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把自身定位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这个定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世情。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国家定位的认同感较低，原因在于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不足。当前加强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在于文化身份的构建。
【关键词】软实力；国家定位；文化身份；认同感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举世瞩目。从总体经济数据来看，毫无疑问中国是大国。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为401202亿元，相当于人均4277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的收入分组标准，人均收入3856至1190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因此中国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我国外汇储备多年位列第一，2010年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第一。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完成，中国投票权排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加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中国对于程序性事项以外的一切事项的决定，以及某一事项是否属于程序性事项这一先决问题的决定拥有否决权），在国际社会的一些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举足轻重。尽管风景这边独好，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认同中国自身的国家定位吗？一、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是中国现今的国家定位
温家宝总理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从总量来看，中国经济的数据可喜可贺，是大国、强国，但是经过平均，中国又是一个小国、弱国。中国刚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立刻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容易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阶段，不仅无法在工人薪水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且无法在尖端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竞争。2011年11月，中国政府将农民人均（纯）年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虽然它已经比现行的1196元高出92%，但是仍然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1.25美元/天的贫困线。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约有2.5亿人处于国际贫困线下。在一些非经济领域的关键数据上，中国仍然落后发达国家一大截：（1）科技创新能力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中国科技成熟度在世界排第79位。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研发投入平均占GDP的2.25%；中国2010年相关经费投入仅占GDP的1.76%；（2）教育投入不足。世界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为GDP的5%，西方国家的教育投入还要高出2到5个百分点，而中国长期以来都以4%作为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在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目标）；（3）医疗卫生设施滞后。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2009年4月发布的报告，OECD国家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3%；中国此项比重不到5%；（4）环境问题突出。2006年，WEF发布的世界环境质量“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中国位列全球144个国家（地区）中的第133位。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140立方米，列全球第88位。［1］
国家定位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于自身的定位有过四次调整。第四次定位发生在本世纪初，我国把自己定位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以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我国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同时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和科学发展观。这个国家定位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世情的。但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国家定位认同感不高。
二、软实力建设的不足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定位的认同感不高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Jr.）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1990）一书中提出来的。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的概念，用以指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忽视的吸引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和利诱手段获取你所要东西的能力”。［2］他认为，软实力的来源有四个方面，即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实际上四者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文化。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不足导致西方国家对我国怀有某种消极甚至是敌对的情绪，同时也对现今我国的国家定位的认同感不高。
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存在四种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崩溃论大多时间处于边缘、唱和者寡，而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交替主导国际舆论环境。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不断提升，加之金融危机的阴霾不散、欧洲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中国定位和责任的话题在国内外持续升温。一方面，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逐渐加强，国际形象受关注度变大，另一方面，各种问题容易被放大，国情的限制和政策的短板也暴露得更多。
美国并不希望、也不赞成中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上作了《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此后，许多政治家、学者和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引用他的发明——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个表述，从而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责任论。从2007年“中美国”概念的提出到2008年“G2”词语的出现，“中美共治世界”的话题一直热议到今日。2011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主动提出将规格定位在最高的国事访问；各国媒体对此争相报道，预测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对世界的影响。［3］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正在崛起，但还不是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应该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从而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威胁论和责任论犹如硬币的两面，以交替的形式制约中国的发展：当威胁论作用不大时可以转化为责任论，而当中国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承担责任时，威胁论则开始盛行；责任论与威胁论本质是一样的，变化成各种形式对我国内外政策、行动和形象产生压力、带来消极影响。［4］最近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现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增加就业人口是赢得民心的一个法宝。继2010年9月29日，众议院以348票对79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Currenc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ct）之后，2011年10月12日，参议院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Currency Exchange Oversight Reform Act of 2011）。尽管两个法案监管在内容和程序上存在区别，但是目的相同，都将币值低估与出口补贴挂钩，从而使汇率政策贸易化，力图通过单边贸易措施威胁它国的汇率主权，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手段解决国内危机。［5］从表面看，汇率确实影响到出口产品价格的高低，但是本质是一国调整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不应该与国际贸易直接挂钩。汇率升值或者贬值是综合经济情况作用的结果，单纯的经济指标无法决定汇率水平。中美汇率争端是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两个大国在经济、法律、外交和政治等层面的博弈。就法律角度而言，国际货币领域的布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在牙买加体系下，尽管受到IMF的监督，但是各国拥有独立的汇率主权，美国的指手画脚甚至是单边制裁于法无据。三、当前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文化身份的构建
软实力与硬实力相辅相成，离开了硬实力的支持，软实力发展缓慢甚至发展不起来；相对应的，软实力的成功运用能够为硬实力“锦上添花”。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普遍的赞誉与好评，但在发达国家，中国的形象与影响则处于下降状态。如何在巩固发展中国家赢得广泛支持的同时，更好地建设、运用软实力，实现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全面良性发展，是摆在中国软实力建设领域的重要课题。［6］当前西方对中国国家地位和身份的认同感较低，关键问题不在于我国经济、军事的崛起，而在于文化身份不清。
从来源看，软实力的提出含有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当前中国软实力的研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其所含的意识形态诉求。因此，回到软实力概念提出的背景是重新定位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立足点的第一步；第二步为构建属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并使之具有全球性。［7］中国的“文化资本”还不丰厚，一方面需要对中国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通过经济崛起与文化创新共同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
软实力由政府（公）和民众（私）以文化和价值观的形式由内而外表现。作为一种“间接性”力量，软实力的强大一定脱离不了其极富生命力的本土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具有无孔不入的外在魅力。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有专家呼吁：“中国在推进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应在本国内部率先构建‘和谐社会’，进而引领普世价值的创新。”［8］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化，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警惕西方文化霸权对我们的“后殖民主义”的侵蚀；摆脱对西方文化“标签”的依赖，构建属于中华民族的理论形式和文化定义。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以“和”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外来宗教和文化改变，相反，正是有了这种稳定的心理层，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博大胸襟，如汉魏以降的佛教和明清以降的西学。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现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和”为基础的开放性话语，它能够在全球化中包容异质文化、吸纳异质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从而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和睦统一。“和”知性话语的诉求，以及皈依传统文化，目的不是要建立与西方话语对立的东方话语，而是要超越先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向多种话语共存，各种话语相互作用，但却不相互排斥。
当前，传播产业的建设也是软实力建设的一大问题。美国人用三片（薯片、芯片和影片）策略“不见血”地征服了世界。自1996年起，传媒产业已经超过所有的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9］货币（汇率）之争也反映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话语权的不平等问题。尽管世界经济格局早已是诸雄并起，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美国对世界话语权的主导仍是不争的事实，华盛顿运用话语权的技巧也炉火纯青。3年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大批银行破产、倒闭，影响波及全球。美国是始作俑者，应该称作“美国金融危机”才对，但美国早早冠之以“全球金融危机”之名，强调不只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需要全世界共同应对。从“美国”到“全球”，虽仅有一词之差，却在人们的意识中大大淡化了美国的责任和过失。［10］曾经有研究人员以2010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为时间段，在ProQuest的《纽约时报》数据库以“renminbi”为关键词，并根据标题和摘要过滤掉不以人民币汇率为重点的报道，符合条件的新闻37篇，其中直接涉及人民币汇率的部分共779句，这之中话语引述有426句，约占文本量的54.7%。通过各方话语的巧妙选择和强调，《纽约时报》为人民币议题构建了一个是非鲜明的道德框架，并在其中塑造了一个自私卑鄙的中国，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尤其是美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这不仅表明人民币汇率议题已被道德化，而且也显示了西方媒体及其主流社会评价中国的一个新趋势：在世界经济领域表现优异的中国在道德上仍是一个“他者”。［11］
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中国电影人在这方面的作为还很不够。新千年伊始，以《卧虎藏龙》为开头，到《英雄》，再到《十面埋伏》、《无极》等影片，一时间，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的高概念电影模式并经过本土化改造，作为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四大”商业电影类型，成为一种固定的生产模式。这些以全球市场为期待目标的中国式大片，在打开好莱坞市场、扩大中国电影影响力的同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票房业绩，却没有为中国形象的建构提供建设性的贡献。《金陵十三钗》在奥斯卡上铩羽而归，同样的争议也在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这部电影中，两部电影都涉及到“人性”与“民族国家”的冲突问题，却以西方人性的立场来重写那段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历史。这种普世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屈辱化”的表现手法不能准确表达中国人的形象，更是对普通民众情感的僭越。2010年，特效（3D）巨片《阿凡达》的档期和国产影片《孔子》档期“相撞”，前者压倒性的票房不仅代表了高科技的胜利，更是好莱坞一以贯之的美国价值观的胜利。两部电影之间实力的对比，可以作为一个侧面映衬当今美国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差距。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和媒体工作者进一步的努力，努力的方向首先就是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一位评论家有言：“一方面要求中国文化和精神的高端方面被进一步了解，为世界文化的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一个视角；另一方面，面临着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成功运作和国际化水准的提高。”没有后者，前者就会成为缺乏广泛基础的精英化的抽象之物；没有前者，后者就容易变成取悦和逢迎。［12］四、结语
一个国家能否最终实现振兴乃至强盛，在对外关系上，除了准确和正确的国家定位，也要提出既满足自身需求和利益，又适应国际社会普遍价值观和时代感的主张，这就需要文化的辅助和支持。软实力一直是一国综合实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正在和平发展并倡议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来说，增强软实力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文化身份的构建在当下是重中之重。如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文化国力也处在“发展”之中。让世界认可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也许是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但是每一次努力、每一部影片都是一份积累，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会从陌生到熟悉以及全面了解。国家定位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3］要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信心与坚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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