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中国的地缘环境形势严峻，又恰逢中国崛起的特殊敏感时期，加强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安全研究理论、内容、尺度和视角四个维度转向的梳理，提出国际安全研究由经典现实主义安全研究向理性主义安全研究继而向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转向，由军事、政治领域为主向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拓展，由国际层面向上延伸至国际体系和向下延伸至个人层面的层次的纵深，以及由安全的客观性向安全的主观性以及主体间性的属性的完善。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即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应实现研究理论的特色化，研究内容的宽泛化，研究尺度的层次化以及研究视角的“三维化”，形成一种新的中国地缘安全分析框架。
关键词：地缘政治；国际安全；地缘安全；研究转向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02
引言
中国疆域广阔，海陆边界漫长，邻国众多，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8个近海临国，复杂的边境关系，不同的民族特征，都加大了中国周边地缘环境风险。这决定了中国周边地缘安全形势长期以来异常严峻。放眼全球，周边有俄罗斯、日本、印度、东盟等强大的地缘制约力量，相隔太平洋又有美国的战略觊觎与地缘遏制。除了中韩苏岩礁之争、中印领土争端、中日钓鱼岛之争、中日东海大陆架界限划定问题等直接冲突的威胁之外，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朝鲜半岛核危机、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岛屿之争等潜在冲突也同样加剧了对中国的地缘安全的威胁。这种复杂的地理特征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有着机遇与威胁并存的双刃剑效应。
古往今来对于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的研究不乏其人。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时代感缺陷和研究视角的偏差，无法满足中国当今崛起之下的“维权、维稳、合作、发展”的外交需要。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中国地缘安全研究受制于传统安全意识，并依托西方早期的政治、军事安全研究理论进行地缘安全评价与分析，缺乏一套有效应对当今中国地缘安全挑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1，2]；（2）从研究内容层面来看，大多学者将地缘安全议题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3-5]，少数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至跨界民族问题[4，5]，而对于地缘安全中的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则很少涉及；（3）从研究尺度层面来看，不少学者从双边或者多边国家地缘环境关系入手，探讨彼此间的国际关系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并探寻安全困局的解决之道[6-9]，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尺度，而很少考虑次国家和个人等较低尺度或者全球乃至整个人类等较高尺度[7]；（4）从研究视角来看，大多学者都是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进行地缘安全评价分析，忽略了安全属性的主观性和主体间性。例如孔令杰等分析了“颜色革命”的蔓延、“民族分裂势力”的扩展、核武器的周边扩散以及中国周边地缘争端的连锁反应等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的影响[8]；赵干城则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入手，对中印两国关系进行初探，指出两国就安全关系现状建立定期战略对话机制的必要性[4]，而针对国际规范、国家身份等主观性因素以及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的“主体间性”对地缘安全影响的研究则较少。所以，面对这一复杂局势，探讨国际关系学中的安全研究的转向对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向
国际关系学对“安全”的研究一直不是很完善。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Barry Buzan）也指出，“安全”是一个发展得很不全面的概念，也是一个本质上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9]。所谓“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是指它不仅存在着“并存使用”的问题，而且还因为它在含义上是宽泛的、可自由回答、模糊的。这正如赫尔格·哈夫藤多尔所言：“对安全是什么、如何被定义和什么是其最相关的研究问题，没有共同的理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冷战的结束，国际秩序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安全困境（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对峙局面）结束了；第二，相比较而言，更复杂和难以应付的威胁（例如环境恶化、经济崩溃、核扩散、种族冲突等等）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国际安全研究围绕安全研究涉及的主体、威胁来源、安全领域以及实现安全的手段这四个基本问题，在理论、内容、尺度和视角方面均呈现一定的转向。
1.1 安全研究的理论转向
安全研究探讨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安全观也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特征。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战结束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批判安全研究[10]。
传统安全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第一，国际社会是充满了竞争和冲突的无序社会，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第二，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安全和生存是其基本的利益诉求，因此经典现实主义始终贯彻实力界定安全的原则—没有权力，国家就无法确保其生存和安全[11]。由此可见，传统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这一战略层面[12]，研究领域限于政治—军事领域，以战争为焦点，以外国威胁为主要威胁来源，以重视专业军事技术的现实主义方法为核心路径，由于这类研究所包含的敌对军事力量之间互动的驱动因素有军备竞赛、军备控制、技术发展的影响等，因而有着将复杂现实过于简化的潜在风险[13]。冷战结束后，传统类型的经典现实主义安全观遭到激烈的批判：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军事领域，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非军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过分专注于美苏关系等全球战略问题，而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研究视角过于单一，仅局限于核问题等少数问题，而与安全政策如何与外交政策目标相匹配等宽泛问题相偏离[14]。