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导演伍迪·艾伦调侃哲学、政治乃至俄罗斯文学的电影《爱与死》中，一段类似的对话出现过两遍。对话的引子，是关于一个行为是否道德的这个问题。由此，两个对话者就有如对口令一样，进行了大概是这样的一段对话：“××是不道德的”；“但是道德是主观的”；“可是主观性是客观的”……接下来，对话者就开始用更多晦涩的哲学术语，无厘头式地接着对口令。比如，在这个对话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其中一个对话者说道：“道德概念隐含着实体（substances）的属性，这种属性只在关系二元性中存在。”而其回应者说道：“（但是它们）不是作为本体的存在的一个本质的外延（而存在的）。”说到这里，与第一次对话不同，其中一个对话者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我们能不能不这么多地谈性了？！”
这是我看到的对学究式的哲学最妙的调侃，也是对哲学本来是什么的一个也许是不经意的揭露。哲学问题起自日用常行。但是，很多时候，被一层层哲学术语与理论遮盖着，我们忘了或是根本不知道本来我们是要谈什么的了。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教育中可能更加明显。新中国成立之后种种运动，造成了教育的断裂。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我们很多学者不仅仅是食洋不化，更是食中也不化。并且，因为很多年唯一正确的哲学只有一种，所以其他哲学至多也只能当作博物馆里的物件儿来研究。多年没有通识教育的要求，大学里哲学也成了一项专家的学问。这种失去了土壤、失去了根基、死了的、由经常是讲者也不懂的词汇堆积起来的东西，又怎么能对学生有任何触动？这时，一个叫桑德尔（Michael Sandel；按其名字的发音，译成“散代尔”更好些）的洋教授出现了。他不是一般的洋教授，是哈佛的洋教授。他也不是一般的哈佛教授，是那里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居然可以把那些晦涩枯燥的哲学理论讲活，与我们日用常行结合起来。这样的讲座能风靡，应该也不是太让人惊讶的事情。我想，桑德尔的流行，除了“美国”、“哈佛”的光环外，除了他的口才与不错的外表，与他能让哲学直指人心的能力有很大关系。
笔者在波士顿大学就学时，也曾到哈佛旁听过桑德尔的课。不过不是后来为他赢得大名的那门公开课，甚至不是完全由他自己教的课，而是与美国知名保守派政治学家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与保守派政论家威尔（George Will）合开的。桑德尔是左派，后两者是右派。但是他们能在一个教室里，结合美国的政治，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批评对方，同时又保持着学者（或者绅士）的基本风度，不但让我这个学生受益，并且，当我想到中国的各式左派和各式自由派热衷于互贴标签，在简单化、丑化对方的基础上相互攻讦，甚至采用厚黑的手段，意图置对方于死地时，我不由得非常感慨。
当时，我对他们讲课的印象不错。不过，在我回国后，听说桑德尔的公开课在中国非常流行时（基于这门课的书的中译本《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还是惊讶了一下。上网查查，中国观众最常提到的，是他讲的“电车问题”（the trolley problem），即如果我们只能从让电车轧死一个人或是五个人中选（这个选择的情境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我看到这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中国的教育感到悲哀。电车问题，是很多美国大学哲学老师（尤其是有分析哲学背景的老师）在教通识类道德哲学课程时必然要提到的问题。可是，在中国的观众和读者中，却成了新奇的东西。当然，即使在哈佛、在美国，桑德尔还是有他的魅力。前面提到，这来自他的口才和让哲学直指人心的能力。不过，另外一点，是他一遍遍地重复教同一门课。这种做法，对提高课程本身的质量很有帮助。但是，从学术角度而言，这未免有些懒惰，或者是对学生欢迎的在乎超过了对学术本身的追求。并且，如果教的是某一本哲学经典本身，重复教授可能也可以让讲者发现新的、深刻的东西。但是，桑德尔的课程是基于现实案例，掺杂了从各个哲学家的著作中摘取的观点。重复这样的东西，恐怕有碍于教课者的学术水平的提高。
并且，用现实案例，可以让学生知道哲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源自日用常行。但是，过多局限于这样的案例（和对哲学经典的东摘西录），却有使人沉沦于日用常行的危险。可能是反感于美国主流哲学家沉溺于这样的案例与撇开经典的“独立”思考，笔者的老师罗森（Stanley Rosen）曾在课堂上调侃道，现在道德哲学家总是考虑，如果我的老婆和我的情人都在一条船上，我应该把谁推下水去。我的答案是把她们都推下水去，再换个新的。严肃地讲，这种现实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掺杂了一些哲学经典的摘录，也使得这种讨论有了哲学的味道。但是，哲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们是两千年最聪明的人的思考的结晶。对它们的东摘西录，无法让我们真正全面理解经典中的深刻思想。而理解这些思想本身，才是真正能挑战我们，让我们的思考深化的。当代美国推崇的独立、批判性思维，蔑视“死了的白人的书籍”（dead white men’s books）。其结果是讲课往往沦落为学生已有的个人成见的宣泄，因而可能是最不具有批判性的。反而，尊重经典的权威，可能最有利于培养批判性、创造性思维。
因此，桑德尔课程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对经典文本的尊重与细心。哪怕在他自己的研究中，这恐怕也有所反映。他在学界成名，是对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些基本观念（比如原子式的自我）的批判，这在后来被归入所谓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批判。但是，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社群主义”词条中，本身受社群主义训练出身的贝淡宁（Daniel Bell）指出，社群主义者对原子式的自我的批判并不适用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在《正义论》的第三部分中，罗尔斯自己其实对有助于做出正义承诺的、自由的自我（liberal selves）之形成的心理与社会条件非常重视。接着，贝淡宁不无调侃地指出，很少人读到了《正义论》这本厚书的第三部分（这一点，与这一点下隐藏的幽默，我想读过《正义论》的人恐怕都能理解——罗尔斯可能绝不算是一个文笔好的人，说话有时啰里啰唆，但是很多一流的哲学家都不是一流的作家，反过来也一样）。因此，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原子式自我（即与社会、历史、心理脱离的自为的自我）的批判很有影响，但是这一批判并不成立（桑德尔好像对“社群主义”这个头衔有抵触情绪，但是他对罗尔斯的批判之一确实是围绕着后者的所谓原子式的自我的概念）。
总而言之，桑德尔讲课方式的优点，是将哲学带入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那里。也许让我们超出生活之一般的最好办法，是再从生活回到经典，看看那些历史上最聪明、最深刻的人是如何处理只要有人就要去解决，但又似乎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桑德尔式的课程，是个有用的拐杖。但是，到时候了，我们要学会把它扔掉。
上面这些评论，是对桑德尔课程的一般评论。下面，我还想说几句针对中国读者的话。像我提到的，桑德尔在中国的流行，衬托出了我们教育的可悲处境。这里，食洋不化还情有可原，但是我们连自己的传统都忘掉了，或者是丢到了一边去，而被外人的思想忽悠来忽悠去，这更令人悲哀。桑德尔触及的，或是政治哲学的一般问题，其实我们的老祖宗都是想过的。哲学问题嘛，之所以是哲学问题，就是要超越时间与地域的。如果一个问题只是一个时代的人、一个地域的人在想，那它就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特殊的文化与习俗。比如，桑德尔在其学术研究和公开课中讨论很多的，是对原子式个人的批判和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而中国的儒家的一个重要认识就是人的社会性。这种认知，是桑德尔整个政治哲学体系的基础。桑德尔在他的《公正》一书的第九章里，讨论了个人是原子式的还是社会性的问题，并由此引申出了很多疑难，比如一个人是应该将对家庭的关爱还是将对国家的忠诚放在前面。这个问题，也恰恰是儒家有过丰富讨论的问题，并有着与西方近现代主流学派不太一样的思考。从《论语》中关于亲亲互隐的讨论到《孟子》中关于舜与其父、其弟、其国之间关系的种种辩难，乃至《孔子家语》中对曾子与其父曾点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孔子对舜与其父关系的评论等等，与《公正》第九章里的讨论既有关联，恐怕又深刻得多。这些问题的细节，我不能在这么短的一篇文章里讨论。只是很一般地讲讲，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主流的倾向是将家与国，或者更一般地讲，私与公，表现为一种截然对立，再在这种对立中，做一个原则性的优先选择。儒家当然也明白私与公的对立，但他们也意识到私于公的正面作用，即所谓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我们只有自己爱财爱色，才能理解别人也是爱财爱色。我们只有爱自己的父母子女，才能理解别人类似的情感，并从我们的自然情感中外推到他人身上，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儒家希望，用这种公私的互补，去克服公私的冲突。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学会对冲突各方排序。但是，儒家又不觉得有一个现成的序列，而它只能从现实摸索中求得。这使得儒家能在特殊情境与一般原则之间找到中庸之道。这些想法，对当代主流的公私对立思想以及对现成原则的过度强调，都是一种很好的修正或替代。比如，在《公正》第九章里，桑德尔提到了民族主义与博爱之间的矛盾。在当今的中国，也颇有学者强调民族国家的思想是现代化的标志，意图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以前的国际主义思想对抗。但是，这恰恰又是忘了传统、盲目模仿西方的一个例子。这是因为，儒家乃至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恰恰试图超出这种对抗。那种基于民族国家的、以国界（民族）划界的敌我分明的权利政治（realpolitik）显得太过冷漠，并将国与国的冲突永久化，而基督教式的博爱又显得太过幼稚与空想。与此相对，儒家承认一个人对本国的关爱超出对外国的关爱（即等差之爱）的正当性。同时，人之所以为人，恰恰在于我们有不忍人之心。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罔顾他人的利益，即使我们可以苟活，但我们就不再是人了，而是恻隐之心泯灭了的禽兽。因此，我们就必须对外国人也要有关爱，而不是将他们当作我们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笔者多次说过，儒家的这种方式，比民族国家的想法更理想，但是又比基督教式的泛爱更现实。“华夏”至少从先秦思想家孟子开始，就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中的血缘概念。它比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更具有包容性，这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能吸收、同化很多狭义上的民族的基础，通过这种柔性的文化扩张来达到天下大同。这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世界政治的独特贡献。但现在，却有着被东施效颦式地模仿西方中，又被湮没的危险。笔者只能希望，我们能够脱离那种忘了祖宗却又食洋不化的尴尬境地，自信地回到自己的传统。在当代与西方两重参照下，真正地明白中国传统的独特之处，以对世界政治做出我们的贡献。在这里，最中国的，与最世界的，就可能找到了汇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