然会有一天炸世界的其他任何它想炸的地方，还有美国制裁古巴，就是制裁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这是合并同类项的类比。总之，善于类比表现了中国式的综合思维。在思维方法上，分析和综合是相互对立统一的两种基本方法，但由于中国人偏好综合，导致了思维上整体优先，西方人偏好分析，导致了思维上的部分优先。比如在科索沃问题上，英美两国不断强调这个问题的特殊性：欧洲历史的特殊性、国家关系的特殊性、民族记忆的特殊性，等等。但中国人在作类比时是忽略特殊强调本质的，故在作基本归纳时不考虑、不解释特殊情况。反过来西方人会觉得中国人对一些重要概念的解释也往往不严密，各种概念之间既缺乏认识与道德的区分，又缺乏细致的类别梳理和严密的逻辑连贯，在与他人交往中难以服人。
四、中国外交文化的传统自强意识：国家间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及自然等级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意识”，即“国”是放大的“家”，“天下”是放大了的“国”的想法，是一种权力的“同心圆”方式理解。这种想法把普天下的公共权力看成是一种围绕一个最高权力中心的不由分说的排序和座次，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自然“等级”。在外交关系上，不管新世纪的世界格局是一强多极，还是多强多极，美国排名第一、必欲维持其霸权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反美称霸、提高中国的排名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美国和其他大国、强国势必不喜欢中国强大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要强大，除了靠自己谁也靠不上是最硬的道理，等等。对西方人设计的平等“分权”制度和提倡的“势力均衡”原则，中国人很难信任。中国人期望“我为人人”蔚然成风，但对“人人为我”的可能性深感怀疑，这在国内社会是这样，在国际社会也是这样。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权力在中央和外围之间、上下部门之间进行平等协商、按需分配，并且相互制衡，还从未有真正实践和体验过。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历史的真实记录就是强权和弱者的冲突和弱小就要“挨打”的经验积累。因此自强不息，就是中国外交的民族文化根源。
五、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新使命：克服被动和两难的困境形成当代外交创新意识
经过最近百年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在日益正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这种传统在国际交往中的被动和两难。比如在国际组织的创建和改制中，西方国家往往显得主动、领先和强硬，中国的姿态往往是先观望，再响应，然后表态，甚至弃权。也比如在议论“强权”问题时，一方面中国反美霸权的声音最高，批评美国表面人权、实则强权搞“两面派”的调子最坚定，另一方面，中国自我定位也表现出矛盾的因素：历史意义上的文明古国、地理位置上的地区性大国、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改革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双重身份，强国梦和反对强权的悖论，将来也会让中国在对外交流中同样出现对内对外两种原则的可能。
从当代中国的民族心态看，由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所引起的对自身文化劣根性的痛心疾首，以及由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合理性反衬出西方文明弊端的冷眼旁观，受西方当代学术思想努力超越工业文明而启发所形成“现代化绝不是西化”的民族自信心，以及由近３０年改革开放成果显著引发的民族自豪感等，多少体现了一些文化分裂症的倾向。对世界现有秩序的认同和反认同动机都同时存在。当然这并不是仅中国才有的矛盾心理，在俄罗斯、拉美、阿拉伯、非洲等文化背景的许多国家中，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从发展和前瞻的角度看，中国的对外方针已经从“你死我活”的冷战时期，走向“你活、我也活”的新战略思路，但就文化的变迁规律分析，从口号到普遍行为，再到集体潜意识，这将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转变过程。
上述分析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面前显得无所作为，也不是说东方文化设计在西方文化规则面前显得捉襟见肘，而是想正视和预知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传统、习惯性思维和处事模式，在与现有国际社会秩序和强大西方文化设计不得不加强联系和合作时，很容易发生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给中国人带来的困扰，给他人带去的误解。“我们回味一下中国人的传统国际交往方式，及它尚未被当今世界认识或认同的价值意义，就不难体会：从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看，中国人的骄傲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中国人的自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克服的。”［２］当代中国的外交决策，充满了克服被动和两难的创新意识，也显得更自信和从容。正如庞中英先生提出：如何再造中国与亚洲的关系是中国当代外交的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要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就必须克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周边观”。［３］如果中国接受现代地区主义的思想，需要把“周边”上升为“地区”，把中国彻底融入地区，不再按照传统的中国中心思路区别中国与中国的周边，把“睦邻友好”政策发展为“地区融合”政策。
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亚洲经济圈”。朝贡（册封）是支撑排外的中华帝国体系的手段，“它是将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外省、藩部、朝贡诸国、互市（通商）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把握”。他认为，“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４］。新加坡国际问题专家张朱照撰文中指出：“朝贡体制为的是中国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的外部安全；中国的皇帝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他安抚外围的朝贡国或者王国，实行“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结果，周边国家尊重中国皇帝，不断向中国表达善意，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中心位置。”他认为，崛起的中国试图恢复历史，这方面的迹象是中国最近的地缘政治举动：中国坚决拒绝日本首相访华，除非他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越南树立“兄弟般的榜样”，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举行海军演习，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计划与东盟在２０１０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张朱照认为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计划是“朝贡体系”在东南亚的某种继续。这已经体现在其“早期丰收计划”中，中国作出大量让步，向东南亚农产品开放市场。［５］
那么，未来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关系是否将是新的朝贡关系？庞中英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的“中心国”类似后者的“霸权国”。两者都很“慷慨”，以期建立起一种秩序，前者为“中华秩序”，后者是“自由秩序”。但亚洲早已不是历史上的亚洲，中国的所谓“周边”早已不是几个藩属国。２００３年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亚洲政策”，越来越把亚洲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努力按照新的思路驾御与亚洲的关系，不过，这一方针还比较笼统，缺少理论上的规范定义。至于到底如何与亚洲亲善和合作，仍然是不具体的。为此，中国需要与亚洲建立起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定义这种关系。这种新理论，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版本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非历史上出现过的“朝贡体系论”，而可能是推动中国与亚洲关系“和平变化”的地区主义。［６］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和后冷战的国际政治背景下，文化在世界政治中，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大多与文化冲突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就必须构建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文化形象。这就要求我们构建明确的对外文化战略。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在日益强大，但按人口平均算，中国的“硬国力”还是相当低的，但中国是文化大国，文化资源极为丰富，中国可以搭建一个文化战略的平台，以文化优势等“软国力”来弥补“硬国力”的不足。在新时期，从国家的文化形象、文化特性和价值观、文化产业、文化外交等方面着手，以期做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强大的同时，实现道德和文化的复兴，得“道”成“势”，以势服人，使我们的外交工作具备丰富的文化维度和深刻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１］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０８－３０９．
［２］王逸舟．世界政治与中国外交［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０．
［３］庞中英．探索中国与亚洲关系的新模式［Ｎ］．联合早报，２００４－０１－０２．
［４］平野健一郎．国际文化理论［Ｊ］．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９７，（２）．
［５］张朱照．中国“复活朝贡体制［Ｍ］．海峡时报，２００３－１１－２７．
［６］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３，（１１）．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